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时候，在氏族社会后期，逐渐形成了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三个大部落。黄帝族和炎帝族最早居住在西北的陕西一带。后来，黄帝族定居在现在的河北涿鹿附近。
传说黄帝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他发明了车、船，制造了一种叫“弩”的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他还叫仓颉创造了文字。他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抽丝织帛技术。
炎帝族最后来到山东地区。蚩尤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现在的山东、河南一带。传说炎帝族和蚩尤族为了争夺黄河流域的肥沃土地，发生过一次战争，炎帝族被打败了。他们向黄帝族求援，炎黄两族联合起来，打败了蚩尤族。于是，蚩尤族的一部分与炎黄两族合并，留在了北方；另一部分向南迁移到湖北、湖南一带，与当地的部落相结合。后人认为这就是苗族的祖先。
这三大部落互相征战、互相融合，共同开垦这片广阔的土地，繁衍生息，代代相传。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后，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日后的华夏族。
做一做
1. 传说黄帝发明了哪些东西？
A. 车
B. 船
C. 文字
D. 弩
2. 炎帝族和蚩尤族因为什么事而发生战争？
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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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
汉宣帝时，朝廷派了官员渠安国去西羌视察。那里的一些部落请求朝廷放宽禁令，但问题没有解决，渠安国就回来了。
不久之后，西羌的一些部落联合起来渡过湟水，并派人与匈奴联系。渠安国带了一批人马再去西羌，结果被西羌打得大败。
面对羌患，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带兵平叛，赵充国欣然同意。
于是宣帝派人问赵充国：“皇上请将军估计一下西羌的情况，他们的实力如何，该派去多少人马？”
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百闻不如一见。对方军事上的情况如何，在后方很难准确地估计，让我先上前方了解了解再来制定策略）”
于是，赵充国赶到西北的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和青海西宁一带），实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渡过黄河，侦察羌人地区形势。又从俘虏口中问明羌兵各部首领之间的关系等情况，据此定出了驻兵屯守的计划。主张对羌人不进行攻剿而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和好的政策，叫做“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赵充国向宣帝奏报，宣帝和大臣们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赵充国的方案，实行以后，果然效果很好，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边疆。
作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我们的成长史，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成功离不开远大人生规划”这个理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历程。 读小学那会儿，作为祖国21世纪的花朵(还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我们被教育要有远大的理想，因为“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没有理想就不会成就一番大事业，我在作文里挺激动地想像自己在21世纪物资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自天放羊晚上唱歌的美好生活，老师给的评语是“缺乏想像力”。 初中时，思想政治老师教导我们要多“想想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因为这牵涉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问题。初中毕业留言时，班里的第一个共青团员挺痛心我不思进取，没有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题海中去，郑重地送给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话“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勉励我要及早树立人生目标，以免将来悔恨终身。
