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中国文坛开始日益强盛，人类走出了蛮荒，开始走向文雅，也开始用优美的文字记录身边的事，中华的文明走向巅峰，然而性格各异，百家争鸣，若以只言片语草草论述似乎太过于不尊重历史，只得将其大体之一二，冰山一隅，进行论述。
坦率，乃千百万文人的基本条件，文人的资本。心直口快，坦，坦然，率，率性，其中夹杂着一种真实，毫不掩饰，直言劝诫，不惧祸否。遥想当年的虞翻，替孙策南征北战，更是有“日行千里之术”，孙策死后，也依旧尽忠职守，并没有因为孙权的昏庸而改变自己的性格，依旧是直言不讳，志节分明，折而不屈，始终秉承着忠臣的信念，为国家出谋划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被放逐，但他的心依旧是不变的，尽忠职守，继续为吴国出谋划策，最后死在了被放逐的荒凉之地，至少到最后孙权也后悔了。正式这种刚上直率的信念，支持着一个又一个的文人为国出力，奉献己身，忠贞不屈！
就算没有能上战场为国出力，率性也依旧没有改变，要悲伤，就是怮动大悲。当年蔡文姬，一曲《胡笳十八拍》变是典型的率性的诗歌，将悲伤写得如此肝肠寸断，毫不掩饰，思乡又不舍骨肉之复杂情感表现。从乱离到归汉，中间的失贞，还有孤寂，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深深弥漫在诗中。志意乖兮节义亏，人格与躯体上的双重侮辱。制兹八拍兮拟排忧，何知曲成兮心转愁，更是用了一句话，连接了前后的故事，更具体地表现出了此时内心的挣扎，能将心中的愁绪写到如此妙绝，古今也唯有蔡文姬一人而已，如此真情地吐露，多少次令我泪流满面，在她的《胡笳十八拍》里，我们似乎能深深地感受到她那颗多娇的心。
再来将目光转向放荡不羁的曹子建，天下一石，子建八斗。子键的才高，其率真坦诚更在诗中可见一斑。为了追求自己心爱的女人，径直写下了千古绝句“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血”就这么两句，充分地体现出了对她的仰慕情怀，仅仅是两个比喻句，就把对洛神的爱意描写到了极致。在这之后，更是“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似乎又有一种才子的可爱，傻乎乎的率真。使人沉浸在了黄初三年的那一天之中，对一个女子如此细致入微的观察，如此清新。多么一个放荡不羁的才子啊！无拘束的自在闲适。
自然是文人的归宿，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一副多么美丽的田园画，陶醉于山水之间，次啊能有这种淳朴，青山郭外斜，花落知多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自在！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闲适自在！
说到底，文人的性情也正就是顺应自然，而且不会拘于细节，不在乎外界的评价。这个性情也正是老子口中的“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正是这个“道”成了中国文坛经久不息的“永恒之火”，它让我们变得率性，变得可爱，变得真实。
而这些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也必将在我辈的身上，传承下去……
口水受不了太阳的媚惑，纷纷逃离了口腔，向皮肤涌去。以为能成为太阳的恋人，事实是她在太阳的爱抚下，瞬间花为了一阵汗臭。来不及欣喜，来不及咒骂，更来不及回头看那被相思和干 拉裂的唇。
说实话，我还拿不准该写些什么，于是搁笔。
这笔刺杀了太多的日子，周作人管它叫“经历沧桑”。是的，这是一支经历沧桑的笔。
原本它是被黑色的漆环抱着的，而如今全身涨满了时间的吻痕，斑斑点点，一如老者额上深浅不一的纹。这笔已被过去的时间，和过去时间里的我折磨的“不堪入目”了，笔冒上的铜扣也已被时间收藏。
笔很老了，笔尖很老道了。那是给予的力量，把香醇的墨给了无知的纸；那是劳动的力量，正如老者心中挤满的经验的睿智。总之，它是极好的红娘，已促成了N瓶墨水和N斤纸的良缘。
