一本书的命运

    写这本小册子，大约花了四十多天;将它变成印刷符号，却用了整整四年。

    1988年秋，我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认识了成都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闲聊中谈到了这个选题。对方很感兴趣，嘱我马上动笔。写成后，他大为赞赏，答应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谁知后来事情起了变化，据说是他们的主编特别讨厌弗洛伊德，让我将书稿中关于弗氏的文字通通“消灭”，方有可能pass，由于当时正全力以赴做博士论文，此事便搁下了。

    “积压”的产品，总得想法推销出去。问了几家出版社，回答都是:大作的确是很学术也很可读，但眼下扫黄扫得紧，恐怕难得通过。这话虽自相矛盾，但编辑们的苦衷却不难理解。

    去年夏天，供职(海口晚报》的余金彪同学来汉，谈起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伟民教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建议我将书稿给伟民师，请他推荐到海外。伟民师是我在华中师大读硕士学位时的指导教师，看到拙稿后，给予热情褒奖，并推荐给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没想到，不到半年，校样就出来了。倘若不是伟民师大力引荐，这个稿子还不知要在抽屉中沉睡多少年。衷心地感谢伟民师，感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也感谢金彪同学。

    我是治魏晋六朝文论的，受刘腮的影响很深。彦和著《文心雕龙》，基本的方法就是“孽肌分理，惟务折衷”。我将这种“折衷”，拿来批判(金瓶梅》的“色”。《金瓶梅》的作者，要以一本“纵欲”的书，曲达“禁欲”之旨。苦心孤诣，后人谁知?心理学认为，性，是人的基本焦虑之一。中国人的性心理，总是在“纵”与“禁”之间荡秋千.永无止息，难得平衡。我在“瓶”中审“丑”，倡导一种性行为性意识的chastity境界。是耶，非耶，读者诸君自有公论。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人类的文明，总会进化到那一天:人们可以公开地讨论“性”。这些年，大陆学术界，“公开讨论‘性’(包括《金瓶梅》之性)”的文字，已时有所见。但是，将零星的讨论，建构成系统的学问，并且使这“学问”对人们的性意识性行为有一种指导意义，则有待时日。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性科学”，这倒是可以写一本大书。

    伟民师于百忙中为拙著赐序，学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