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话传统

    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顾问张维祯同志，对我国工运的切身体会.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记者访问了东北职工所熟悉的首任东北总工会副主席张维祯同志。张老虽已年近八旬，却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当他谈起53年前曾亲自参加过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竟兴奋得有如童稚一般，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丝毫没有倦意。记者全神贯注地聆听了张老讲述的工运传统，以及他对东北职工的希望。

    张老说:“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我国工人阶级，是被压在最底层的。他们不仅受国内资产阶级的盘剥，而且还直接受外国资本家的压榨，所以，革命性最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由于没有党的领导，斗争屡遭失败。自从有了共产党，才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

    1925年I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和通过了《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与教训，决定将职工运动的重点放在铁路、矿山、海运和纱厂工人中去.并特别注意上海、汉口等地区的工作，把这些工业发达的地区搞好，为全国的职工运动打下基础。这年5月，党派我来到上海。当时，正是中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进行激烈搏斗的时刻。黄浦江上停泊着外国的军舰，各国的租界占据了市的中心地带，外国资本家的工厂烟囱林立，贫民区拥挤着全国半数以上的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看到这个被帝国主义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创伤累累的大上海，内心充满了优愤。我来到老怡和纱厂担任党支部书记，中心任务是通过工会组织工人罢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全厂职工6000多人，100多名党员，200来名团员，党称誉我们是模范支部、模范工会.1927年，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上海工人曾发动三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没有经验，第一次武装起义没有成功;而且在第二次起义前，我们正召集一百多人的会议研究计划时，不料被一个绰号叫‘小滑头’的特务到巡捕房告密，使到会的人全部被捕.后经各厂工人坚决斗争，才把我们释放出来。

    第二次起义，我们厂的工人参加了沪东区大罢工的行列。正当我们在韬棚路底开大会，等待后来参加罢工的弟兄们时，有人发现了那个‘小滑头’又出现在老怡和工厂门口，‘来者不善’我们将计就计，把他诱到韬棚路底。当他在会场刚一露面时，四处就响起了:‘打倒汉奸，打倒走狗’的怒吼声，并当场宣布了他的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全沪东区3万名工人的罢工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新怡和纱厂，老怡和纱厂、申新五厂等10多个I一子的工人一齐涌向郑家木桥，汹涌澎湃势如潮水，有些警察吓的扔下枪就跑。可惜，我们那时没有经验，谁也不去拿，等到瞥察队回头反扑时，我们的队伍就被冲散了。这次武装起义。本来事先已和浙江省长夏超约好起义时间，到时向上海进攻，可是他没有履行诺言，我们又失败了。这次虽没取胜，但是枪毙了‘小滑头’，对群众情绪鼓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