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忌讯齐王纳谏后，齐国政通人和，燕、赵、韩、魏咸来朝见。邹忌之“试”，功英大禹。细读原文再三，深感其“成功”之始，实乃出于“孰视之”这一自觉行为品质。
所该“孰视之”，是指一个人能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镜，仔细端详并学习他人长处，认真对照并检查自身之不足。古人曰:“人非圣肾，孰能无过?"树立起这样信念的人，才会时刻提醒自己，才会不断完善自我，为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不断努力。
“孰视之”是真实地照镜子，是一切事情能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邹忌对徐公“孰视之”，看到了一个“自以为不如”的徐公，也照出了一个“弗如远甚”的“我”。真正的知己知彼，鱿是在这“孰视之”的过程中完成7。摆正了这样的位I，邹忌仍不失为一名美男子，而从中所进发的“知人者智”的火花，更令人感到他所平添的几分内在资质的“美”。对此，我们不封换个角度来看，俏若邹忌当时来个“门缝里肴人”，对徐会或是横挑弃子竖挑眼，或是千脆不质一份，而后，又何从“基襄而思之”，又柯以“朝见威王”，又何论“战胜于朝廷”?
“孰视之”是应心服用“清凉别”。郊忌如此，我们生活中也不乏其例。曹荣获“五连冠”的中国女排，一度在“私我”、“畏我，、“有求于我”的氛围中，“视神经”出了问题。巴塞萝那奥运会上衍给待兰女排，起视四周，则已不再是中国“一花独秀”的格局。原来，古巴、巴西、秘香、美国、俄岁斯、韩国，等等，都早已开始对中国女排“孰视之”，并从中找到了对付中国女排的招数。连连效绩的渗痛教训，终于使中国女排的姑娘们重新站到了一个开创断天地的起点上，打掉自身的盲目性，也从“孰视”自己的一个个对手开始.努力去追寻重振雄风的一个个新的突破口。
由此看来，“孰视”既是十分有效的观察方法，更是弥足珍贵的自省美德。如果就方法论方法，不从思想素质上去提高，那么，再美好的事物放在眼前，也会视若未见，熟视无堵。我们青年学生只有禅怀坦白，敞开心序，才可能开阔视开，见赞思齐，“孰视”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和所有位得自己羊敬与学习的人物，在广泛的社会实戏中，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地去获取成功。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映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会，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普孰与徐会美?”妾曰:“徐奋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否与徐公孰美?"客曰:“徐会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慕寝而思之，曰:“否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巨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巨，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英不私王，朝廷之巨英不畏王，四境之内英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样臣吏民能面利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纬、魏闻之，嘴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古往今来，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人，都会有犯借误的时候，此乃“人非圣赞，孰能无过?”的道理。然而能够当面指出这些错误的人，枕更少之又少了。因此进谏难.纳谏也鱿更难了，要想得到成果，需要双方的合力，既要有坎于立面错误，改正错误的脚怀，又要有勇于批评，羊重他人意见的精神。
读了上述这则材料后，我十分钦佩青年工人宋丽芳，对她那种敢于向专家、权成提出质提，这种精神鱿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侧面也反映出宋丽芳对于读书是艳着一种认真仔细、严谨的态度。但我更饮佩胡绳，当他得知此事后.立刻细查了有关记载，答复了这位读者。脱作了恳切的说明，仃正了某些筑漏，又表示了诚华的感谢。胡绳细查记载，说明他能够以客砚实事代替自己的主现认识。作为一名知名的学者，对于一个青年工人提出的质提，完全可以毫不理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胡绳却没有这么做，他不但作了说明，仃正硫漏，而且对读者给予了诚攀的感谢。像他这种精神是位得我们学习和采纳的，胡绳的这种精种正是能够盛心采纳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不因为自己是著名的学者，却要接受一个普通工人的意见，表现了胡绳的大度和应怀若谷的高尚品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缺少的就是进谏和幼谏。在不少单位，下属在上司面前有的只是吹谧拍马，而这种方法，上司也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工作效率低，腐致之风也鱿不足为奇了。如果换一个角度，现在我们的某个部门或机关，也来个“悬赏纳谏”，那肯定是“门庭若市”，批评、建议雪片般的飞来。最后的结果呢，也就可想而知了。准足改进了工作，提高了效率，像不干净的身子洗了个清水澡，受到广大群众的鼓励和表杨，对四化的进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所以，各级领导应当正确琦待批评意见，敢于“惫赏纳谏”，改进工作，推动四化建设，把祖国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最近读了一则有关唐太宗纳谏的故事，掩卷而思，浮想联翩，生出了许多感慨。继而又忽发奇想:如果人人都能象长孙皇后那样，上下级关系不就处得更和谐融洽了吗?