我想我还得说次实话，我仍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这倒不是我脑子里空白，而是混沌。我原是想写三角恋情的，向“口水”、“太阳”和“唇”那样。但那种文字虽畅销，但终归闲人文字，至多算是给时间一个“安乐死”。俗不可耐，于是抹掉。然后我向写成长，写以前的“叛逆”、“忧伤”之类。但我不愿把先前的那种过激、过迂或是过肉麻的幼稚病毒传染给别的孩子，更不愿它们在大人的脸上挤出不 甚至讥讽来。所以当“这笔刺杀了太多的日子”时我就连这想法也一起刺杀了。接着我想写小资一点的人生感悟，或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重复。可惜干这一行的人，再不济也有皱纹或胡子作资本，而我纹倒是有，不过是指纹，而胡子大概被老鼠长去了。
再而且感悟崇洋媚外般如同欧洲的人口数量。而感悟的人却是符合中国的人口基本国情。狼多肉少，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所谓的生活哲理被一群人咀嚼，直至变质。想到这里，手里的笔已点亮不出一个字来。
我想鲁迅的漫笔大抵就是被这样的混沌染红的吧。
老刀和幼稚时的我是知己。那是我们声称要当像韩寒一样的作家，当王朔一样的受人尊敬的流氓。而如今悲哀的是“中国大骂教育的天才”早已被韩寒消化。而流氓作家这几年比流氓还要泛滥。而且流氓也早已变质，不是王朔所说的流氓了。
还有对教育的漫骂也显的幼稚，人人都认识到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教育的缺点恐怕教育部的人早已明了，只是须考虑的东西太多，很难制定出更好的教育方式和取材方式而已。而80后天才们却没有发表过一个原创的、适合中国的、优秀的教育取材方式。
有种很爽的感觉，尼采说快乐分三六九等，而“超人”的快乐是伟大的，即权力意志带来的快感，挑战大众的快感。哎，一不小心就取代了上帝，挺不好意思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今“80后”早已成为现象，孩子作家的数量是已如同我肚子里的细菌一般。
老刀没意识到这一点，仍是抱着“N门红灯”做着韩寒梦。
公牛是老刀辛苦寻来的宝贝。在哲学家眼力，公牛的存在是证明“天地不仁”或者“上帝死了”的最好证据；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一种败类也会长一个脑袋，两条腿。我真不知道传教士还怎么打着“仁爱”的招牌来宣扬“上帝”；在心理学家看来，公牛完全能激起兔子潜在的破坏力和残杀欲。
公牛是老刀向韩寒挪移的动力。也是，公牛的成绩中上等，而暖板凳的功夫倒是一流，每当他起身上厕所时，就可看到他丑陋的内裤——屁股出汗过多造成。
他每天虔诚的向神仙和课本跪拜，因此十分不屑于老刀这一号人物。
老刀说：“我和韩寒的存在就是为了拯救这些被教育残害的生灵。”然后我微笑着尽量温柔的说了一个字：“滚”。我说的理直气壮。
“青春颓废化，文学无思想化。”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并对老刀重复了一遍。老刀模仿了韩寒的口气作答“文坛是个屁，你们都别装逼。”
为什么？
老刀长的残不忍睹，用我姐的话说：“瞧，这小伙子真俊，要鼻子有鼻子，要眼有眼。”而如今这倒霉孩子写歌词了，而且还是情呀，爱呀什么的。我记得很清楚，老刀在看到一位80后作家的这么一句话是呕吐不止。“受不了流行音乐里太多的‘你爱我’、‘我爱你’于是就喜欢摇滚了”。老刀吐完了说，老子认识到这一点时，这小子还是液体呢！说来也是，这小子的做作水平也太次了。能让我的呕像能让老刀吐，简直就是黑猩猩一族。
这问题经过我N秒思所之后，得出以下原因：
1、 生理原因，男女听众，歌手都处于青春阶段，也就是心理学上的性器成熟阶段。在动机上我们无法抹杀钱中书的经典。
2、 社会原因。如今是法律社会，伦理和法律告诉他们恋爱是唯一合理的，满足欲望的方法。
3、 鲁迅说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用尼采的话说他们是末人。在我看来，末人就是那种混沌、麻木的人；人生观，价值观及其庸俗的人，垃圾的人，而且理性认知力极差。
咽喉学者土地龟裂，渴，想喝水，于是搁笔起身。
我突然发现身边的这一种被称为同学的怪物，全都重复着一个动作，弯着腰，低着头，把那一团团黑色的头发扎进我的视野。
