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强调过了，不许任何人迟到，你小子偏偏来得晚！你看看人家，五点半就到教室里了！”班主任的训斥，一直萦绕在我耳旁。我眼里噙着泪花，看着班主任愤怒地走出办公室，不过，我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迟到的缘由。
入冬后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风不算很大，但寒入骨髓。天阴着脸已经几天了，随时有下雪的可能。我住的房子是父亲托人租的，学校里寝室不够。父亲敲门时，我正在练毛笔字。看见父亲，我慌了手脚，没想到这么晚他会过来。我赶紧去倒开水。父亲呼出的白气清晰可见，可以想到，外面是多么寒冷。
父亲脱下外衣，拍了拍，搁在床头。我收起毛笔，坐在父亲对面，看他慢慢地喝茶。他仍旧穿着那件土棕色的棉袄，有些地方还露出了劣质棉絮。父亲穿的时间太久了，褪色很严重。我忽然觉察到，我在外读书，比家里的生活还是好很多。我不忍看下去，怕父亲见了心里难受，又感叹自己没本事。他向来如此。想想自己，只会给他添麻烦，却很少给过他安慰，不由心生内疚。
我一边收拾，一边和父亲聊了起来。聊家里的两亩地，聊今年的收成，聊农家小院里的一切。记忆里，我从不和父亲多说话。现在不同，离开家了，我像一个独立的人，仿佛和父亲不在一个屋檐下了。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月光透过细小的窗口泄了进来。我和父亲也轻松起来，父亲点燃了一支烟，惬意地抽了起来。
这样的夜，我哪能入眠？父亲怕影响我第二天的学习，硬拖我躺下，睡在他的脚边。我照例像小时候一样，无奈地闻着他那久违的脚臭。不过这一时刻，我乐意。
第二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准时睁开眼。父亲正睡得香，一条腿重重压在我的身上。我想爬起来，又怕把他弄醒。室外还是一片漆黑，他肯定会心疼我，这个时候起床太辛苦。
我平生第一个大胆的念头油然而生，干脆今早晚点去，我很想和父亲多待一会儿。我真的这样做了，尽管我记得班主任昨晚再三地叮嘱：“明天校领导巡查，任何人都不许迟到……”
垫着父亲的脚，我睡得很香，很香……
中华文化历来强调“民本”，《尚书》谈到“民惟邦本，本固安宁”。而当今国富民强，人民安居才是民本思想的升华。中华文化亦道“天人合一”，和谐、自由、平等、友善，重在人与人尊重、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生命融洽。翻开《史铁生散文选集》，开启心魂的哲思，在字里行间，感悟“和谐、自由、平等、友善”的大道。
“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升华和创新。史先生追从内心的安宁，追寻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写作为寻求生命的零度。“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土地要你气蒸烟熏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吗？疯话。”字里行间活脱出浊浊世间的傲傲风骨，洋洋洒洒执笔，洗净世人的污浊。不慕争霸亦不慕排名，寻求和谐人生和谐自然。体现在当代，就是致力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语》有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待人接物以包容以宽厚的胸怀承载万物，以博爱强调以“和谐”为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我在地坛，地坛在我”，和谐和谐，亦为大道。
“自由、平等”乃社会统一安定之保障。轮椅上的作家，自称“职业是生病，余业在写作”，用残缺的身躯撑起生命的蓝天，谱写最为挺立丰满的思想。他1969年到延安一带插队，后因双腿瘫痪回京。后来又因肾病患上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病魔吞噬身体，而他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不断攀越人生的巅峰，做思想的巨人。他有着对肉体伤残的切实体验，深切明白残疾者对生存的渴望，以及对自由、平等的渴求。他的关爱不是悲哀，不是怜悯，而是升华成对生存的关注，对精神“伤残”的关爱。写作的零度即对生命意义的叩问，写作由之发出的地方即生命固有之疑难，写作之寻求，即灵魂的眺望。他用睿智的言辞、轻灵的笔法、明朗欢快的格调照亮人们内心的幽暗。子孟子云“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史铁生看淡生死，持续关注“残疾人”的生活，散发“自由平等”的人性之光。他把一字一字化为滴水融入大海，抚平人民内心的伤痛，再筑坚毅之力。自由平等，为善互助，亦为大道。
