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参加工作时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正当我工作一帆风顺的时候，突然遭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1959年夏秋，反右倾机会主义波及全国，灾星降临，我劫数难逃。组织误认我继承了先父(在我七岁时去世)的遗业(股份数百元，由主持店务的伯父代管，我不知情)，隐瞒剥削成份，混进革命队伍，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在人生的道路上骤然滑人低谷，我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时，我从市委机关调到业余学校，被剥夺参加城市人民公社和民兵组织的政治权利。一颗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心灵突遭重创，痛楚万分，常常恶梦缠身，泪湿枕襟。幸而精神支柱没有崩溃，理想信念成了主心骨。我记起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教导共产党要忍辱负重，经受得起委屈。南大陈唯实副校长教导我们学习鲁迅精神，他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具有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想，事到如今，颓丧消沉无补于事，为什么不能像鲁迅那样做个非党布尔什维克，让行动证明我追求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是真心实意的!历史终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于是，我仍然以共产党员要求自己，把痛苦埋藏在心底里，振作精神，把身心扑到工作上。我协助领导以勤俭节约精神把一间职工业余中学筹办成较正规的工交业余大学;总结单科结业的办学经验，提供给领导在省业余教育工作会议上介绍，受到好评;同时主动争取担任教学课程，如大学的哲学、逻辑，中学的语文、代数，把自己过去中学时期、南大时期以及参加工作以来自学得来的知识全部倾注进去;并且深人做家访厂访，对学员进行为革命而学习的教育，认真负责地对缺课学员补课。这样从工作中汲取精神力量，从领导、同事和学员的尊重和信赖中获取欣慰。
然而，“文革”又把我推向深渊，老殊新账一起算，给我扣上三反分子的罪名，押往干校审查，过着有生以来最艰辛的日子:囚牛栏，写检查，挨批斗，监护劳动，干最脏、最重、最累的活。顶着寒风撑渡船，忍着肩头肿痛挑大粪，冒着烈日酷暑割山草，泡在臭水淤泥里拔椿头。下田之余，读马列、毛著，写小评论，学会抓推剪，为同学理发。这样精神才得到一些解脱。经过四年的审查，历史问题仍被挂起，但表现却得到组织肯定，把我评为五好学员。心情稍为欣慰，沉重的思想包袱也觉得到卸轻。回顾这段日子，心境与参加工作早期大相径庭，从炽热昂扬变得凄冷深沉，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始终如一，对党的信念帮助我战胜了坎坷。
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打倒“四人帮”后，1979年党组织恢复了我的党藉，处分改为严重警告;留下的尾巴到1986年也割掉了，结论确认原定主要错误事实失实，处分不当。到此长达26年错案终于了结。那时，我已年过半百，被安排作巡视员(科级)。当时，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要求干部年轻化，我是理解和拥护的。但想到原先的一个良好愿望—退休前努力干几年弥补失去的时日，成为泡影，而个人利益也难以补偿，埋怨情绪和失落感不禁浮起，自叹生不逢时，仕途运滞。是对党的信念帮助我摆脱羁绊。想当年从澳门归来，求的是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人党时曾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图回报，而今不是达到了此目的吗!这样一来，头脑中倾斜了的天平复归平衡，心胸也就坦然了。为了不再让岁月白白流逝，我为江门市修“地方志”尽了点绵力。退休后，树立起积极向上的养老观，过好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撰写文史资料，筹办南大校史巡回展览，还关心侨乡建设，向市政府提建议等。去年参加街道社区“两思”教育活动，我的“老者也应两思”的演讲，获征文一等奖。最近四年被党组织评为系统优秀党员。
记得，参党时，我们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必修读物，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扣人心弦的警句成了我们的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古稀之年回眸往事，跟着党走了半个世纪，奉献青春，尽了能力，没有站污党员称号，问心无愧，晚趣乐融。志此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之际，《郑丽萍摄影作品集》结集出版，书的扉页印着郑丽萍的一句心里话:“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这个女摄影家，何以对党怀着如此质朴、深厚的感情呢?