一团团的黑色，像麦田里的鸦群。
《高山下的花环》在一九八二年文坛上的出现，以及它所弓!起的这样强烈的反响，决不是少数人哄出来的，而是近年来广大群众心理与情绪的集中反映。它表现了人民群众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能鼓舞人们在“四化”建设中同心同德地奋斗、前进，而不是在面向自我的浅斟低唱中消磨意志。
当然，《花环》的作者，还是一个较年轻的文艺战士，《花环》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艺术品。它的艺术结构上的，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拙于表现的疵漏，也很容易就能使人察觉，髻如对三个重要人物—梁三喜、梁大娘、薛凯华的精神世界的揭示，主要都是通过遗书书信的形式，就显得重益、雄肿，反而削弱了艺术表现力。有些语言也还锤炼得不够。这些都显出了作者艺术经验的不足。但是，《花环》决非有人所调的“纸糊的桂冠”，我相信，即使能捅出几个小洞来，也不会损失它的整体的美！
三月二十八日，是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文学家马竟西姆·高尔基九十五周年((1868-1963)的诞辰。这位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者，虽然巳经逝世二十几年了，但是‘他的浩瀚的遗产，他所开辟和莫基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却哺育和培养了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的革命精神。早在一九三二年，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就在纪念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的祝词里说过:“高尔基的名字代表着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时期，这里，世界上的新的阶级开昨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开始创造真正全人类的新文化。”
高尔基是在十九世纪末走上俄国文坛的。用过去一般的讲法来说，他是一个“从社会底层里出来的作家”。他的童年和青年的一大段时间，都是在惨重的压迫生活里度过的:捡过破烂，做过学徒，当过守夜人、扫院人、面包师、司磅员……“亲身受到这个地狱里的一切磨折。”不过，“地狱里的磨折”，并没有催毁青年高尔基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反而加强了他和俄国人民的巩固的联系。在高尔基的流浪生涯里，毕竟不只是积累了痛苦的经验，如他所说的，同时也看到了“可以恢复光明的人类生活这一难以摧毁的希望”。勇子斗争的人民用自己的榜样陶冶了这位伟大作家的意志和性格，使他确信在人民中间存在和发展着争取解放的强大的革命力量。
正因为如此，在高尔基的初期创作中，虽然也揭露了生活中“铅样沉重的丑事”，描写了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生活《叶美良·皮里雅依》、《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莽撞人》、《沦落的人》等短篇)，但在同期的另一些作品里，也塑造了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撼动人心的形象。他的第一个短篇《马卡尔·楚德拉》里的两位主人公—罗伊科·左巴尔和拉达，就是充满着特殊精神力量的浪漫主义的人物形象。他们把对自由的追求看做高于一切，为了追求自由的理想，宁肯在爱情的火焰中毁灭自己，也决不向对方屈服。童话诗《少女和死神》、一短篇小说《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可汗和他的儿子》等，也都渗透着浪漫主义的鲜明伍调.