“友善”乃社会建设的核心要素。史铁生的散文中无不流露出人性的光辉，善良、质朴、真诚。笔尖下勇敢朴实坚毅的破老汉，温情脉脉美丽善良的母亲，生活之热爱，人性的光辉如明珠般于字里行间闪耀。“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友善是人间的美好品质，似炎炎沙漠中的甘琼，又似三尺寒冰间一束熹微的暖光。“友善”待人处事，亦为大道。
“读无梦的书，做有梦的人”——周国平。轮椅上的思考，是生命的思考，是社会的思考，是梦想启程的思考。
史先生的身躯虽然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里，但他的心魂在飞，飞向高远的天地。他的文章是震撼，是伟大，因为他把生命紧紧联系。他的心如火把照亮迷途中的行者，又如泥土，让众人踩出一条康庄大路。人性是书的魂，“和谐、自由、平等、友善”更是书的宏图大志。
导读：我们很强调作文的修改，因为修改也是一种“温故而知新”。有时候，修改作文需要大动干戈。有时候，修改可能是很轻松的，就是改动一个字的位置，或者一个段落的位置。但是，通过不起眼的修改，文章也可能顿时换了一个模样。请留意本文最后两段。
收藏
上海※※学校初三 ※※※
外婆的房间朝南，每天早晨都装满了金色的阳光。在她床边雕刻着花纹的木柜上，整齐地摆放着她收藏的宝贝。顶层是塑料瓶剪成的彩色花瓶，插着一朵朵赏心悦目的报纸花；下面一层摆着小企鹅形状的塑料储物罐，以及瓶盖做成的精致钥匙扣……
“外婆的房间朝南，每天早晨都装满了金色的阳光。”这个句子写得很棒，特别是“装满”这个词用得好。阳光满屋，既是一种实景，也包含着某种寓意。一篇作文里，有一两个这么精彩的句子，就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外婆喜欢收藏“破旧”的杂物。在家里，她常常把我想扔进垃圾桶的“废品”留下，乐此不疲地用巧手做着各种各样新颖别致的小玩意，让它们得以重生。
原来的这一段还是太长了，老师把它改成了三段。要记住，一件事情是可以用多个段落来写的，不要写过长的段落。
一次，她留下我扔的一次性塑料杯，笑着说别急着扔掉，用它可以做一个小灯笼。于是外婆把它洗干净，用剪刀先把杯嘴一圈减去，再沿着杯壁往下剪成竖条，把头部修成三角形。然后，她小心地把纸杯往下压，用手把每个塑料条稍微往内卷，像一朵莲花绽开的样子。接着取另一个杯子，剪下杯底贴上双面胶，粘在莲花的花瓣上，变成鼓状。外婆再稍微往下压，整个灯笼就成型了。我看着外婆，她温柔的双眼闪着光，像女娲创造生命时的透露的专注和爱。
这一段对外婆利用一次性塑料杯制作小灯笼的过程，写得非常细腻，甚至有点像电视里分解出来的慢动作一样。最后一句写到了外婆的神态，其实这是一个很主观的神态描写，所反映的是作者对外婆的态度。
接着，外婆在灯笼的顶部和底部各戳出一个洞，用几条线整在一起，打上结，做成灯笼长长的灯须。“世界上本没有废品，只是它们以错误的形式出现在错误的地方。而我们只要有心，就能发现它们隐藏的美，把一件普通的东西变得多彩。”外婆笑了，苍老的嘴角透着一丝慈祥。接着，她用红色的水彩笔给纸灯笼上色，把它放置在床头的木柜上轻轻抚摸。
外婆的语言，在这里是很点睛的议论。这段话，反映的是外婆的心声，对读者理解外婆的内心世界很有帮助。
过了几天，几个六七岁的孩子来我家做客。外婆笑眯眯地给他们展示、介绍自己的收藏，看到他们饶有兴致的样子，便把那只红澄澄的纸灯笼送给了他们，成为他们的收藏。
心灵手巧的外婆，把一个个生活中多余的物品变成独具匠心的装饰品，将生活中点滴美好，收藏在她床头那雕花木柜上。
上面两段文字的顺序，可以换个位置。这样的好处是，调整之后，先写外婆用多余的物品做成装饰品，用来点缀自己的生活。然后，她又把这些艺术品送给孩子们，让他们也感受到生活之美，也认识到废物利用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这样来结尾，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周东飞老师点评
这是一篇很好的记叙文，写的是外婆善于利用废旧物品来制作工艺品，并加以收藏，写出了作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与赞美。文章中，对于外婆房间的环境描写，对于外婆制作工艺品时动作的描写，以及对外婆的语言、神态描写，都十分到位。作者虽然没有更多的议论，但是通过主观色彩很浓厚的神态、语言方面的描写，表明了作者的态度。
两个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原文的第二段太长太长，可以像现在这样分为3个段落。二是本文的最后一段和倒数第二段可以调整一下位置，调整之后，结尾会显得更加有广度、有意境。此外，如果作者能够在目前记叙的基础上有所议论，也不显得多余。
这个学期，作为班主任，每天强调学生要有团队精神，要团结起来，要有一分光发一分热。看样子还是很有效果的，在这次文化艺术节中，学生还是没有给自己丢脸，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与精神文明班。呵呵，看着那一叠奖状自己还是感到高兴。