熟悉郑丽萍的人都知道，她的这份感情自然而然发自内心“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好好工作”，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1975年，18岁的郑丽萍在一次煤矿瓦斯爆炸中，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被无情的大火烧伤，幸亏她当时戴着厚厚的大口罩，才保住了脸庞。但是，她那双纤纤玉手，却变得肌肉扭曲，线条歪斜。是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鼓励，才使她一点点找回生活的信心，成为今天这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自强女性。忠厚的她牢牢记着:出成绩，回报党。
郑丽萍在国际、国内大小摄影比赛中拿回20多个大奖，并3次攀上“富士杯”全国摄影十杰高峰，拿到了国家文化部最高奖项—“群星奖”金牌奖。20年来，她翻过的“山头”不计其数，第五届全国职工摄影展一等奖,罗马尼亚第二届国际摄影沙龙“AAT”银牌奖，第二届全国妇女摄影大赛银牌奖……
有谁想到，20年如一日的摄影生涯里，她用的都是一双功能欠佳的手呢?
郑丽萍有个“辈”脾气:要拍，就拍到最好。为此，她承受了不同常人的艰辛，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1999年夏，她到电白拍摄“国际龙舟比赛”，为抢个好角度，她背着20多斤重的摄影包挤上一条小船，不谙水性的她“勇敢”地站在船舷上。艳丽的龙舟在湛蓝海面上越来越近，她激动地换着角度拍摄，“扑通”，掉进海里了。郑丽萍只觉得摄影包拉着她飞速下沉，海水冲进鼻孔、耳朵，大脑一片空白。突然，一双手托住她，将她拽回了船上—女船工救了她。一身湿a镜的她回到船上后，又接着“咔嚓咔嚓”按快门了。
一次她去惠安搞创作，一岁多的孩子和保姆丢在家，孩子高烧40多度，丈夫出差在外，小保姆手足无措。她咬咬牙，连夜赶长途车回深圳，一路上，本已劳累多日的她严重晕车，只好躺在司机旁边的过道上，人像死了一样，司机吓坏了。获奖作品《石洞里的女工》就诞生于这次刻骨铭心的“旅行”。
深圳摄影学会会长何煌友评价郑丽萍说:“在深圳，搞摄影的人，特别是一个女人，偶尔搞几次、几年，偶然间出几张作品的也不多，而20多年不间断、不断出作品的就更少了，郑丽萍是深圳特区女性中坚持搞摄影时间最长、成绩最突出者之一。”
就在记者采访她时，一封告知获奖的邮件刚刚寄到她办公室，在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党的光辉照南粤—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她又获了二等奖。
早在1991年，郑丽萍就获“富士杯”全国摄影十杰，也算攀上摄影事业的一个高峰了，可她一点没停步，此后又连拿大奖。
获“群星奖”金奖的《辉焊的深圳》，怎么拍的?郑丽萍说:“这张照片拍了几次都因夭空有雾，不清楚，直至第五次才把自己的感觉拍出来。”为此，她五上梧桐山。
加年市场经济的 大潮冲刷着她，她还是背土得掉渣的包，穿有些过时的衣服，就像她不变的追求就是摄影和投稿。她说最大的快乐就在对党和人民有所回报。
我和《华商报》有一段情结。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华商报》创刊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撰此文以致谢忱。
事情还得从50多年前写起。1945年8月15日，无线电广播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广大城乡爆竹声声，人们纵情欢呼，庆祝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而在我跟随广东省江村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全是断绝接济的沦陷区难童)，从韶关逃难避居的那个粤东和平县彭寨山乡，却死寂一片，无声无息。那天，我清晨即起，穿上自己用布缝上脚后跟和前面两个耳的旧轮胎做底的“千里马”，怀揣进步老师吴仲明手写的介绍信，沿着一条崎岖小道，翻山越岭，风尘仆仆地赶到东江重镇老隆，去办一件“救命大事”—向一位姓黄的长辈求助。那是因为不久前我带头反抗学校总务主任对我们饥寒交迫的一群无助的儿童残酷剥削、克扣公粮而被校方开除。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走投无路，将饿死异乡。赶了70多里弯弯山路到达老隆镇见到黄先生，他看过吴仲明的介绍信，问明原委后，表示非常同情。原想介绍我人东江游击区，又考虑我年少危险，于是答应尽力帮我转学到东省老隆师范学校去。
就这样，当年9月，我转到老隆师范普师三年级。次年2月，我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广东省江门镇中心小学实习执教，孤儿寡母得以团聚。此后不久，即和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的梁松明恢复联系—梁是我1941年逃难到香港后到九龙武汉餐室当童工时的老板之子，他背叛了原来的家庭，积极从事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他陆陆续续寄来一些《华商报》，我每期都仔细阅读，认真思考。我读着读着，心潮翻腾:经过8年抗战，全国人民都渴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重建家园，医治战争的创伤。可是，蒋介石却一手撕毁“双十”协定，在美帝支持下，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战争的乌云又弥漫祖国的上空，战火又从东北、华北燃烧起来。那时候，在江门、新会，国民党官员一心发“胜利财’、“劫(接)收财”，贪赃枉法，强拉壮丁去充当打内战的炮灰，弄得乌烟瘴气，广大老百姓无不怨声载道，大呼“烧错炮仗，拍错手掌，迎错老蒋!”
