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日本访问有感

    11月23日，应日中青少年旅行财团的邀请，我校五名学生在金校长的带领下，和一位随同翻译于阿姨，赴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交流。

    初到日本，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绿!尤其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大西北的孩子来说，这绿树成荫的世界实在堪称“世外桃源”。我们尽情地畅游在这梦幻般的绿色世界，不得不被日本干整洁的环境所折服: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几乎看不到一堆垃圾，甚至一片废纸;在日本逗留七天，我的皮鞋从不沾灰尘，而鞋底反而变得黑亮起来，更令我们惊讶的是:街道上从未看见过有环卫工人或者清扫车。我想起在日本广岛亚运会上，四万人的会场竟没有一张废纸，各报刊杂志纷纷报道—“可怕的日本民族”。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总觉得难以置信，现在，我终于被眼前的一切说服了。

    日本人热情周到的服务更令我叹服。在岛根的出云市参观“出云大社”时，不料天降小雨，这里的负责人勿忙抱来雨伞，亲自送到我们每一个人手里，让我们好生感动。在东京购物时，我们中的一位同学用英语询问一件商品的价格，见那售货员一副不知所云、抱歉的样子，他便走开了。可售货员立即拨了个电话一位懂英语的服务员便匆忙而至，问这位同学需要什么帮助，弄得他有些受宠若惊。还有一次，我们到一家快餐店吃早饭，看到门前立了个牌子，写着“9: 00 x x”便知还没到营业时间。可是正忙于做开业准备的服务员见到我们急忙把门打开，笑脸相迎。她抱歉地说了句什么话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翻译告诉我们，她说:“实在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我们面面相觑，觉得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太可笑了吧!的确，日本人的一些行为起初是令我们发笑，让我们大惑不解的!

    在我们访日期间，那里正值秋高气爽，天气也还暖和，可在人群中不时发现几个戴着大口罩的。我们很奇怪—这该不是日本人崇尚的一种潮流吧!后来才得知，是一些得了流行性感冒的人，为了不传染给别人，出门时就戴上口罩。还有几次乘地铁，见许多座位上的乘客都把双臂在膝前交叉，并弯腰把头深深地埋下，我们同样感到诧异。最后才明白:为了不把自己睡觉时的“丑态”暴露在众人面前，他们便以这种姿式在途中休息。

    日本人总是行色匆匆，尤其在上下班时间，便会看见一大群人奋力奔跑着去赶坐地铁—那气势不亚于一场激烈的赛跑!若让日本人为你去办一件事，尽管你并不着急，他也会一路小跑，以最快的速度妥善地办完，末了还要说一句:“让您久等了!”也许正是这种马不停蹄的生活节奏加上高效率的工作方法，才使这片资源极其贫乏的土地发展成为排在世界前列的工业大国。

一张旧照片

1937年8月28日，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像饿狼般扑向上海上空狂轰乱炸，仿佛那些可怜的人们，低矮的房屋就是它们的食物一般；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到处都能听见“轰隆－－轰隆－－”的爆炸声，整个上海一片混乱。

上海火车南站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刚满三岁的小男孩准备到乡下的姥姥家去逃难，刚上火车；一架轰炸机突然来到上海火车南站上空，扔下了几颗重磅的炸弹，只听见几声巨响，南站瞬间被夷为平地。空中弥漫着一股股刺鼻的味道……

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受伤，那个妇女将男孩往旁边一推，自己却倒在了废墟中；那个小男孩不知所措的坐在一边大声哭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您不是说好待我去姥姥家的吗？”他喊了无数遍，都无人回答，他不知道他的妈妈已命丧黄泉了，而他却与死神擦肩而过。

上帝还是眷顾他的，让一位好心的妇女收留了他，这位妇女对她很好；教他认字，教他自理。渐渐的他长大了，但他永远忘不了1937年8月28日那一天，因为那天他失去了自己最亲的人！