不过当班主任还真累，每天你得想着要如何去管理好他们，不过对于自己还是一种锻炼，毕竟好多年没当班主任了，现在当班主任的心态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毛头小子，到今日，现在班级评比的那些结果，对于自己似乎并不是很重要，自己可能很少去关心最终的结果，更多地注重培养学生的做人做事的能力。有人说，彪哥，看不出啊，你没怎样扑到班上去，你们班的成绩与排名不错吗。呵呵，在别人眼中自己确实做得少了，只是可能自己想的更多了，自己更多地注重如何培养班干部的独立处事能力，学生的团队精神，更多地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当一个旁观者就好。
无论自己怎样去想当然，想让学生自己去管理好班级，看样子自己还是会不经意间激动起来，就比如拔河比赛，自己觉得组织好了，可以不管它了，到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嗓子喊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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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文题目由于讲究艺术性、抒情性，强调突出作用，用了一些特殊句式，因而表意不够明显。审题时，如果变换一下句式，意思立即显现出来，很快就能确定写作的重点。这些作文题目大多是问句、感叹句和倒装句等，只要把它们变成陈述句或一般句式，化特殊为一般，题目的含义就一目了然了。
例如《这件事能叫人忘记吗》这个题目，是反问句式，把它改为《这件事不能叫人忘记》就行了，写作时，要把“这件事”写完整，要突出“不能叫人忘记”的原因。再如《啊，绿叶》这个题目，是个感叹句，把它改为陈述句，题目可写作《绿叶颂》或《我爱绿叶》，这样一看便知，这个题目可写成抒情散文，而且要抒发对绿叶的赞美之情。像《大海啊，大海》《光荣花，艳艳的》《怎么啦，你》等题目，都可以用“变换句式法”审题。
运用变换句式法审题，要注意变换句式后的题目一定要符合原题的真实题旨，否则就会偏题。例如《啊，锦绣中华》，这个题目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审题的关键在于对“啊”字感情色彩的理解。原题中的“啊”字，很显然含有称颂、赞美之意，可以将题目变换为《我赞美锦绣中华》、《中华河山真美》或《我爱锦绣中华》，但不能改为《向你介绍锦绣中华》或《平常的中华河山》之类或改变文体或改变题旨的题目。需要指出的是，变换句式法是一种思维活动，只是一种审题方法，在实际写作中不可更改作文原题的句式。
片面地强调现实主义，把浪漫主义看成和现实主义不能相容，或者是有意无意地贬低浪漫主义传统的意义，其结果必然是妨碍我们全面地吸取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批判地分析、继承它们的艺术经验。更何况在我们的优秀的文学遗产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又往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渗透、互为一体地融合在艺术形象的创造里，特别是在杰出的文学作品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两种艺术方法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结合的程度、表现的形式都有所不同，但却很难用一种艺术方法加以概括和总结。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一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一方面固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根据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从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这个方法来的”。一方面也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
