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于党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参加工作时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正当我工作一帆风顺的时候，突然遭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1959年夏秋，反右倾机会主义波及全国，灾星降临，我劫数难逃。组织误认我继承了先父(在我七岁时去世)的遗业(股份数百元，由主持店务的伯父代管，我不知情)，隐瞒剥削成份，混进革命队伍，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在人生的道路上骤然滑人低谷，我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时，我从市委机关调到业余学校，被剥夺参加城市人民公社和民兵组织的政治权利。一颗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心灵突遭重创，痛楚万分，常常恶梦缠身，泪湿枕襟。幸而精神支柱没有崩溃，理想信念成了主心骨。我记起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教导共产党要忍辱负重，经受得起委屈。南大陈唯实副校长教导我们学习鲁迅精神，他说: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具有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想，事到如今，颓丧消沉无补于事，为什么不能像鲁迅那样做个非党布尔什维克，让行动证明我追求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是真心实意的!历史终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于是，我仍然以共产党员要求自己，把痛苦埋藏在心底里，振作精神，把身心扑到工作上。我协助领导以勤俭节约精神把一间职工业余中学筹办成较正规的工交业余大学;总结单科结业的办学经验，提供给领导在省业余教育工作会议上介绍，受到好评;同时主动争取担任教学课程，如大学的哲学、逻辑，中学的语文、代数，把自己过去中学时期、南大时期以及参加工作以来自学得来的知识全部倾注进去;并且深人做家访厂访，对学员进行为革命而学习的教育，认真负责地对缺课学员补课。这样从工作中汲取精神力量，从领导、同事和学员的尊重和信赖中获取欣慰。

    然而，“文革”又把我推向深渊，老殊新账一起算，给我扣上三反分子的罪名，押往干校审查，过着有生以来最艰辛的日子:囚牛栏，写检查，挨批斗，监护劳动，干最脏、最重、最累的活。顶着寒风撑渡船，忍着肩头肿痛挑大粪，冒着烈日酷暑割山草，泡在臭水淤泥里拔椿头。下田之余，读马列、毛著，写小评论，学会抓推剪，为同学理发。这样精神才得到一些解脱。经过四年的审查，历史问题仍被挂起，但表现却得到组织肯定，把我评为五好学员。心情稍为欣慰，沉重的思想包袱也觉得到卸轻。回顾这段日子，心境与参加工作早期大相径庭，从炽热昂扬变得凄冷深沉，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始终如一，对党的信念帮助我战胜了坎坷。

    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打倒“四人帮”后，1979年党组织恢复了我的党藉，处分改为严重警告;留下的尾巴到1986年也割掉了，结论确认原定主要错误事实失实，处分不当。到此长达26年错案终于了结。那时，我已年过半百，被安排作巡视员(科级)。当时，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要求干部年轻化，我是理解和拥护的。但想到原先的一个良好愿望—退休前努力干几年弥补失去的时日，成为泡影，而个人利益也难以补偿，埋怨情绪和失落感不禁浮起，自叹生不逢时，仕途运滞。是对党的信念帮助我摆脱羁绊。想当年从澳门归来，求的是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人党时曾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图回报，而今不是达到了此目的吗!这样一来，头脑中倾斜了的天平复归平衡，心胸也就坦然了。为了不再让岁月白白流逝，我为江门市修“地方志”尽了点绵力。退休后，树立起积极向上的养老观，过好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撰写文史资料，筹办南大校史巡回展览，还关心侨乡建设，向市政府提建议等。去年参加街道社区“两思”教育活动，我的“老者也应两思”的演讲，获征文一等奖。最近四年被党组织评为系统优秀党员。

    记得，参党时，我们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必修读物，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扣人心弦的警句成了我们的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古稀之年回眸往事，跟着党走了半个世纪，奉献青春，尽了能力，没有站污党员称号，问心无愧，晚趣乐融。志此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