中国文坛巨匠茅盾，从1927年创作处女作《幻灭》以来，从不辍笔，为党的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已经辛勤地笔耕了50多年。在他病危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不断揪被子，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嘴里嘀咕着:稿纸……稿纸……他不断用两只手朝眼睛上比划，一次又一次要戴上眼镜。他的右手向上衣左上边的口袋里去掏什么，最初在口袋边上摸，摸来摸去没有摸到他心里想要的东西，又向口袋里面掏，也没有掏出什么。他头上流下晶莹的汗珠，非常着急地自言自语:笔……钢笔……笔呢?他还有心里的话要向党倾诉。但是，他已经不能握笔写作了。
茅盾把儿子叫到了病床前，郑重地要他代写两封信。一封是讲:将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25万元作为每年最优秀长篇小说奖的基金。一封是写给胡耀邦同志并转党中央，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1981年3月14日，茅盾的儿子写好了两封信，送到他面前，他用颇抖的手庄严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茅盾最后的“作品”。
1981年3月14日，茅盾的儿子写好了两封信，送到他面前，他用颇抖的手庄严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茅盾最后的“作品”。
作为一个作家，茅盾早已成就卓著，誉满中外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却一生都在追求。他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的事业，直到油尽灯残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才正式向党提出请求，希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表明了他对党的事业是多么忠贞，对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多么珍重，对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坚定。
关于《马桥词典》的争论，成了中国文坛跨年度的热门话题。对韩少功的这部长篇小说，褒者誉之为“九六年小说创作上的一大奇葩”，贬者则斥之为对一部外国小说《哈扎尔辞典》的“模仿”，而包括《马桥词典》的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又将“模仿”一词理解为“抄袭”或“剿窃”，以至于10多位知名作家联名写信，吁请专家仲裁;而我省的(今日名流)和广东的(花城)则腾出版面专门刊登《哈扎尔辞典》，以便读过《马桥词典》的读者自行比较、评说。
笔者以为，在评说(马桥词典)之前，似应弄清楚“文学批评词典”中常用的三个词:借鉴、模仿与抄袭。
刘妈的《文心雕龙》有“通变”之说，所谓“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变指创新，通则指对前代或他人文学的承续与借鉴。文学的发展，没有借鉴是不可想象的，不要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借鉴了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其实帕维奇也借鉴了比他更早的昆德拉，因为昆德拉的小说已经用“词条排列”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了(或许在昆德拉之前早有这种尝试)。文学史.上，第一位以辞典
形式来结构小说的作家，无疑是对小说传统叙述模式的解构与新变，而后来者完全有权借鉴并发展这一“创新”。对韩少功之后难以再有“第二部词典状的长篇小说”则更属武断。
“词典状”仅仅是一种形式或手法，这就好比意识流，詹姆斯用它写小说，王蒙也用它写小说，而王蒙之后或同时的作家，照样可以借鉴这种手法。文学创作中的借鉴，不仅限于形式，还有内容。西晋诗人潘岳写《悼亡诗三首》坳悼亡妻，情意深沉而幽长;播岳之后，历朝历代都有诗人借《悼亡》之题与意来抒写对亡妻的思恋。东晋诗人王羲之有《兰亭诗及序》而《兰亭诗》这个题目被诸多东晋诗人共用了半个多世纪!诗人们在这个标题下，共同以玄学的旷淡与清虚来消释世俗的焦虑与忧闷，为后人留下不少言淡惫远的佳作。
当然，在众多的《悼亡诗》或《兰亭诗》中，亦不乏模仿之作。其实，模仿与借鉴，模仿与抄袭，均只有一箭之遥。钱钟书先生所言“创作中有巧黯出新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模仿”，已经有了借鉴之内涵，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倘若格守绳墨依样画葫芦，甚至以寻章摘句为乐以东施效颦为美，则已由模仿沦为抄袭。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模仿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文学青年对名家名作的模仿，这是大多数初学者无法避开的人门之径;二是当一种新奇的形式、手法或流派诞生之时，即便是名作家也难以抵挡其诱惑，而甘冒模仿之不韪，例如王蒙之写意识流，韩少功之作词典体。
