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窗外下起蒙蒙细雨，我顺着弯弯的小路，独自上篮球课。
下午，雨停了。我去上街舞课，看见天空又披上了黄色的外衣。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看见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满天飞舞着黄沙和塑料袋。 怪不得老师经常告诉我们要保护环境，我一定要当一名环保小卫士！
说实在的，我自上初中就不喜欢语文课。因为不喜欢，成绩自然高不了。所以只能用理科的高分来弥补这一缺憾了。我暗下决心，希望中考能考人尖子班，由父亲给我代课，也许语文成绩会提高一些。我的愿望实现了，可谁知……
许是父亲的严肃，许是对父亲的敬重，在上语文课的时候，我平添了一种紧张。凭心而论，父亲在讲课中十分幽默，经常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可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这种紧张，可能源于他突然提出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深度吧，也可能是他身集二职的缘故吧。在语文课上，我尽力想做得好些，却经常事与愿违，我也曾问过其他同学，他们回答:“上语文课，开始有些紧张，后来就好了。”他们说得轻松，我却摆脱不了“父亲=老师”这个等式的阴影。
我清晰地记得我上第一节语文课，第一次回答问题的情景。当父亲问我“雨中登泰山”是个什么短语时。我一愣，竟没回答上来。其实在下面我早已想过，可是站起来，脑子中却成了一片空白，于是随口答了一句:“不知道。”回答不上问题，在以前也是常有的，我也从没在意过，可这次却心乱如麻，可能是他失望地看我一眼的原因吧。这件事使我后面的课再也没听进去一个字。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她还以为是老师要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呢，谁知我却回答不知道。我只能苦笑，她怎么能知道我的这种心情呢?中午回家，我不敢直视父亲。我既希望他提起这件事，我好向他说明原因，但又希望他不提这件事，就让它这么过去。我在矛盾中煎熬着。最终，还是他提起了这件事，而我却没有勇气向他阐明我的想法。
同学们经常问我，你上你爸的课怕不怕。我只能支吾地回答:“还行。”还有人说，你父亲给你教语文，你语文肯定学得好。我表面上点头，内心却在苦笑。有时，我多么希望我的语文老师不是我的父亲。这样，这种连锁反应也就不存在了。但这毕竟不可能。我只希望我能适应我的语文老师，尽量学好语文。毕竟适者生存嘛。
由于爱好文学，自上高中以后，我便开始写些小文章，投给北平的《新民报》。(这些文章用现在的话说，可以叫“小小说”，内容全是反映贫苦人民生活的，如《当当》、《垃圾堆》、《酒店》等。出乎意料的是，我写的稿子，每篇必登，所得的稿费，我都用来买书了。
不久，我与几个同学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名字似乎叫《附中通讯》，这份刊物得到了当时学校的地下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民联”的支持。同班同学梁象敏主动承担了刻蜡板的工作，他的钢板宇写得很漂亮，并且能刻一些图案，使这份刊物增色不少。我记得有一次，他在第一版上还刻出了高尔基的头像，看起来和木刻版画一样。我当时只知道，他对这份刊物很热心，不久前才知道，他当时已是一名地下党员。说起这份刊物，还应当提一下，我们在印刷方面得到了“打钟老人”高升的大力帮助。人们只知道高升的职务是打钟，其实他还负责学校的文件、考试卷子的油印工作。他的屋里有一部油印机，他但同意我们用这部油印机，还替我们放哨，发现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解放以后，在办刊物的基础上，我和几位同学又办起了通讯组，及时把校内的新鲜事物，写成稿件，投给北京各报社。我记得我们的稿子曾经登在《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和《新民报》上。我写的通讯有:《春风把以往的障碍吹开》，在镰刀铁锤下会师—《记师大附中与育才中学的联欢大会》《新民报》1949年4月、《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庆祝人民政协开幕》(1949年4月23日)，还有一篇是1949年10月8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通讯:(杜伯洛维娜参观师大附中)。一年后，这篇通讯还收人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1952年版)。
师大附中通讯组的工作曾得到校领导的表扬，我记得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校长郝人初就曾说，我们学校的通讯组写了几篇通讯，报道了我校的种种变化，他们做得好，值得表扬。在与育才学校合并后，育才学校有几位同学也参加了我们的通讯组，其中就有后来成了名导演的林汝为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