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跨过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俄罗斯，穿越十月革命，笔直的走入劳动大众主宰的社会主义世界。他很幸福地亲自接触到最多采、最多变的历史风景，他的大半生的流浪生活使他能够积贮最丰富最现实的创作题材，前辈(如坷罗连坷、契诃夫等)的文艺指导和旧俄的写实主义艺术传统使他在创作生涯中获得了不少便利。
因此，高尔基能够用大部分精力描绘他亲历的俄罗斯巨大转变的画卷(他的自叙传三部曲和巨著《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其他小说戏曲等都是俄国社会动乱的真实史画)，他的多产的创作生涯和他所处的特异的社会生活是联结得不可分开的。
但鲁迅是生长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背负着吃人的封建社会僵尸的苦难国度，是一个饱受着异族欺凌和帝国主义践踏的愁惨国度，同时也是一个酝酿着叛乱、复仇和起义的革命国度。他不断在顽石般的旧社会残骸之下挣扎着，搏击着，不但要击退周遭吞噬人民大众的黑暗势力，而且要挣脱那网住他自身的古老传统。他的教养环境和生活圈子使他长时期不能找到战伴，而不能不寂寞地作孤军的困斗—直到晚年，他才寻觅到了步伐一致的战斗队伍—因此，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浮泛着浓厚的渴望光明的忧郁色彩。
正因为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中国民族的多难和战斗喊声的稀微，一使热情的他不能支出很多时力从事长篇巨制的创作，而只有选择最善于直接攻击黑暗和打开民族血路的武器来冲锋陷阵，这就是为什么杂文成了他最主要最精炼的写作体裁的原故。中国急迫的民族革命和苦难的大众生活在精神上需要鲁迅式的白刃战，正象俄国的壮丽战斗场面和漫长革命行列在精神上需要高尔基式的壕堑战一样。
(自然，鲁迅也是主张壕堑战的，他劝青年“常抗战而自卫”，就是此种战术的说明;但鲁迅的社会杂文的确是最便于短兵相接的武器;高尔基有时也作白刃战，他也写过许多尖锐的社会论文，但他的庞大的艺术制作是大众进行壕堑战最好的武器与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