就艺术形式或手法的借鉴而言，大可不必讳言模仿，更不必将这种带有尝试性的模仿骂成抄袭。同样不必讳言的是，即便是有着借鉴之内涵的模仿，也可能最终影响作品的美学价值与艺术生命。我大胆断言，多少年后，王蒙和韩少功的传世之作决不会是意识流与词典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必定是独辟蹊径独具匠心独树一帜。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同为东晋诗人，陶渊明不会去写《兰亭诗》;为什么李白在崔顺之后登黄鹤楼，要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文坛进人了“散文时代”，看报纸翻杂志逛书店进图书馆……随便拿起一种印刷品,都能读到散文。
然而，置身于散文创作的“繁荣”与“热闹”之中，我却有一种“这儿的文坛静悄悄”之感。长长短短的散文，大多是各说各的:你说你的厨房我说我的书房，你说你的女友我说我的太太……文与文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缺少沟通，缺少争鸣，缺少碰撞，不见思辨之火花，不闻激情之声响。
偶尔，也能读到一两篇与人争辩的散文，却迟迟不见“被争辩者”的回音，一个巴掌未拍响，颇有喜剧色彩;有时也弄出悲剧:南方一家报纸刊载一篇杂文，指出某教授史料征引中的讹误，优虑“如果让这样的教授指导博士……”这位教授后来果真未能当上博导。
本来，散文(包括杂文)创作中的争鸣，是一种正常的文学现象。问题是，经历过“革命大批判”的“洗礼”之后，“争鸣”一词的外延，同时朝两个方向泛化:一个是意识形态方向，一个是伦理道德方向。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各自的权威话语，作者与读者，常常有意无意地以权威话语为坐标，来测定文本的位置:偏左?趋右?犯上?媚下?久而久之，人们对“争鸣”，便形成一种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恐惧。
争鸣不仅被泛化，还被曲解。本该是平等的对话，自由的讨论，却常常衍为或者被视为人与人的交锋乃至人对人的攻洁。争鸣，于是又成为“以文罪友”的误区，成为人际交往的畏途。
净谏与交友，实则可以并行不悖—此类例子古今皆有。
有一股“寒”流，袭击青少年，袭击文坛已有多时。这股“寒”流的始作俑者正是韩寒。一位年纪虽轻，但已在文坛露出锋芒的少年。就是这位少年，以其犀利的笔对应试教育进行了“批判”，一时间褒奖和批评如雨点般的向他飞去。至今日，耳边听闻“韩寒”二字少了，心想大抵这股“寒”流已经降温了吧!是平心静气谈问题的时候了。
片于一个少年的评价应该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对其成长有重要的作用，时于韩寒也如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说他怎么好或是说他怎么不好。首先得肯定他的勇气。他说出的至少是这一代人的心声，是我们这些人所怕的，所谓“大逆不道”的，想说不敢说的话，同时承受着我们想像不到的压力。如果说应试教育是造就“木头”的教育方式，那韩寒一定是个特例。“应试”通得我们平稳地读书，平稳地应试，平稳地找工作，在这个“平稳”的过程中几乎将一个人性格的棱角磨得全无，可在韩寒的文字中看到的却是有棱有角，甚至有些不羁的个性鲜明的人。有人说韩寒做的事说的话“出格”了!我想问:我们用的这个“格”是不是太小了点，是不是有些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肯定了他的勇气以后，又该说说他的“理智不足”之处了。照他的话说现行的教育制度只能制造出全才，而造不出人才。知果这个时代造出人才的话，那就是时代的悲哀了。但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人才。
汉语词典时“人才”有这样一种解释:有某种特长的人，就是有某种特别能力的人。凭这一点，他首先就否定了自己，他不是有写作的专长吗?他把自己先写成时代的悲哀了。这就是韩寒理智不足的表现之一。
李洪志有能力吗?几句妖言鬼语，竟迷惑了千万人，并对他们进行精神控制，从中敛财并进行卖国活动。其种种表现，用象棋的话说这叫走一步，看十步，“高人”!真是高人!成克杰、胡长清有能力吗?嘴巴一张，大印一甩，百万+万的人民币招之即来、其能力之大让比尔·盖茨都感汗颜!此种特例，不胜枚举!李洪志祸国殃民，罪大滔天。如今，他的特别能力已让他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国家的罪人，最后成为中国敌对势力的走狗!这些人你不能否定他们的所谓的“特别能力”。
达·芬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圣”，不但长于作画，还精通数学、化学等多门学科，可谓全才。我倒是希望应试教育能培养出这样的全才，而不是培养出李、成等那样的“人才”，那样的败类、渣滓、蛀虫!