因此，这个艺术方法的提出，不仅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百花齐放、广阔自由的天地，也为全面地吸取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重大准则。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艺术方法以后，经过周扬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全面地阐明了这个艺术方法的性质和特征，现在已经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强烈的反应，也促进了文学研究工作的日益活跃。最近看到《文学遗产》上所展开的关于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向题的讨论，很有启发，也想从学习中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当然，运用这个准则全面地分析、研究遗产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及其发展、结合方面的艺术经验，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只想就古典小说艺术方法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王总因为某件事要请我们全家吃饭。强调一定是全家，那自然包括我。我奇怪我竟然糊里糊涂地跟着去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极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无论如何也要找个借口留在家里。
黑色的小轿车在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间疾驰。
富达海鲜酒家。
一面雅致的水曲柳门上，与视线相平处写着“富豪王总”。
推门而人，王总已在餐桌边就坐，一阵寒喧客套后，诸位纷纷落座。
一位五官普遍偏大的小姐用夹子给每个人送上带着浓郁的消毒水味的热毛巾。
擦手。把餐巾放在膝盖上。
小姐给每个人倒茶、洗餐具。把茶水倒在茶水缸里，小姐再彻茶，每个人都很熟练地叩指为谢。茶很烫，只好凉着。
王总起身点菜，坐在一旁一直未露出笑容的王总的千金兴高采烈地跟着他爸出去了。
我抬手看表，6点钟出门，现在已是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了。
终于上菜了。
那些贝类壳上花纹很漂亮，带着那种纯自然的野气。我只知道，这些可以统称为海鲜，却不知它们的具体名称，我也无意了解。
小姐把装满了空壳的碟子拿走，换上干净的碟子。
王夫人俯身用哄孩子的口吻间我要什么饮料，我随口说:“橙汁。”
橙汁来了，我喝了一大口，那清凉一直沁到心里，满桌的东西，只有这橙汁才是我最熟悉的。
小姐很周到地不断给每个人换碟子，换毛巾，沏茶，倒酒和饮料。
一个人对王总的司机说:“你这段时间没什么变化啊。”“哪里，又胖了。”
说完，所有的人都大笑。那司机笑得浑身肥肉乱颤。
王夫人很得意地对我说:“国庆节我去打麻将，一直打到凌晨三点。”说完又笑。我推波助澜地说:“哦，这么晚啊。”也笑。
王总一边不停地抖动着那穿着上好质地的裤子的腿，一边饶有兴致地向大家介绍某处的酒楼，某地的饭店。摇着头说日本材料贵得惊人，日本的地皮也贵得令人咋舌，接着又点着头说俄罗斯的住宿费实在便宜，1990年有四块一晚。最后又摇着头说现在的生意实在难做。
王夫人左手掩面，右手拿牙签，一边清理牙齿，一边骄傲地向大家宣布，她女儿在某校军训了半个多月才回来，十几天没上街。一回来，逛街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10点。到“新都”吃自助餐花了300多块钱。
有人间王总的女儿:“走街走那么久都不累啊!”
“唉!军训成果嘛。”
“军训还是挺有收获的嘛。”
王总的女儿谦虚地笑。王夫人望着女儿自豪地笑。
接着，用那定位效果极差的音响唱卡拉OK。几个人扯着嗓子吼了一通庸俗流行歌曲，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叫好。烟雾缭绕和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歌声叫我消化不良，我借口上洗手间出去换口气。大堂内，服务小姐穿梭不停，我们极享受地坐在餐桌前享受着并没有多大用处的服务。
如果有同样的东西，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吃，我宁可用一个大盆装着，两手并用，大吃特吃。完了以后，嘻嘻哈哈地用油手猜拳决定谁来收拾残局，或是愁苦脸地收碗洗筷，或是幸灾乐祸地看看对方发笑。我奇怪有的人偏要把轻松无比的吃饭过程复杂化、程序化，更商业化，多累!
不能老在外面待着，只好又进去。那帮人还在极自我欣赏地“鬼哭狼嚎”，其他人还在兴致勃勃地拍手叫好。
房间的冷气令我脚底发麻，呛人的烟味令我直想呕吐。
还好，买单了。1680元，一路发。王总拍出1700元，收账小姐去找钱。自然是一张10元，一张5元，5个硬币。自然是王总拿了10元和5元，5个硬币作小费。小姐自然是满脸堆笑，殷勤地说:“谢谢老板!”
王总对大家说:“1680元，不贵哦!”
