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友谊

    友谊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它是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最好的桥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好，我认为我们就可以避免战争，避免一系列的冲突，世界就会呈现一派和平、美好的景象。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周围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非常好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很热情地帮你的忙。你高兴时，他们会与你分享快乐。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表面看来很好的人，可是实际上，通过慢慢的接触，我们就会看清他的真正为人。他们只想利用别人来做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他们可以不顾国家的法律去随心所欲地做他们的事。

    为了利用你某些对他们有利的方面，他们会给你住非常好的地方，不是因为你是他们的好朋友，而只是想利用你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已。所以正如谚语所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我在埃及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但是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我觉得她的心离我的心很近，她的思想也跟我的差不多，我和她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有的时候我的心里觉得不好受，甚至连妈妈也没觉察出来，可是这个朋友一看到我，就知道我心里有事。随后她会拉着我的手，让我去她那儿，我会把想说的话从头到尾告诉她.

    有的时候我与很多朋友坐在一起，彼此不用说话，只要看着对方，就会明白对方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默契。

    所以当我要离开埃及来中国的前夕，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无法与她分离，但是没有办法，直到现在我一直想着她。

    我刚刚到中国时，觉得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开始认识了一些人，后来，渐渐发现他们和外国人认识有着不同的目的。其中，有的确实想通过与我接触来提高外语水平，可是也有的想通过与我做朋友来换外汇，还有的想通过我达到他们出国的目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然，大部分中国朋友还是非常友好的。其中有个姑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是个活泼的姑娘，常常和别人开玩笑。她特别热爱她的祖国，热爱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她代表了中国积极向上的年轻一代。她爸爸很早就死了，妈妈费尽心血把她和她姐姐抚养成人。她虽然已经工作了，但还在继续学习，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现在她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当我听说她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时，我感到十分奇怪，我问她:“你不是会说英语和法语吗?”她说:“对。”我又问她:“那为什么你还要学习阿拉值语?”她想了一下，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最后才说:“在世界上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生存，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说:“可能学习外语对你来说很容易。”她摇摇头，就像在说着一个不愿被人知道的秘密奋悄悄地说道:“不，不对，对我来说，学习外语也是很困难的。不过只要咬着牙，坚持下去，就会达到目标。”虽然我们的母语不一样，但是我们俩还是能够进行心灵的交流。我真的在心里暗暗地对她产生了二种敬佩的心情。她的那种活泼的性格和顽强的精神，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时候我遇到了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当我踌躇时，忽然发现她站在我的面前，问我:“你有什么困难？”我问她:“你怎么知道?”她马上回答:“我工作时，总觉得还有些事没做完似的，我应该来看看你怎么样，没想到你真遇到困难了。”

    说真的，我没想到世界上有这样真心诚意的人。我感谢这个机会，让我来中国认识了这个非常好的姑娘。

友谊,生活的一盏明灯

    有人把友谊比作生活里的一盏明灯。的确，它放射出瑰丽的光芒，既照亮自己的心灵，又给生活增添多姿的色彩。

    谁不渴求纯真的友谊呢?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就是一位极其重视友情的人，他这样说过。雏到名声、荣誉、快乐、财富这些东西，如果同友情相比，它籽都是尘土……”生活，验证了他的这句名言。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刚问世的时候，面临着神学界如洪水猛兽般的反扑。他把初版本寄给了赫青黎。赫青黎一眼看出了进化论的光辉价值，立即作好准备，要同达尔文一起投入即将来临的科学与宗教的大搏斗。在这场斗争中，赫臂黎站得甚至比达尔文本人还要靠前，不仅作好了必要时接受火刑的准备，而且还骄傲地宣称:“我是达尔文的斗犬”。在这里，友谊就意昧着当志同道合者处在最困难、最需要力量的时候，提供最无私的支持和援助。

    鲁迅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历史上:曾有多少人披着风尘，越过世俗浅见和重山阻隔，去迫寻人生的“知己”。

   德国科学家洪堡德在学术上受到年轻的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的严厉批评后，立即抛弃了一般人轻易不肯放下的权威架子，亲自登门求见这位“初生牛犊”。他真减地把盖—吕萨克视作益友，引为最好的同道。就在这次远道走访中，他把自己四年多来的考察所得，全部奉献给这位学术上的后来者，而且还邀他与自己共同设置流动实脸室。在这里，友谊意味着对真理的共同追求。所谓“知己”首先貌是对真理的共同脚服。

