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师大附中二三事

    我的中学六年是在师大附中度过的，每当我回忆起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时，总是久久难以忘怀，无论在政治思想上或是在学识上，她都给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认为:现在我所以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一点贡献，很大程度是师大附中老师们对我教育的结果。

    我在师大附中学习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学校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奴役的，许多老师在讲课中只有间接地或明或暗地宣传抗日爱国主义思想，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后一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教学的干扰和影响，许多教师和学生在不满国民党当局的情况下，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保证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由于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发扬了“正正堂堂”的优良校风，因而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或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被社会公认:师大附中是全国第一流的中学。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教学的干扰，全校师生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不少的活动，兹举二例:

    1944年上级向学校派来一个日籍教官，担任我们教学班的日语教课任务，实际上这个日籍教官是来监视学校活动的。他的名字叫三武达，对待学生非常蛮横，谁也不敢接近他。有一次，全班同学为了反抗这位教官的奴化教育，联合起来进行了一次“示威”，在三武达给大家讲课时，由一人带头，其他人紧跟，在自己的座位上用力跺起脚来，霎时间，嗯嗯声响成一片，而且一阵高过一阵，这下可把这位教官气坏了，他立即停止了讲课，在大骂了学生一顿之后，一定要捉拿跺脚的元凶。于是对同学一个个地询问起来。由于大家事先已经研究了对策，对三武达的询问，不是不吭声，就是说“不知道”，一直到下课钟响了，三武达教官也没有问出结果来。到了下午上自习课时，他又把我一个人叫到他的宿舍(当时我是班长)，对我软硬兼施，想从我的身上问出个究竟，我还是回答说“不知道”或是说“真的不知道”。最后，他在无奈中停止了对我的追问。就这样，全班学生终于取得了一次胜利。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次集体行动是怎么一回事，也了解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是一位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刘毅同志。

    刘毅是我们班上一个好同学，大家都喜欢接近他。解放后他在航空工业部工作，后转人民航局任第一研究所副所长，遗憾的是他已于三年前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来怀念这位全班最小的同学吧!

    还有一个例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已进人高中一年级，上级为我们派来一位新地理教师，在听了他的几次讲课之后，大家一致反映，讲课水平较差。而且在课堂上大谈反共言论，说“我是国民党市党部的人，谁要宣传共产主义言论，我是不会客气的。”大家通过观察这位教师的讲课情况联系他的言论，觉得这位地理教师是很难称职的。我当时担任本班班长，就找了几个同学商量，我们都觉得有责任向学校领导反映。于是我找到了学校的李滋九主任(即校长)汇报了有关地理老师的情况，李主任当即表示:“这不像在师大附中教书的。”过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位地理教师就被免职了，换来一位我们非常敬爱的张恩获老师。张老师在地理教学上很有特点，特别是趣味性，他把地理课讲成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不但容易记住而且日久不忘。更使大家尊重的是张恩获老师是一位有名的抗日斗士，在日本侵占北京时期他曾被日本人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放了出来。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师大附中的领导，对于教学质量及效果是极为重视的，凡是不利于教学的言论或不称职的教师都不能在学校立足，形成了一整套提高教学质量的作风与管理制度，也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师队伍，胜利地完成了各个时期的教学任务。当时的一些教师既在师大附中教书，又在大学兼课，如语文教师张鸿来，化学教师符琴仿等。也有些教师后来完全转人大学任教，如数学教师吴越千，还有音乐教师王绍先，后来升任了师大音乐系主任。

    从以上两个事例说明，师大附中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不愧为我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也排除了各种干扰和影响，保持了优良的校风和较高的教学质量。我们极其高兴地看到师大附中已经为祖国培养出成千上万有用的人才。我们热烈地祝贺师大附中成立9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