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品味《文艺沉思录》这本集子的味道，并掂量它的分量，是有意思的。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绝大多数文章，当其在报刊上发表之时，都是些不趋时之作。当时中国文坛上轰轰然滚动着诸种披金挂彩的时髦声响，梁超然先生的这些文章则属于另一种声音。1987年和1988年两年期间，梁先生就曾顶着舆论大潮起劲地“敲边鼓”。先是写《鲁迅、柏杨异同论》、《再论鲁迅与柏杨》，对当时极为走红的《丑陋的中国人》和大陆版“编后记”提出批评，给大骂祖宗的“疯狂比赛”泼了一盆该泼的凉水。接着就是对被超高温的宣传着的《河疡 ))，一口气写了4篇短文，历数其谬误。梁先生就这样一路写来，对诸如“性文学”，“玩文学”、“文艺商品化”，“人体热”、“崇洋媚外”、“洋压力”、“娱乐片主体论”等等，都用他那鞭辟入里，泼辣流畅的短文，直言不讳地说出与当时的时髦观点相左、相悖的话语。
这就是梁先生的不趋时。不趋时的另一而该是追赶时髦。与不趋时相比较，追赶时髦好像容易许多，只要跟上时尚行就行，就是后来被证明是跟错了，也是人多势众，谁也不能怎么样。而不趋时却还能做到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则绝对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这里极需要才识。当有人声称柏杨“继承了鲁迅先生‘意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说柏杨的崇洋“也就是对鲁迅‘拿来主义’的发挥”时，梁先生便凭
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稳和刘‘鲁迅伟大人格精神的精深把握，驾轻就熟般写了《鲁迅、柏杨异同论》等，文章流畅质朴，为立论服务的材料左右逢源，足以使持异议的人们膛目结舌。在这里，作者的才识，就这样自然地转换成为文章的力量。《河殇》正走红时，梁先生的第一篇谈《河殇》的文章就是评《河殇》的“大胆”，有力地揭露了这部被当时的评论界吹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学术文化片的反学术、反文化的“硬伤”。比如，《河殇》说：“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梁先生便问：气“黄帝、炎帝以前或者在编撰者的眼中属于不可信的传说时代，：编撰者们可以从略不计。那么，是谁派大禹治水的呢?禹的父亲鲸又是在禹之前还是禹之后呢?禹之前算不算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要是不算，为什么《河殇》的编撰者又大谈什么黄帝、炎帝的大战?”如此种种，梁先生顺着《河殇》的“妄说”，毫不费劲地发现了的“情绪”是“如当今的一些幼稚青年问父母：‘我们爷爷为什么不给我们留下金条、外汇，一般地埋怨中华民族多次失去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河殇》的‘坐标’
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河殇》给中国亮出的‘指示牌’便是‘必须应大海的邀请去进行征服、掠夺，选择发展资本主义”，。梁超然先生是位专攻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艺家，他通晓古今中外的文学和历史，又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能获得的为文参照极为广博，所以我们才能在他的《文艺沉思录》里到处见得出其才识优势来。常言说艺高人胆大，梁先生的文章则令人懂得识广眼界宽。
才识倘与信仰相通，这才识便可与信仰一起凝聚成某种强大而坚毅的精神力量。在文化人圈里，论才识应该是谁都有一些的。但有时遇到重大问题仍免不了观望、畏蕙或犹疑，这恐怕就与其才识还没能与信仰相融有关，或者说其才识还没能撑起信仰。《文艺沉思录》里涉及具体文艺现象的诸多评论，就都见得出才识和信仰相融的力量。譬如就文艺问题，梁先生最为信仰的就是：文艺是人类的积极精神创造，因此它一定要服务于人类的精神提升。若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现，就是：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当需要对被一些人弄得玄虚复杂起来的文艺问题进行判断时，这种信仰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幻化成为某种类似显微镜或望远镜的那种东西，举在眉头一看便了然于目了。譬如，梁先生就某“中国现代艺术展”中一件题为《子夜的弥撒》的“充气艺术品”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充气出来的儿个女性的大乳房状的东西，以及男女性别部位组成的‘画面’。这个‘艺术品’的制作者大概认为这个内容现代得很、深刻得很了。这儿个充气物体表现出来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性交。性交是什么‘现代’意识呢?它在数万年前就存在于原始人生活中，这是某些理论家所鼓吹的‘人的原生形态’就存在的行为。”(《“现代”?“艺术”?》)面对着一些活蹦乱跳的‘诗人’却偏偏去宣扬“死”，叫喊“把屁股撅向一世界”，以及有些“作家”，“理论家”声称“真理就是一堆屎……真理都臭”之类，梁先生在《又说“声有哀乐”》一文中向世人发山“并不只是黄色才害人”的警告，又在《掸掸“灰”如何》一文中恳切写道：“这些，虽不一定是‘黄色’，而确实是灰色的。此类‘作品’极力宣泄灰暗情绪，就等于在读者心灵上撒土灰尘；当灰尘积累太久太多，是会锈损心灵的啊犷，谁真正站在人民一边想事，谁就容易拥有真理，谁就要显得聪明；而作另一种选择的，就无法躲开偏狭和愚蠢。被梁先生的批评文章所冲击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恐怕就是没太解决好毛泽东所说的“立足点”问题，太囿于自我而疏远人民了。
不趋时更需要勇气。梁先生的这种勇气是早就被锤打出来了的。还是在文痞姚文元不可一世之时，梁先生就写了一篇题为《<海瑞罢官>·海瑞·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历史主义》的文章，副题是“就批评方法与姚文元辩论”。文章写竟之时已是1965年岁尾，寄往《光明日报》，不久文章清样寄回当时的广西民族学院党委，就“准备发表，组织全国批判”征求党委意见。幸亏党委书记在来件签上“梁超然同志是一般教师，没有代表性，以不发
表为宜”的意见，将梁超然保护了下来。但是“文革”中间，造反派们还是把那份清样折腾出来，定他为“阶级敌人”并令其受尽“牛棚”生活之苦。现在，20余年过去了，梁超然还是那样地不懂得用他所占有的足够智慧将自己关在“小我”天地里，实行“个人保护主义”，还是那样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也不管是不是要惹一些人对他动肝火，照样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真如一句歌词所谓：“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