    友谊，把人们纯沽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心灵的联合休当:中，正象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墓所说的，找不是血肉的联系，而是情感和精神的相翅，使一个人有权利去援助另一个人。

    当德国诗人歌德因高官厚禄脱离生活而心灵开始枯竭的时候，诗人席勒使之重新充浦激情，“作为诗人而复活了”。当我国语言学家王力年轻时留学异国他乡，囊中如洗，四处碰壁的时候，文学家叶圣陶惹眼识英才，以文会友，使他完成了学业。当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受到妻子无知的挑唆，在研究中忍痛丢下没有解决的“火星间题”不辞而别的时候，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不计嫌隙，把他重新请回“天空”，并把自己一生的观察资料全部托付给他。在这里，友谊意味着在事业上的相互吸引、帮助、促进和激励。

    友谊是同正直、纯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想获得真攀的友谊，自己首先要有高尚的品性。对此，邹韬奋说得何等真切:“我们要能多得到深攀的友谊，也许还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样做人，不辜负好友们的知人之明。”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对司汤达关于滑铁卢战役的高妙描写，充满了嫉妒，但他很快自我挣脱出来，写了《司汤达研究》一书。英国剧作家本·琼生不满愈于他人对已经逝去的“敌手”莎士比亚的贬低，亲自题诗奉献赞辞:‘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在这里，友谊意味着谦逊，盒味着对友人的品德、才能、成就和全部价值的充分认识......

列宁与高尔基的友谊

    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革命友谊，一向是社会主义文坛长久流传的轶话。但是，这些轶话，在不同阶级的文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不同的反映。帝国主义的奴仆们，固不必说，’他们是利用这些轶话极尽其造谣诽谤之能事，就是在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学家中间，根据他们的世界观来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歪曲的，甚至也会成为他们宣扬自由主义思想，攻击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借口。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本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主要是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俄国文学教授康恩所著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这本书虽然详尽地介绍了高尔基的文学活动，对于一九三三年对高尔基了解很少的中国读者，不能说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

    但是，很显然，康愚是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只从他的关于列宁和高尔基的友谊的论述来看，他虽然也看到了列宁和高尔基的深厚革命友谊，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这种友谊的基础是什么，甚至做了混淆是非的论述。他把列宁和高尔基发生的两次思想分歧的争论，都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和文学家的对立。为了宣扬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还把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思想中的一时迷误，夸张成文化至上主义，而不惜歪曲事实的真相e譬如在十月革命初期，高尔基曾由于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在如何对待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时分明就是白匪和帝国主义雇用的特务)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发生过一些思想分歧，而这些分歧显然是文学家高尔基自己思想上的迷误，对于这次思想分歧，高尔基在《列宁》这本书里曾做过自我批评。

    但是，在这位美国唯心主义文学史家的笔下，却只摘引了其中叙述分歧事实的段落，而抹去了那主要的一段，说什么“高尔基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付不属于该党内部正统派的人所用的手段，还不免怀着怨愤”之类的与事实不符的论断。

社会主义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家从列宁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里，却吸取了深刻的教益，尤其是当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的“论阿·马·高尔基”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轶话就得到了活生生的补充资料，它不仅显示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革命友谊的光辉，也在启发着人们对于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文学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素。

    从列宁“论阿·马·高尔基”的一百二十多页篇幅里，我们确实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列宁和高尔基的深厚的友情。列宁对高尔基的关心，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不仅在革命前，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通信中看到，列宁是怎样谆谆劝告高尔基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找“第一流的医生”去治病，并且提出“警告”说:“如果您不去，那是不可原谅的!”就是在十月革命那样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年月里，掌握着革命航舵的列宁在百忙中仍然十分关心高尔基的生活，为他的病体，为他的旅行，甚至琐细的生活细节，做出仔细的安排。当然，列宁的这种“真攀的同志出自衷心的关怀”，并不只是对待高尔基一人。高尔基在《列宁》一书里引用了这样的信以后就曾说过。“象上面那样的信，他写给过各种各样的人，大概总有几十封吧!”不过，从列宁和高尔基的友谊看来，它却是建立在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视，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莫基人高尔基文学活动的高度评价的基础上。

