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遥远的东方有着美丽的、广阔无边的草原,巍峨峻峭的高山,碧绿的小湖,小巧玲珑的花朵,止不住的狂风。还有一条长长的江、这条江把“天上掉下来的天堂”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叫南方,一个叫北方。
大龙活了很长时间,见到了一切的美,可老觉得不完全,好像这些美都缺少什么东西。是的,这块土地上缺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人。因此,大龙找到了王氏两个兄弟和张氏两个姐妹,让他们结婚,把一对夫妻送到长江以北去生活,把另一对送到南边去了。王大跟他媳妇一直往北走,王二跟媳妇一直往南走,走了不知多长时间,才找到自己心爱的地方,盖了房子,种起了田,生下了孩子。
王大与王二早就与世长辞了,但他们儿女的儿女已经有了无数的儿女。久而久之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使王大与王二的后代有所不同,王大他们种的是玉米,收玉米的时候需要胳膊长的,个儿高的;王二他们正好相反,到收稻子的时候,需要个儿矮的。因此,北方人高起来了,南方人矮了一些。
北方经常刮大风。为了保护自己的媳妇与孩子们,北方的男子汉都有着宽阔的胸脯;南方的呢,为了不遮住太阳有着比较矮瘦的身子。
王大与王二踏上大地已有好长时间。
南方人,北方人,有的离开了本地,找别的地方去了。
有一天,北方的李大与南方的苏三同时到了河岸:李大看见南岸有人,莫名其妙,看了一会儿,然后喊了一句:“喂,你是谁啊!”两个人之间隔着波涛澎湃的大河,结果呢,苏三没有听清楚,他也喊了一声:“你是谁啊卫”但没有得到回答。两个人喊了半天,直到快喘不出气的时候,才懊丧地回家了。回家后,向本地人诉说,本地人都耸了耸肩膀,表示不知道怎么办。
难道一条河能分开远房亲戚吗?
过了几天,李大和苏三都梦见了大龙,大龙对他们俩说:“想彼此了解吗?只有一个办法。你们动员全部人到河岸去。到了,你们就得找个大神仙石,找到了石头就没问题了。”第二天早上,他们给大家讲了梦见大龙说了些什么。北方人与南方人都跑到河岸去了,找啊,找啊,终于两岸的人各找到了一块大神仙石。石头上大龙给他们写了怎么学好汉字,用上汉字,使他们能够互相来往。
南睡席北睡炕
就这样,南北开始互相来往了。
苏三从北方回来后,给大家讲了他在北方经历过的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他说,他一过长江就觉得冷。人家给他穿了他从未见过的一件厚厚的大棉袄,再往北,他就戴上了围巾,鼻子冻得不知往哪儿搁。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小村子,一看村里的所有的人家都围着大灰墙,家里很暖和,原来屋子中间有东西生着火,怪不得屋里那么热!他们大米吃的很少,大部分是玉米面儿做的东西,吃饭的时候很热闹,热闹到两个人都打起来了的程度,说是玩笑开得太大了。
苏三说:“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了,人家让我去睡觉,还让我躺在一个生着火的炕上,我拒绝时,主人笑得肚皮都快破了,我在地上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向主人提出了回家的事。”
李大也到过南方,回家后给家里人讲:“我一过长江就感到了莫名其妙的热,热到什么程度,我把上衣都脱了。我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了一个村子。村子呢,是水上的村子,水上有船,船就是他们的家。有人请我上船,请我吃饭,我吃的都是大米,我告诉你,不管吃多少,老吃不饱。他们虽然穷,但房间扫得干干净净,家具不多,但一切显得小巧可爱。到了该睡觉的时候,那可是永远忘不了的,地上铺的是草席子,一躺下,无数的小虫子乘机进攻,痒得我浑身哆嗦。我顾不得收拾东西,顾不得跟主人打招呼,就跑回来了。”
天呐!我从来就没有保留收据的习惯。在中国,我领了工资便往抽屉里一扔,有钱就拿,拿完了就等下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我虽不很富,但也不为花钱操心。现在,我必须人乡随俗,把买东西的收据像钱一般地收好,绝对不敢像过去那样潇洒了。
我认识一对结婚不久的夫妻,俩人都有一份收人不错的工作,又没小孩,婚后游山玩水,得空就去滑雪、潜水,到报税的时候,女方哭丧着脸对我说,也不知怎么搞的,还要向国税局补交一万多美元的税!