我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向老师和学生揭露其发动内战的罪行。一年后，被学校当局以思想左倾为由解聘，只得转到水南乡小学教书。
水南乡位于江门镇郊区，环境清静，远离闹市。学校用一间两进的大祠堂隔成若干课室，校园前开辟了一个宽敞的操场，驻校教师连我仅3人。每当更深夜静，我都把梁松明寄来的《华商报》细读。此后他又寄来《正报》、《群众》等党刊，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篇文章、每一条重要消息……那时，国民党控制舆论，封锁消息，我在国统区通过秘密渠道读到《华商报》，获悉时局正在向着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的真相，就像黑夜里看到星光，深感欣喜。三份报刊均对我提高觉悟起着很大的作用，尤其是经常收到的《华商报》。它是地地道道的“新闻纸”，信息量大，迅速翔实，专版不多。在1941年4月创刊后的那段时间，积极宣传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量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斗争的消息，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略香港前夕休刊。1946年I月《华商报》复刊之后，宣传中共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的阴谋，大量发表新华社报道各地军民粉碎蒋介石军队重点进攻的消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地区广大读者中，都起着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那时，血气方刚、20岁出头的我，读后常常热血沸腾，夜不能寐。
我也爱读《华商报》的各地通讯专版，从中了解到广东各地人民武装在敌管区开展武装斗争，不断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喜讯。当时，夏衍、阳翰笙、林林等著名文化人士都在《华商报》发表宏文。我也爱看《热风》副刊的文章，有个小专栏《无花的蔷薇》文笔犀利，一针见血，抨击时弊，鞭挞丑恶，很有特色。我欣赏米谷的漫画，线条粗犷，形象鲜明，它就像刺向反动派的投枪、匕首……还有发表在《华商报》上的杜埃、黄秋耘、楼适夷、司马文森的文学作品，以及马凡陀(袁水拍)的山歌、吕剑的诗，深受我喜爱。而黄谷柳的连载小说《虾球传》，更是我每期必追的名篇。主人公虾球的生活道路，引起我内心强烈的共鸣。
在《华商报》、《群众》、《正报》的影响下，我提高了觉悟，向学生宣传反内战、反饥战、反迫害，在课堂上教唱《民主是那样》、《五块钱》、(青春战斗曲》、《茶馆小娜《别让它遭灾害》等进步歌曲。我还在课余撰写了《论当前病态的小学教育》、《巨额金圆券变废纸记》、《新会市场萧条》、《葵城一片肃杀声》等一批文章、通讯，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真巧，当广东纪念建党80周年百名记者采访团抵达中山市的革命老区五桂山时，碰上了原广州市委书记兼市人大主任欧初。他应邀来此参加再现珠江纵队辉煌历史的电视文献纪录片《珠江怒潮》的首播式。我们于是第一时间请这位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副司令员，说说当年的战斗历程和峥嵘岁月。
今年已届八秩的欧老精神矍砾，看上去像60来岁的样子。他说，中山既是他的故乡，也是半个多世纪之前战斗过的地方，他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五桂山区，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五桂山不仅是一个山名，它代表着整个中山，代表着革命。”欧初说，早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就派党员来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据点，为开展敌后游击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前身)在此成立，五桂山槟榔山村的古氏宗祠，则是珠江纵队的指挥部所在地。抗日游击队和武工队在中山进行了许多战斗，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围剿，用生命与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当年的战斗，灵活巧妙，十有九胜，运用了伏击，爆炸，夜袭等各种战术，甚至还有海上游击战……谈到这里，喜爱写诗的欧初说，他曾经将文天祥过伶仃洋时的那著名的诗句“伶仃洋里叹伶仃”，改成了豪迈的“伶仃洋上不伶仃”。五桂山并非偏僻荒远之地，离石岐镇只有7公里，敌人多次围剿扫荡，游击队之所以仍能生存，一是靠党的领导，二是有群众的支持。最令人难忘的是，敌人为了逼群众说出谁是游击队，惨绝人寰地将石门九堡村的41位老百姓活埋了，但当地群众不为敌人的淫威所吓倒，依然迎接游击队回他们村里去。在翠亨村，山上驻守着日本鬼子，山下游击队照样在开会，因为那与孙中山先生是同学的乡长拥护共产党，有群众作掩护。除了战斗，游击队还做了不少统战工作，他们曾经排演了一出纪念孙中山的戏，将孙中山的姐姐请来观看。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夫人，也经常与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有书信来往。