“是啊，不贵。”
大家随声附和着。
终于可以回家了，在车里，我强压着才不使自己把一肚子的什么海味都吐出来。
到家时，看看墙上的挂钟，已是10点30分了。
中国人一向是强调苦读的，连本应该欢天喜地的学校生活都被描绘成“寒窗”。两个字活脱脱地写出了一群紧锁眉头，在灌满寒气的屋子里啃着严监生们的干馒头的学子，正不折不挠地攻克天书般的难题。
这样写学校生活和求学历程确实大大失真。诚然，高中的求学是件带点残酷色彩的事，但这个年龄特有的对幽默的过敏却为那座想象中的千年冰宫调上了点童话味。
我们的教室是朝南的，可以称得上冬暖夏凉。但当玻璃窗在冷风呼啸的日子里很不巧地碎了一块时，全班学生便会无可奈何地收缩，调节自己的身体，直至收紧到最小。娇小的女孩子则像一堆小刺狠般挤在一块取暖，又要保持一定距离—刺狠怕相互弄痛，而她们是怕弄皱时尚的淑女装。在找不到窗帘的尴尬夏天，这样的喜剧镜头同样会出现—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睫毛的重量—地心引力连这样的小家伙也不放过，拖着眼皮越沉越下，随后整个身子也会像一块上好黄油般溶化、坍塌。
尽管有时会受气象神灵的调侃作弄，同窗们依旧是一群热衷求学上进的杰出人物。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好学生抓一个是一个”的直升班里，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一点孔乙己型的迁腐和苏文纹式的孤高自大，或许还有尼采的疯狂怪僻。每个人都自诩为“才子”，每个人的感觉都一直处在最佳状态。男生们以带着神秘而不怀好意的笑容询问同年级仁兄一个藏在康熙字典音晃里的怪字，以得到“不知道”的回答为荣。若那个被问者知趣点，说一句:“大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下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请指教。”问者必会欣喜若狂。女生们则善于对邻班同胞的衣着吹毛求疵。人家穿得朴素点便会称之“保守”，穿得新潮点便贬其为“媚俗”。一个接一个站在门口的“时装批判专家”中间，其实也有不少将自己扮成小布店里廉价花绸的，或穿着名牌，却露出一截从地摊上淘来的衬衣的。这种指指点点的评说无非有助于提高虚荣和自信—虽然阿Q精神十足，但仍不失为一道喜剧味浓郁的风景。
求学中另一些重要角色便是“为人师”者了。由于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只有一条走廊的距离，所以师生间交流颇多。小时候只觉得老师们个个美丽善良，且清一色的女性，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真可称得上是圣人阶级的一员。而如今高中的老师则不然，除了有以男性居多这个特点外，还有各自精彩的性情。
我们的英文老师说一口一波三折的伦敦英语，实在是个温柔可亲，脾性好到极点的先生。他的身材细瘦，又显几分柔弱，所以大多数同窗都吃了豹子胆似地在他面前尽展搞笑天才。而英文先生无奈至极也只是露一下惊愕状，瞪一下不太大的眼睛，并辅之以一些英文中的感叹词。
英文先生的课总得不到一个满盘的好纪律—这可能由于他个人对笑话有着特殊的癖好。但可悲的是他并不具备高明的幽默才智，本想对课堂气氛作一些活跃的美好愿望总被调皮的学生所操纵，搞得每个人都快乐地大笑，有时甚至是很歇斯底里的笑。这时英文先生便满脸怒气地拼命想控制这局面—最后却总是他先抑制自己的声音，像二十年代美国默片中受挫的小人物一样可爱可怜地站在一边—穿一件窄小的西服，下巴上留着几天也没剃的胡须。但当我放学后，在走廊上遇见他，他却会首先把我在课上的恶作剧忘得一干二净，热情地对我说:“See you tomorrow。”
与英文先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学老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张有着双下巴的很福相的脸，上面架着一副代表着高深莫测的黑框眼镜，走起路来也格外沉稳—我对数学老师一向是仰视的，除了基于教过我的数学老师都特别高壮这个原因外，可能还由于我天生就缺乏理性的脑子。所以当数学老师一脸严肃走进教室后，在黑板上白花花地写了一大片，然后自如地拍打一下双手问:“还有什么问题?”时，我就油然生出一种敬畏来。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那便是他总板着脸，缺乏英文先生那种“默片精神”。于是几个女伴迅速根据其形象取了一个“熊爸爸”的外号送给他，明知是“大不敬”，却还是喊上了口，因为有一种让数学老师可爱起来的作用。