她还好哎,只是补交钱而已,而我的另一个朋友可惨了,惨到差点没饭吃!
绝不夸张:他是个法国人,医学博士,“绿卡”族,在某家大学搞科研。几年前他丢了钱包,“绿卡”、信用卡和社会安全卡通通丢光。他以为报失后补上“绿卡”便万无一失,谁知,两年后国税局告他买了一栋百万住宅没有报税要罚款。他不服,申辩该住宅是他人盗用他的名字购买的房产。可是屋主已逃之夭夭,无人能证明他是有意逃税,还是被人陷害,总而言之,法院裁定在提出充分的证据之前,他要按逃税者的规定交纳罚金。多少?以他的工资累计,每月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国税局还要交一辈子!现在他仍早出晚归地工作,但是工资都不经他的手就转到国税局去了。幸好他有个女友支付他的生活费用,否则......他女友常开玩笑地说:否则他得睡到大街上去了!
顺便提一句,他们之所以同居多年而不结婚的原因,不是不想白头到老,而是一旦结婚,女友的钱也要替他还税款和罚款,所以,为了生存他们只好避重就轻。
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虽说许多美国人选择同居的方式是出于感情的缘故,但是因为经济原因的也不在少数。例如有些夫妻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共同生了几个孩子,俨然是-个完整的家庭,然而,他们就是不肯结婚,因为单身妈妈可以免除许多税收,享受许多福利待遇。
浪漫吗?潇洒吗?
在美国,赤贫如洗的人也不在乎报税。没有收人怎么报税?他们不但不需要交税,反而是税收的获益人。政府发给他们的食品券和医疗保健都是从纳税人的钱里拨出来的,所以,许多不堪税收重负的美国人常常喜欢用这句话来调侃自己:想潇洒?去做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
有人统计说,美国有10%的富豪;10%的穷人;80%的中产阶级。不言而喻,中产阶级承受的税收压力最大。特别是有薪阶层的人,每个月的收人明码实价,即使想逃税漏税,也没空子可钻。
美国税收虽说铁面无情,但是也不是不讲道理:你挣得多,你就多交税;挣得少就少交税;你有能力买房子买地,你就有能力付房地产税;你能到餐馆吃饭,就不会在乎那15%的附加费。总之,美国的税收政策是在维护人们基本生存的前提下产生的,税多、税少是以生存还是享受来决定的。所以,在美国食品不上税,糖果、烟、酒却比普通的日用品的税还高。举个例子,你去一家“超市”买菜,原本是想买些生菜和西红柿回家做“沙拉”,但是,你见旁边有卖现成的“沙拉”,于是你改变主意,买一盒现成的“沙拉”免得你回家洗菜的麻烦。同样的东西,你不仅要多交一份手工费,而且要多交一份税钱—买菜回家做,是为了生存需要,没有税;买现成的菜吃是为了享受,就要多付出一些。
不合理?合理?
合理不合理,美国的强盛都由美国纳税人在支撑着—政府机构的井然有序,执法部门的铁面无私,国防力量的强大以及国民水平的提高都证明纳税人回馈于社会的贡献。
去年到加拿大一趟,再回美国时我已对美国的税收标准没有怨言了。在加拿大,不仅普通税收比美国的高出一倍,就连必须回家做的食品也要交巧%的税。因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吧!