唐太宗和魏征堪称历史上有名的明君贤臣。有一次，魏征在朝廷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直言太宗的过失，太宗龙颜大怒，拂袖回宫，余怒未息地对正在煎药的长孙皇后说:“魏征这个老匹夫，目无尊上，我非杀了这个乡巴佬不可:”长孙皇后听了，便对太宗说:“熬好的药，我不想喝了，虽然知道喝下去能治好我的病，但味道太苦了。”唐太宗恍然大悟，连忙拉着长孙皇后的手笑着说:“要不是你，我险些做出蠢事。”当即表示不再杀魏征，并采用他的建议。
同样一个李世民，对待魏挤和长孙皇后的肺腑忠言，为什么一怒一笑，一拒一纳，效果如此径渭分明呢?有比较才有鉴别。细思之，不难看出二人劝谏之术有高下之分也。魏征忠言直说，讲的是逆耳忠言;而长孙皇后忠言曲说，讲的是顺耳忠言，运用设喻，通过暗示使唐太宗认识到自己的举动失当。试想如果长孙皇后也采用魏征的做法，直谏唐太宗，那么非但不能救魏征，恐怕连自己也“岌岌乎殆哉”了，更不会有后来的“贞观之治”，由此看来，劝谏有术，不可不慎。
为什么同是忠言，顺耳和逆耳效果却大相径庭呢?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执政时，他的人事政策叫人捉摸不透，有人大惑不解，他解释说:“基本上我只喜欢反驳我的人，可是我与这些人很难相处。”这位总统坦率地道出了在理智上他喜欢给他提意见的人，但在感情上又厌恶的矛盾心态。理智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君有净臣不亡其国，父有净子不亡其家”，个人情感却又使他心胸狭窄，“难于相处”。因此，采用委婉温和的进谏方式可扫清纳谏人感情上的障碍，消除双方感情上的隔阂，易于奏效。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赢得别人对自己的赞许，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需要。心理学家罗宾森教授说:“人有时会很自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但如果有人说他错了，他就会恼火，更加固执己见。不是那些想法本身多么珍贵，而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这也摆明了向别人提意见时，不要觉得出于公心，问心无愧，就凭匹夫之勇，不管方法方式，而伤害对方的自尊心。人是理智与感情的统一体，一旦自尊心受损，感情的洪水冲出理智的堤坝，再不受理智的约束，破坏了心理平衡，就要做错事了。因此，提意见力避正面否定，采用比喻、类比、暗示等委婉方式，使当事者认识到所做所为的不当就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已经无情地作了证明:铮铮铁骨的“谔谔之士”有几人能善始善终，尽其天年?且不说昏君当道——比干剖心、伍员悬首、屈原放逐、司马宫刑……就是少有的明君临朝，魏征不也是“几数者死矣”吗?严酷的现实教训了古人，有的独善其身，转向保守。白居易因屡屡上书言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最后发出了“三十以后不再言”的无可奈何的慨叹。有的则改变方式，运用委婉曲折手法，进行讽谏。邹忌讽齐王纳谏、晏婴谏杀烛邹、触龙说赵太后……这些聪明的大臣没有死于“挣谏”，既保全了自己，又尽到了为臣之职分。
当前我国正在实行全面改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不仅需要有胆有识有才能有气魄的领导干部，更需要千百万集思广益，以改革为己任，及时向领导提出忠言的人民群众。但封建意识的余毒还根深蒂固，有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还相当严重，大搞一言堂，因提意见而受打击报复的事时有发生，但作为已成了国家主人的我们，既不能明哲保身听之任之，更不能恭维拍马助封为虐。为了我们的事业，有意见一定要提，因为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是悲哀的。我们要学一学长孙皇后，掌握讲顺耳忠言的批评艺术，无论于国还是于民都是极其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