没事的时候到办公室帮老师们做些杂事，我忽然发觉“熊爸爸”其实是无需绰号修饰，便能制造活泼气氛的人，只不过这一手从来没向同窗们露过—许是怕我们误了功课。他有时和有着一张卡通脸的计算机老师大侃特侃，兴奋到极点时便涨红了脸，把胖手掌拍着腿跳将起来，开始极端快活地大笑—这笑与他在课堂上讲壤之别!—办公室也因他的天真而烂漫起来，真的像孩子气的熊爸爸走进了森林。而一打铃，他便会马上停止玩笑，理一理演绎出层层叠叠效果的头发，换上抵御粉尘的蓝大褂，步履沉稳地边走进教室，边收拾刚才笑的残局，去对付我们这帮孩子。
男老师性情各有千秋，女教师则一律地呈现非凡的母性。每到课间，我站在走廊里与女伴们聊天，班主任老师会过来说:“晴，头发又乱了，我给你重梳。”尽管她分起发路来一丝不荀得如同做物理实验，但辫子还是会梳得一高一低，可我仍为此感到受宠若惊。末了她也不忘吩咐几句:“要考试了，记得回家做……”语文先生则更为温和慈爱。一日我和她谈起在家里常挨训吃板子的事，她和邻班的一位女老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啊呀呀，怎么舍得。你就送给我做女儿吧。成绩这样好，文章又写得这样老练，哪里去找。”我心里颇为得意，临走口袋里还装了一把糖。
考试是和老师一样始终热门的话题。一年里总有几次令人神经打结的艰难险阻，家里书桌上的复习资料就像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摩天大楼一般拔地而起。就连晚上睡觉也不安生。有一次我在考试前夕的半夜醒来，望着暗暗的白炽灯，忽然闪过了抓气在氢气中燃烧的情形和化学式。重新睡下后我直笑自己傻，何必呢，我一直是以读书轻松而著称的，难道潜意识中仍藏着脆弱?
紧张也罢，乐观也罢，考场上的监考老师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也罢，身后做不出难题的男生咬牙切齿也罢，填充题一帆风顺也罢，计算题性急慌忙算错一位小数也罢，我最爱考完试后的情景。
若是考砸，我会用“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安慰自己;若是获得全胜，我会把满腔的喜气洋洋化作悠然的淡泊。幸而我一直是好运道的，初人高中的期中考拿到了第二名。于是那天我留下来和女伴们跳皮筋，一直到晚上六点。
有人在一边看席绢的书一边跳，有人一边大口喝汽水一边跳，有人一边哼辛晓琪的歌一边跳。我呢，一边思量着周末的安排，是再写一段小说，练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还是穿上平日不敢穿的短裙和父母上街吃意大利菜，一边享受着这项纯学生气的娱乐。
从学校的教学楼里出来，天地已是暗蓝一片。虽没有满月，楼里几扇亮着灯的窗户却给人家的味道。一个还没出完黑板报的小女生就像家里的妹妹一样，在自己的教室里一边画报头一边为自己壮胆，唱着: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集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我听着听着便笑了:毕竟是女孩子，这种时候还带着甜蜜的憧慷。
出了校门，回头望望教学楼和操场。白天杂色而繁忙的学校，到晚上变得像一首诗一样可爱，这是我从未想到的。以前只知道深秋的早上站在操场上，会忽然被一阵风卷起的沙子劈头盖脑打一掌，感觉学校真像个硝烟弥漫的沙场。而今才知道，学校更像我的另一个家。纯净的晚风又吹来了小女生的歌声，飘渺而空灵，我不禁地随着一道唱起来。走在一旁的女伴默默笑着，皮鞋嗒，嗒，嗒，踏着拍子。—我们老了定会这样坐着摇椅慢慢聊的。
本文在内容上强调人生中诚信的重要性。从题目来看，运用比喻修辞来强调作者的写作意图及作者对这个话题的理解。
开篇用两句话揭示作者对诚信重要性的认识，紧接着用对比手法，演绎出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根”的理解，从中可见小作者阅读范围之广。第三至第五段是正面论述，同时在结构上形成排比，增强了论述的气势。第六段从反面论述，概括抛弃诚信这条“根”造成的恶果，照应了开头在岁月的长河、历史的记忆中打捞和探寻的语句。
最后两个段落不仅呼应开头，而且点明文章主题，明确中心，以感叹句形式抒发作者内心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