难忘的久留米

   以杜鹃为市花的久留米市，位于日本九州北部，是日本南方的一个小城市，它既有杜鹃花那样的秀美，又有2000多年日中文化交流的历史。据说:在这里“是从中国传来的”，已成为人们在谈到宗教风习和文化设施时的口头禅。我们《当代工人》杂志社代表团，不仅是因为慕名它的环境幽雅、更是为了追寻中日传统的友谊，于6月中旬来到这里访问的。在4夭的访问中，我们深深地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中，所见的每个人都对中国充满深厚的情谊和向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亲切之感。无论到田中制作所参观，还是去月星化成株式会社(生产各种新式胶鞋)采访，领导人都不厌其烦地向你介绍.原来，我们认为田中制作所生产的小型农机具，不在工人刊物报道的范围之内，所以未加以关注，但经主人的热情宣传，使我们都改变了最初的看法，感到那些小巧灵活，效率高，.节能好的产品，对工业生产也是很有启发的。

    在与青年班和妇人班的座谈中，他们那种对中国的友好和向往，更是感人至深。许多青年朋友在谈话中不约而同地把“正在努为攒钱将来好去中国访问”作为自己的一大心愿;妇人班里那些曾到过中国或在中国长大的人更是充满无限怀念之情.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感情在日本朋友中似乎比较普遍。一次，在友好协会理事鹿子岛家作客，请来作客的有一位名为井上羲人的小学校长，他是在中国长大的。二见到户国客人，感情激动，热情奔放，他兴奋谈起去年访问自己幼年就读的母校—辽宁大石桥时的情景o’当他谈到在母校里有一个小学生怀着友好好奇的心情看着他胸前的名牌念出“井上龚人”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亲切，并认为这就是几十年前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呼唤.说着眼中喻满了泪水，四座也为之悄然泪下.但他谈得更多的还是回国后他所从事的中日友好活动。其中有一件，他用一首歌来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情，歌词是:天气太冷了，天气太冷了，但是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都在中国长大。

    “来到日本九州，不看别府，虚此一游”这是流传在海外游人中的顺口溜。可是我们的访问计划中并没有这一项，看来只有作虚此一行的过客了。但去年刚结识的友人中原千惠女士却不肯让我们虚此一行.她的老伴中原俊宏先生不畏辛劳，为我们创造了极方便的观光条件，毅然承担了游览的驾驶员和向导，使我们别府一游成为事实。在这里既观赏了温泉喷水口的海地域奇景，也看见了阿弗力瞰萨发利动物园的庞大野生动物，既参观了高崎山上自由攀援的猴群，也饱览了热带植物园的胜境。

回忆在附中的岁月

   我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进人师大附中学习的。怀着喜悦的心情结束了亡国奴的日子，谁又想到迎来的却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当时，我校对门就是师范大学。师大同学要求“复大”的斗争，遭到国民党的镇压，游行队伍被堵在校内，不准上街。我们隔墙看到军警如临大敌，棍棒相加，围堵游行队伍的情况，感到十分气愤，激起对国民党统治的严重不满。

    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部分同学住在成方街师大附中宿舍，自己办伙食，深受物价飞涨的影响。北平学生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美国大兵污辱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镇压东北流亡学生的惨案，激起同学们极大义愤。有正义感的广大同学积极参加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各种社团活动，参加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的各种抗议活动。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去北大民主广场参加“千人黄河大合唱”晚会，回到成方街宿舍，大门关了，没办法，跳墙而入，受到训育员的严厉批评。

    1948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升人本校高中。当时，由莆骏麟发展我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接受组织上给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帮其他同学复习功课、报考高校和办好伙食，以便让大家在高考期间吃得好、吃得饱，好有充足的精力参加考试。不久解放军围住北平，组织上要求我们护校，于是我们动员住在成方街的同学们搬到学校来住，增加了护校的力量。护校的重点是图书馆、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以避免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遭到破坏。民联还组织同学们散发传单，在国民党军警背着大刀片巡逻的情况下，同学们巧妙地借上街卖报的方式，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庆祝五一”口号等夹在报纸中，送给住户。

    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领导我校民联的负责人，正在北京大学三院(北河沿)开会，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到大街上去欢迎解放军。记得我们贴标语.、喊口号，压抑在心中的喜悦一下进发出来，有的同学还爬到坦克上，摇旗欢呼!