来中国之前,我听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贫穷落后的国家。我心中充满了好奇,很想亲眼看一看这个神秘的国家。
1992年春节,我终于有机会和丈夫一起到中国来,我们到海口和三亚玩了一周。三亚地处气候温暖湿润的亚热带,那儿植物茂盛,街道两旁长满了粗壮高大的芭蕉树,海边一年四季都有人游泳。这些在韩国见不到的亚热带风光使我兴奋不已,难以忘怀。海口是一个新兴的城市,那里高楼林立,处处一派生机,充满了活力。这次中国之行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那年夏天,我们又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耽搁了一天后,便南下去桂林,桂林那甲天下的山水确实名不虚传。那儿山清水秀,交相辉映,那种景色真是美极了。
中国不仅风景优美,中国人民也十分热情好客。记得去年11月,因工作关系,我和丈夫又来到中国,先住在北京。当时正是冬天,我没出去玩儿,谈不上什么印象,只是觉得北京的气候太干燥。四月,我们迁到天津,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并且交了一个中国朋友陈太太。有一次她请我们吃饭。吃饭前.先端来一盘西瓜,让我们吃,吃饭时,又摆r一桌子菜,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多吃。我肚子吃得胀得不得了,简直一口也吃不下去了。这时陈太太又去做了一大碗汤。那天我吃得实在太多了,第二天都没有吃早饭。其实,我们韩国人也很好客,但比起中国人来,恐怕还要略逊一等。
来中国以后,我还发现中国妇女的地位很高。那次在陈太太家,她一直坐着陪我们说话,而她丈夫却跑里跑外地忙着采购、做饭、端茶、送水果,一刻也不闲着。陈太太只是到最后才去做了一碗汤。在韩国。男人进厨房是丢人的事。中国的妇女真幸福!
虽然我来中国的时间还不长,有许多情况还不太了解。但是耳闻目睹使我深深地感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热情友好的国家,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她。我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亲眼看到中国的真实面貌.重新认识中国。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文坛进人了“散文时代”,看报纸翻杂志逛书店进图书馆……随便拿起一种印刷品,都能读到散文。
然而,置身于散文创作的“繁荣”与“热闹”之中,我却有一种“这儿的文坛静悄悄”之感。长长短短的散文,大多是各说各的:你说你的厨房我说我的书房,你说你的女友我说我的太太……文与文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缺少沟通,缺少争鸣,缺少碰撞,不见思辨之火花,不闻激情之声响。
偶尔,也能读到一两篇与人争辩的散文,却迟迟不见“被争辩者”的回音,一个巴掌未拍响,颇有喜剧色彩;有时也弄出悲剧:南方一家报纸刊载一篇杂文,指出某教授史料征引中的讹误,优虑“如果让这样的教授指导博士……”这位教授后来果真未能当上博导。
本来,散文(包括杂文)创作中的争鸣,是一种正常的文学现象。问题是,经历过“革命大批判”的“洗礼”之后,“争鸣”一词的外延,同时朝两个方向泛化:一个是意识形态方向,一个是伦理道德方向。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各自的权威话语,作者与读者,常常有意无意地以权威话语为坐标,来测定文本的位置:偏左?趋右?犯上?媚下?久而久之,人们对“争鸣”,便形成一种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恐惧。
争鸣不仅被泛化,还被曲解。本该是平等的对话,自由的讨论,却常常衍为或者被视为人与人的交锋乃至人对人的攻洁。争鸣,于是又成为“以文罪友”的误区,成为人际交往的畏途。
净谏与交友,实则可以并行不悖—此类例子古今皆有。
我国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先从事高技术开发,并且具有相当科技攻关能力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为进一步发展高技术研究和扩大高技术产业奠定了基础。这些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建立起初具规模的高技术产业,培养了一大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专家。这支队伍精干、优秀,具有开拓的创新精神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术优势。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技二、取得了一批高技术攻关成果。例如,依靠自己设计制作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多种类型的人造地球卫星;建成了原子能反应堆、回旋加速器、正负电子对撞机;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研制成功了通用计算机、大型和巨型计算机;完成了人工单性生殖和世界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核糖核酸,等等。 三、制定了发展高技术及产业的基本对策和框架,为进一步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确定了目标。