如果不用现行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像某些发达国家一样，高中毕业让你任选一门专业去读大学，这好!这对提高公民整体素质不可笠疑。然后我们来假设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有文凭，却找不到任何工作!连洗盘子都没人要，我该怎么办?假设韩寒处在这样的环境，他该何去何从?这些人就成了待业青年，假如真有那么多待业青年，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就会不安分，也就是这一小部分不安分就能导致一个大社会的动荡。
从中国现在的国情看:知今不可能也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让你随便就去读大学，这正如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关系一样，生产资料不符合生产力的需要，二者必将产生抵制与排斥。制度与国情也是如此，教育制度不符合国情，国家发展一样受阻碍。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培养那么多大学生，“应试”就理所当然成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而使利的途径。这至少在一段时间里给国家愉送了一批批的“精品人才”，而如我设想的那样，只会送出更多的“次品人才”。应试教育虽在一定程度上磨灭了学生的“灵性”，使他们为“应试”而过于学得呆板，为“创新”制造了阵碍。但权衡利弊，应试教育虽不完美，尚可行!
韩寒说数学学到初二就足够了，这并没有错，若只为应付日常生活，不用初二，小学水平就可以完成。但如果人人如此，国家庞大预算知何进行?三峡工程谁担?桥梁大度谁建?长征X号风云Y号如何发射?谁来推动国家发展?这不只是一个学科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人人数学只学到初二的话，两个字总结未来—完了！
如今，国家正在全力地推行素质教育，宗旨就是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历史的重任历来杠在青年的肩上，现实会让你产生不满，但只是发发牢骚并无济于事，只有努力去改变现状，才能改变不满的现实!紊质教育，将会让全才来推动发展成为现实。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将会是社会需要的大势所趋.不断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教育，我们，韩寒，当我们在未来回望过去的时候，就会深深体会到一个道理:未来的种子深埋在过去。为了未来，我们该埋下什么样的种子呢?
对于韩寒，大家应该多给他一些理解，他的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错，当我们真正成熟以后，会向那曾经伤害过的过去道软的!只是请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
自从“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之后，文坛内“自我”、“内宇宙”之类就漫天飞舞了。“自己实现自己”啦，“回到人自身”啦，要把自我当成“上帝”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一些“理论家”把没有表现自我说成是“文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那么，什么是他们所说的’‘自我表现”呢?“理论家”虽然“反对理性”，但仍然对此作了十分理性的准确的阐释，“所谓自我表现”就是“努力去寻找自己内心的东西”。这种“理论”并不新鲜。虽然自称是“创见”，实则是“贩”来的，或者说是“倒”来的，属于“文化倒爷”一类。这方面坛内已有评论指出，我们可暂不深究。
自然，以往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对作家主观精神对创作的影响有忽略的倾向，现在提出注意作家的主观精神对创作的影响。是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在世界上真有像“理论家”们所描绘的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脱离一切的“自我”吗?“理论家”们所谓的“自己内心的东西”。人的“精神世界”或者像“理论家”所杜撰的美名“内宇宙”，亦即人的一切意识观念，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形成的，而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吗?
时下有一首流行歌曲唱道：“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不妨借用这句歌词问一问文艺家：“‘自我’从哪里来?”所谓“自我”，其实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鼓吹抽象的自我，脱离现实的自我，就恰像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可笑。伟大的鲁迅早己嘲笑过了。现在重复这种“心造的幻影”，只不外是一种复旧和倒退罢了。
再说。前人曾说过这么一个真理：任何一个诗人不能因为歌唱自己而变得伟大。对于“自我”应该做到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伟人的诗人谈着“我”的时候，就是谈着普遍的事物，谈着人类……因此，人们能在诗人的忧郁中认识自己的忧郁，在他的灵魂中认识自己的灵魂。而不能是那种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的什么“纯粹自我”。眼前就有一个有力的例子。墨西哥诗人帕斯，获得某些人为之梦魂系之的诺贝尔文学奖了。如同一些介绍文章所说，帕斯在早年曾经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在“自我”、“唯我”的道路上走过一段弯路。后来，他把诗歌创作的社会责任承担起来，把创作个性融合于思考现实、思考人类、思考过去、思考未来之中。他写出了划时代的作品。于是，他得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真正的诗人是无我的。”那些鼓吹“表现自我”的“理论家”们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不是崇拜得很吗?那么，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怎么看呢?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