   北平解放不久，师大男女附中的同学们组成宜传队，下乡宜传，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9年2月市里召开学生代表大会。会上彭真同志做了报告，接见代表们。我曾有幸代表师大附中参加了这次会议，还请彭真同志签了名，我一直珍藏在笔记本中，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了。会后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北大、清华、师大、男附中、女附中、女二中等学校被选为学联的执委单位。我作为附中的代表也成了北平学联的执行委员。办公地点在沙滩北京大学的院内。一直工作了半年多。署假期间，我作为学联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西南区暑期青年学园的工作，组织同学们听讲座和搞各种文体活动。讲座主要是宣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和介绍英雄事迹。署期结束后，我才回校继续学习。

    回校后，又担任了学生会和团总支的工作。1950年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曾数次要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但都未获批准。1951年高中毕业，被选送去前苏联念大学，学水利。

    回忆在附中读书的岁月，正是我们国家社会大变革时期。对我个人来说，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党组织的培养，师长们的教诲，同学们的帮助，使我按校训“诚爱勤勇”的要求，沿着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走过了50年。

    感谢母校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在边学俄语、边学正课的情况下，用五年时间顺利完成学习任务。1956年毕业回国后，立即投身到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去，参加了位于辽宁省抚顺市的大伙房水库和开原县的清河水库的施工，搞了十多年的基本建设管理，1978年调回北京，参加了北京地区水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移划、管理工作。1993年离休后，又被聘为《北京水利》《双月刊》和《北京地方志·水利志》的主编，一直工作到现在。

    50年来，一直忙忙碌碌，虽没有什么突出成绩可言，但一直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因为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用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贡献，使人民获得幸福，使祖国更加强大。

他城

——有感于《大地之灯》

“我以为时光渐稀，便可以忘却一段灼热的往事，其实也明白生活既是一场盛大的艳遇，只不过有人遇到了对的，而有人遇到了错的。”

——题记

1

我们是否都有这样一个渲染已久的梦境？

如在苍茫的雪原上盲目前行，不知目的，亦没有退路。月光冷寂，在哈达一样延展的路途上被黑暗盛情包围，仿佛命运的谶语。便是这样的茫然与恐惧，却只能勾住希望，不停往前：一如坎坷与忍爱的一场盛情难却的邀请。

终于，在如此庞大壮美的的文字面前，我只感到烈酒一般的浓郁苍美与其冰山一角的薄凉。我在这虚拟却真实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里跌宕起伏，随之深陷情感的泥淖中无可自拔，逐渐看清青春的美酒如何浓烈地泼洒出去，又如何在生之流转中浓香散尽，失了原先的甘醇，渐渐化为一滩无色无味的液体。

2

“人若自己选择了善良与知恩，就必有更多的承担与痛苦需要甘愿地面对。”

“卡桑，你一定要有善美的灵魂。

这样，你的灵魂才能在佛的抚度之下，获得永生。”

高原上的女孩只有爷爷和一只狗。她叫卡桑。意为昨天。

昨天或者很久以前，在爷爷的叙述中有遥远但清晰的记忆。风雪肆虐的古道上，阿爸阿妈不忍放弃另一对善美的灵魂，最终一同丢失在皑皑的雪地里。广袤无垠的雪山倾斜着表面平静如昨，仿佛巨大的坟冢般缄默。

“卡桑，你的阿爸阿妈回到了祖先的大地。”“他们长眠在了未尽的路途上——爷爷这样平静地告诉她——因为我们的肉体，只是一朵自生自灭的莲花。”