四、在19ss年进行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观念、商品化观念逐渐深人人心。一大批科技工作者走出实验室,办起了新型的科技实体。据1988年春天统计,有3E 万科技工作者走上与经济结合的道路。这些科技工作者中,有不少从事高技术开发。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科技实业是一个典型代表。1987年中关村的微机市场,销售额达到 9亿元,工业产值2亿多元。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深圳科技工业园、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上海槽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技术、新技术开发区逐渐建立。这些都是我国的有利条件和优势。 如何充分发挥我国的科技优势,推动高技术及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为此需要通过改革,创造适宜的环境,形成高技术及其产业蓬勃发展的“大气候”。 发展高技术需要一支有志于高技术、新技术的科技队伍。
这支队伍不仅要有攻关能力,而且要有市场经济观念,熟悉国内外市场,善于经营,敢于冒风险。现在,我国有了一支几百万人的科技队伍,但其中的许多人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能够从事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人数也不多。这需要从工作和生活方面为他们创造条件。 高技术需要高投人,资金是一个大问题。眼下,让国家拿出大量经费来支持高技术研究,建立高技术产业,是难以办到的。这就需要开辟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中型企业如果能够改变运行机制,在高技术方面进行投资,将会大大地推动高技术的发展。 发展高技术还需要打破部门隔裂的体制。发展高技术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不是某一个部门、少数人的事,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同心同德,共同协作,相互支援,才能使我们的科技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写于1990年7月
中国士大夫的女性人格
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男性具有女性人格,反之亦然。荣格将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称之为男性的阿尼玛(朋1阴)。一位中国学者最近撰文,专门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阿尼玛”—(臣妾意识与女性人格)
中国历来讲“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大老爷们主宰沉浮,何来女性心理?问题就出在“三纲”里头。文人士大夫,在男女、夫妇的关系中,他们是阳;作为人子、人臣、他只能属阴,“臣妾”一词,颇能说明他们的尴尬处境,孝子事父、忠臣事君,与女子事夫别无二致。男子需以阳刚为美;然而,除了专制君主,哪一位男子能真正地实践这种美?孟子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为大丈夫的人格标准;然而,社会文化又处心积虑地要使“大丈夫”们丧失阳刚骨气和人格自尊。一位士人,其实现自我的期望值越高,其“阉割情节”就越严重。司马迁“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之叹,渗透着强烈的屈辱和悲愤。
士大夫的臣妾意识与女性人格,外化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性智慧和女性逻辑”(林语堂语),前者指作品艺术风格的阴柔之美,后者指文学设计上的“自拟女性”。“自拟女性”始于屈原,在作者与君王之间,作者是与其他女人争宠的美女;汉代司马相如作《长门赋》,将屈子的“明喻性”拟女性改为“暗喻性”,赋中陈阿娇,成了作者的化身,并被抽象为一种失意文人的典型。魏晋文人崇尚女性美,傅粉、施朱、薰衣、佩香囊……曹植的(洛神赋》、《美女篇》更是以其敏感、细腻、幽曲、深微的女性心态,写出“臣妾”的骚动、痛苦与幽怨。唐以后,文人心态进一步软化,豪爽如李白,也是“十首九首妇人酒”,即便是一生不做妇人诗的王安石,在宋神宗对他“眷顾稍衰”之时,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君难托》,以“拟女性”方式抒发其悲凄。时至明清,作家的女性人格,表现为不少的长篇小说和戏曲中的男主人公具有明显的“阿尼玛”,如贾宝玉、西门庆、张生、柳梦梅,等等。纵观中国文学史,正是社会文化、伦理宗法、专制政体诸种原因,最终铸成了士大夫文人的“女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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