提起五桂山，欧初有不尽的情怀，在结束这次采访时，他再一次重复并引申了开头的那句诗式的话语—“五桂山不仅是个山名，它是一面旗帜，代表着革命，代表着改革和进步!”同场接受采访的五桂山镇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个革命老区在解放后发生了翻天搜地的巨变。近年来，五桂山以工业立镇、农业稳镇、旅游旺镇为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了丝织、矿泉水、五金、家具、电子产品等多个工业体系。至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3亿元，农村人年均纯收人4680元，职工人年均收人超过一万元，是中山市首批小康达标镇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到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祖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我今年已是75岁的老人了。几十年来常常想起人党时的誓言:一是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总是想着，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做点事。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60岁正要离休的时候，正在编写《广东省小学语文实验课本》和开展实验工作，怎能停下。于是，我又继续干了8年，完成了编写课本工作和第一批实验工作。
在中小学教学改革中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识字教学还没有改变先识字后读书的模式，阻碍了儿童语言的发展和智力的开发。1984年，我借鉴黑龙江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经验，结合广东方言区的教学实际，探索小学语文教学的新路子，开始了实验工作。目的是构建学习汉字和发展语言紧密结合又具有广东特色的小学语文教学新体系。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解决了教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汉语拼音教学采取两步走的做法，设计了以两百个左右音节作为常用音节编写教材，减轻了学习负担。识字教学设计和编写了拼音字词句结合型练习，有次序地增加两千个常用字的复现率，提高了识字效率。说话教学选择了普通话和广东方言差异较大的日常用语和词汇编写教材，强调普通话和方言沟通，促进了学生尽快学好普通话。听说读写训练从三年级开始按读写结合原则比较系统地进行重点项目训练，有效地发展了语言和智力。实践证明，这些新做法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党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的身体虽然逐渐衰老，但这种革命精神不可丢，要编一套新教材确是一件苦差事，困难很多，工作量很大，需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不被困难吓倒的精神。我相信荀子的名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凭着为人民服务的夙愿，和为下一代多做奉献的热情，终于坚持下来了，一册一册地把新书送到了孩子们的面前。在这8年的编写工作中，为了构建小学语文教学新体系，探索规律，研究新路子，可以说绞尽了脑汁，有时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还在冥思苦想，一直到进人梦乡。为了改好课文和编好练习，要一字一句反复琢磨，反复推敲。为了赶在开学前把教材早些印发下去，多少个清晨，多少个夜晚，都在笔耕中度过。
1989年，我省第一批实验学校的实验班经过五年教学完成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各项要求，取得了优秀成绩。有8所小学的实验班参加了升初中考试，五年级语文成绩相当或超过了六年级水平，其中3所小学的实验班取得了本地区语文最高成绩。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这是教师们刻苦认真施教和学生们勤奋学习的结果。这也鼓舞了我，我对全套教材又进行了修订。我在实验工作中，曾先后到过20个市县的36所小学调查，和孩子们一起听课，和教师们一起座谈。当我看到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们能借助汉语拼音读书，边读书边识字，能写日记书信，语言和智力发展快，我格外欣喜，好像看到他们正在走上成才之路。实验班的教师们五年如一日，辛勤教学，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教师们反映了许多具体的教学情况和实际可行的意见，使我能够把教材编好和修改好。总之，教师和孩子们给我的老年生活带来了欢乐。八年过去，我的头发在不知不觉中已完全斑白，但在精神上却没有感到衰老。当时，我写了一首《夕阳红》诗:“默默笔耕忙，不觉鬓发苍。夕阳红似火，遍地稻花香。”
由于我省的这项实验取得了优秀成绩，1992年，我获得了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7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全国“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研究会授予我“荣誉证书”。我认为，这些奖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这是对全省参加实验的教师们的奖励，是对实验班的孩子们的奖励。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80年极其光辉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在纪念我党成立80周年的日子里，深人学习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回忆自己人党的前前后后，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在退休之后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的工作奋斗终生。
我是一位有37年党龄的极其普通的共产党员。几十年来，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什么业绩，在党的哺育和教育下，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