尔后爷爷的猝然西去，使卡桑成为坚韧敏感的孩子。终于，藏獒晋美也在遭遇雪豹时离开了卡桑。至此她无一亲人，顺受般的活着。直至遇见城市来的一对摄影者。

善良的收养者将卡桑带回城市。而后她开始被迫适应——城市的霓裳包裹下，疲惫不堪的生灵为爱与被爱上演的一幕幕争夺撕咬或者给予奉献。就像适应难受的醉氧症，在头昏与乏力中被污浊过剩的空气同化。

再也没有了广袤的雪山，没有了金色的旗云，没有了牛羊背脊上所驮起的干净天空，没有了湖畔古老的传说，没有了天葬台上撩人的桑烟，没有了熟稔的唱经，没有了爷爷的絮语，没有了晋美厚实炽热的躯体，她甚至快要缺失了安静与独处的习惯。但她是知恩的孩子，再无过多言语，便要比别人多一份忍受与甘愿。她身边的人都是深情而善良的，但“深情即是一桩悲剧，比得以死来句读”。

是谁说，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在这无尽包容却也无情吞纳的城市的繁华一隅，离开高原的善美灵魂逐渐失了对命运的最后一片救赎。

3

“万刃之上

一粒粒移动的光点

起伏着

不停地

把一次次心路

种植在，

无言的苍穹”

朝圣者的路于雪山高原上蜿蜒逡巡，仍何的险峻都只融化在他们额顶紫褐的结痂与其自身对大地的无限崇敬和一步一扣头的亲吻中。高原上看不见时间的行走，他们仿佛年复一年地默默耕耘着一生中的那份苦与悲，在常年累月的苦行中渐渐趋于安宁与淡然，在一片猎猎翻飞的经幡中抵达心中的圣洁。

再无他话。只是看得人心中肃穆。

在一片寂寂老去的岁月里，驰越记忆的废墟，只剩苦行僧的干净脚印。

4

他城是记忆之城。无数的故事都只发生在他城。

只知到了后来，青春成了一片庞大悲壮的残碑断碣，牵扯着两代人的记忆。不论是小兴安岭的莽莽森林还是高原上平静缄默的湖泽，都终将消失在繁盛的即使是大雨后也依然的溽热的夏天，消失在一个个破灭的梦境里；消失在豆大的汗水珠里；消失在高考教室中穿堂而过的风声里；消失在一幅幅画和不可预知的无奈与死亡的消融里；消失在一帧帧时间的胶片上，成为模糊不可窥视的景象。

恋慕与忘却，是我们一生都在无尽重复的事。

在这冗长又仿佛一晃而过的年岁里，我们如沧海一粟般尚且只展示了生之哀愁与单薄。而人的怜悯之心也是裹藏在哀愁之中的。在无尽的不息的变换之中，“永恒只是人们造的慌，来抚慰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但谁又能真正参透这幻化不止的轮回，在澎湃的世俗潮涌中依旧恋恋不忘，情深依依？

上海人的“本领”

    某日，我陪一位日本朋友到东方路一商店购物，售货员一共没讲够十句话，竟用了三种语言:标准普通话、上海普通话、上海话。日本朋友只懂普通话，我只好充当翻译。可当这位售货员知道他是外国人以后，还是不讲普通话。

    在当今的世界上，学习中文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日、韩、美等国更出现了“中文热”。但是，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却不可能听懂各地方言。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已，也是如此。我们提倡讲普通话既是为了我们国内交流，也是为了国际交流。这是一种良好的氛围，一种文化环境。

    上海近几年来大力推广普通话，所以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上海许多人的普通话己经操练得不错了。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对普通话不够重视，仅就商店而言，有的虽也贴有“请讲普通话”的提示，但却不照着做。有的售货员就像东方路那位售货员那样，说着普通话和上海话两不像的“夹生饭”，让中外顾客听得一头雾水，不知其所云。

    其实，应当讲普通话的不仅是售货员一行，所有服务性行业、国家工作人员都应该走在前面。浦东新区就将用两年时间，完成全区公务员的普通话测试。APEC会议期间，我们既要学英语100句，更应当讲好普通话。这并非一时之需，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八面临风，四方来客，能讲普通话应是每一个上海人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