    大家知道，早在一九0一年《示威游行开始了》一文里，列宁就谈到过高尔基和群众斗争的关系，一九0二年他成了高尔基作品的爱好者，而且一九O六年已经表明，他深刻了解高尔基的创作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大作用。他的那篇号召革命的热情洋溢的短文《暴风雨之前》，就是借用高尔基的富有革命浪漫精神的“海燕”的形象，清楚地阐明了当时俄国革命的形势，并且是以《海燕》最有名的诗句“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作为文章的结束语的。

中巴友谊之树常青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友好邻邦。千百年来，两国人民的交往不断扩大，特别是到了20世纪，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巴基斯坦就率先向联合国提出，应将台湾逐出联合国，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这表达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无限信任和热爱。同时，巴基斯坦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几十年来，两国领导人曾多次互访，巴基斯坦成为中国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今天，在伊斯兰堡国家公园中，长着一棵茂盛的大树，那是当年中国总理周恩来访巴时亲手栽下的“中巴友谊树”。此后，每个来访的中国领导人都要在树下留影纪念。

    由于两国各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要求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人掌握汉语，所以我开始学中文。我先在国内学了八个月，效果不很理想，我的单位又决定派我到中国来进修。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激动。以前在跟华侨的接触中，他们对我都很热情，给我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美丽的风景，令我神往不已。另外，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能够熟练地掌握它，也是很值得自豪的啊。

    尽管已经学了八个月的汉语，可是真一到北京，就发现差得太远，中国人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虽然如此，每逢我问路时，他们都耐心地听，努力弄清我的问题，然后仔细地指点给我。这样慢慢的，我的汉语水平有了进步，可以轻松地和他们交谈了。

    这次我是和妻子、孩子一起来中国的。每次和他们一起出门，走在大街上，讲着我们本民族的语言，身边是两个蹦蹦跳跳的漂亮孩子，行人都会驻足观看，并微笑着说:“太好玩啦!太可爱啦!”这时我对他们也报以同样的微笑，心里真是又温暖，又幸福。

    最令我感动的是我那次生病的时候。由于仍然存在着一些语言障碍，很多医学上的名词我不知道怎样用汉语表达，令医生很难弄清我到底怎么了，我也很着急，越着急越说不清。但医生并没有着急，而是用通俗的话语仔细地询问我，同时检查我所指的部位，实在不行就用手势，或做出哪儿不舒服的样子，让我判断。经过艰苦努力，我的病情终于确诊，找到了合适的疗法，而医生肯定也累坏了。他们没有让我道谢，甚至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我从内心里感谢那些不知姓名的医生们。

    北京是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北京的秋天是那样迷人，每逢周末，我们都带着孩子去看北京的名胜占迹。我们到过古老的长城、雄伟的故宫、壮丽的天安门广场、美丽的香山……，北京的夜晚更加迷人，宽阔的马路，挺拔直立的楼房，环形的立交桥，闪烁的霓虹灯把整个夜晚照得如同白昼。

    转眼两年过去了，我即将结束在中国的学习，回巴基斯坦了。年的生活，使我对北京这个城市，对北京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舍不得这么快离开他们，离开新结识的朋友。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记着他们。

列宁对高尔基的肯定与批评

    列宁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成为文坛流传的轶话，受到敌人和同志普遍重视—敌人以为诬蔑的口实，同志以为学习的榜样，它的更深刻的体现，应该说是在于高尔基在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从列宁那里所取得的巨大帮助。而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那里才更有吸取教益的东西。

    如上面所说，列宁对高尔基的《母亲》评价很高，对高尔基的文学活动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也做过充分的肯定，甚至在批评高尔基的某些错误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的时候，列宁仍然和敌视高尔基的倾向进行斗争，把它们和高尔基的卓越的文学活动适当地区分开来，不断地指出:“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个巨大的积机因素。”但是列宁并不因此而忽视高尔基在发展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相反的，只要他一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就立刻向高尔基提出批评的意见，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和争辩。熟悉列宁和高尔基友谊的人都知道，这些批评和讨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起了无比巨大的影响;它们具有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深人斗争改造思想的重大意义。而高尔基的伟大，也恰恰表现在他勇于正视自己世界观中的这些弱点，不断地克服它们，逐渐牢固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在他的后期创作中取得了那样辉煌的成就。因而，无论是在这些批评和讨论中表现出来的列宁的伟大思想，还是高尔基勇于克服自己世界观中的某些弱点的自我批评精神，即使在今天，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依然可以从中吸取极其深刻的教益。

    列宁和高尔基的这些讨论或者说是对于高尔基的某些错误观点的同志式的批评，主要是在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