1959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大学。在大三时，正当憧憬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毕业分配工作时，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形势一度紧张起来。部队需要补充兵员，首次在大学生中征兵。在学校动员的日子里，我反复地想，当兵意味着什么?要吃亏、要吃苦、要打仗。一句话，要有牺牲精神。自己是独生子，是侨属，按政策可以缓征。但“保卫祖国，匹夫有责，祖国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的动员讲话久久响在耳边。考虑再三，决定瞒着母亲，报名参军，并向系党支部提出人党申请书。我记得在申请书上表了自己的决心:“好男儿，志四方，投笔从戎上战场。”我被批准了，于1962年6月16日穿上绿军装，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欢送下，走出了校门，乘坐火车途经衡阳转下湛江，搭轮船渡过琼州海峡，登上了海南岛。临离开学校时，系党支部书记亲切地叮嘱我:你的人党申请书随档案送到部队去，希望在部队上好好锻炼，接受党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我牢记书记的一番话语，把叮嘱带到了军营。
从学校到军营，从一个大学生到普通一名列兵，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也是生活环境的一大变化。我努力按照共产党员的要求，认真地自觉地过好“艰苦、纪律、生死”三关，但是为什么要人党，思想上还是比较朦胧的。
刚到部队那时，部队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雷锋同志把党比作母亲，在党的哺育下，愿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同志的事迹和思想境界感动着我，激励着我。我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与工农出身的战士一起摸爬滚打，战备训练，艰苦的工作、危险的工作抢着干。我所在的连队任务是架设和抢修电话线路，保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这种特定的工作环境，吃不定时、睡无床板是常有的事。海南岛每年都要受多次台风的袭击，每次台风过后，就得立即奔赴线路上抢修。有一次，我班负责到南渡江边抢修一条跨河线，由于跨度大(两岸相距1000多米)，两岸都立了近30米高的跨河电杆，我们必须上去把吹断的电线接好。全班同志一到目的地，班长就说，谁跟我上。我听说过，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位战士摔下来牺牲了，当时我有点害怕。但想到这是锻炼和考验的时刻，班长语音刚落，我抢着说:“我。”我登上杆顶，腿有点发抖，往天上看，飞云飘飘而过，往下看，好像自己悬在半空中。班长见状，对我说，不要向上向下看，要往前面的线路看，我按照班长的话去做，紧张的情绪稳定了下来，积极配合班长完成了抢修任务。
站岗放哨是战士的基本职责，必须站好每次岗，放好每次哨。有一晚深夜2时轮到我站岗，那时天气比较冷，北风滩限夹着微微细雨，更显得南国的冬寒。突然，在营区西侧的厨房外面有一人影，我想糟了，碰到坏人了。我连声喊口令，没有回答，我立即喊站住，并将子弹推上膛。他听到子弹上膛声音，止步了，我逮住了这个家伙。经审问，原是越狱的劳改犯，饿极了到我连队偷饭吃。此事得到了连队的口头嘉奖。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磨炼自己，接受党的教育和考验。组织上于1964年批准我加人中国共产党。
组织上人了党，但思想人党还需不断学习和正确处理碰到的问题。1985年，军队要压缩百万。我结束了24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省直机关任主任科员。当时，自己想不通。我在部队是正团职干部，回地方却降了两级使用，部队干部不值钱。这念头一闪过，觉得不对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正确处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体谅国家困难，服从组织安排，还要看到从部队工作到地方工作，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想通了，偷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地方工作，必须从头学起，我发扬部队好的作风，刻苦学习，虚心请教，尽快熟悉本职工作，提高工作能力。省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常委会，全国人大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工作人员，要认真负责地做好简报工作，快速、准确地反映委员、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有一次，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因简报工作任务重，精神过度紧张，胃病复发，一连几天便血，医生建议我住院检查，我说，工作走不开。我只拿了几瓶云南白药和胃药，止血止痛，带病坚持工作。儿年来，工作虽然劳累辛苦，但总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有党员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付出和奉献，而不是回报和索取。
岁月流逝，我退休了。退休后，按一般的想法，锻炼身体，做做家务，看看书报，写点东西，以打发余下的光阴。去年下半年，省关工委领导同志要我到省关工委办公室帮助工作。关心下一代是党的工作，是人民的热切期望，作为一名退休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的号召，把关心下一代工作作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实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最好选择。我答应了这一要求，并愿做好每项具体工作。
纪念，回忆，是为了继续努力，努力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努力做好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