读高中时，我们被告知，我们已经有半只脚跨进大学，人生规划问题的实现关键就在于怎样努力把另一只脚也跨进大学。人生规划的最高境界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描述，很是唤起了班里的数理化尖子生们对于背着书包闯荡江湖的场景想象。相当长时间里，我也相信，人生的成功与否，离不开远大的人生规划，只不过多数时间都疲于应付考试，没有时间认真思考过人生规划问题，偶尔清醒的时候都忙于应付考试，还没来得及响应老蛤… 师提出的关于“长远人生规划”问题就稀里糊涂地读完了大学还稍带拿了浙江大学的硕士学位。在21世纪从未来变成现实生活的一个下午，我坐车从杭州回家，在车站发现当年赠我奥斯特洛夫斯基名句的同学正奋勇吃喝着卖香蕉，成了个水果摊的小老板。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成长史，才发现似乎人生现实和人生规划之间满不是那么回事。
读大学之前，我基本上处于后进学生之列，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以后不要考试不及格。考高中填报志愿时，我本来已经准备献身于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当水泥工人了，因为初中三年我的数学、英语难得有及格的机会，为了不要在志愿书上太难看才把第一志愿改成重点中学，但因为考前报佛脚努力，居然考进了重点高中。高中第一年，数学期末考试只有巧分，因为暗恋班里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女生，为了创造接触机会就想着法子向她请教问题，几年下来，间题越问越多、越问越有水平，在增进学习友情的同时顺便也提高 r学习成绩，化追求为力量，最后居然考进了大学。 读大学时，我的专业是公共关系和广告策划，女朋友却在异地高校就读哲学。于是别人用来打牌的时间，我花在了写情书上;别人用来逛街的时间，我用在研究股票投资。
为了提高情书的可看性和深刻性、增加学科上的共同语言，不免经常翻翻哲学和社会学，常作“有所思”状。四年大学下来，跳舞打牌一窍不通，倒是意外拿了几十本获奖证书和荣誉证书，把校园里一个枯燥乏味的哲学学术社团办得生动活泼，混入校园学术精英的队伍中。大学毕业后，女朋友成了别人的新娘，我倒保送研究生读哲学去也。 读研究生之初，因为此前丰富的社团经验，被点名组建浙江大学在四校合并后的首个全校性社团。在学校的支持下，办思想论坛、出学术刊物、组织三下乡社会实践，从海报设计、论坛选题到文字校对，几乎是一手包办。社团在强调理论性和先进性的同时，实践效果也不赖，拿了一打全国、全省和全校的荣誉，在全国高校的同类社团中也算出类拔萃了。思想论坛更是成为学校里一个文化品牌，最热烈时，冬天在教室里需要开电扇，可还是因为人太多有同学晕倒。
原先满心打算着等研究生毕业后，奔有钱的单位去，尽快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可是临到毕业时，舍不得就此抛却读书时囤下没来得及看的上千本书，结果放弃了七万元底薪的企业，选择到大学里当老师，老师还当得挺好，上课从来不点名，到诫率却最高。 在大学里以教广告为业，因为自己要买房子，课余有暇研究研究房地产，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结果被报社请去兼任房地产版的策划和撰稿以外，又成r一个咨询机构的总监，变为房地产的业内人士。于是在参加工作后的第九个月开始，我的月薪超过七千元，在物质和精神上向“小康”的初级阶段快步迈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上帝不掷子”，其实上帝掷子的命题对于个人的生活来说，是成立的。把人生规划和成功简单联系在一起1{ 其实是想象力贫乏的结果。 在那些信奉成功离不开伟大的人生规划者看来，成功是这样一个带有必然性的过程: 首先是立志阶段，你可以是个贫穷的连学费都付不起的山区孩子，也不妨是个在都市底层拼搏刚能温饱的打工仔，但是你对肖己的人生作出了宏伟的规划，立下远大的志愿;其次是努力阶段i 表现为锲而不舍、排除万难，比如头悬梁、锥刺骨，比如忍辱负重等等;最后是成功阶段，表现为百万富翁、美国护照、博士学位、CEO 等等。
尤其是一些名人传记，告诉那些对成功望穿秋水的人们，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和他们从小志存高远分不开的。如果你不成功，那么原因要归咎于你自己，原因不外乎是人生规划不合理，成者是你意志不够坚定，工作不够努力。按这种理论，似乎被称为“超人”的香港首富李嘉诚今天的成功，是早在几十年前他在香港街头卖塑料花的时候就规划好并持续努力的结果。决 李嘉诚的成功史，并不是有长远人生规划的结果，而是不断调整方向、因时制宜的结果。他从卖塑料花起步，发现了房地产业的投资机会，便果断地投人，捕捉到香港码头业中蕴藏的无限商机，又迅速涉足其中，并确立了优势，其后又投资电信等高科技产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在机遇出现的时候抓住香港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机遇本身不是他能够预见的。 香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发展，这种偶然性的因素非人生规划所能预见，能准备的只是个人的学习和适应素质。强调人生规划者，一方面忽视了外部的机遇性，另一方面，又用更主观化更不确定的人生规划的重要性替代了人的素质在成功中的关键地位。 被人生规划问题贯穿始终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史，其实质就是应试教育的塑造史。
应试教育下的人生规划，就是这样一条单一而直接的路线:小学里的乖孩子—重点中学里的成绩拔尖生 —重点大学里的热门专业的党员加三好学生—社会中的热门职业中的成功人士。被看似宏大而神圣的人生规划命题悄然替换掉的恰恰是对个人素质的关照。然而，作为“应试教育”的反命题出现的“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另一个神圣的但事实上取消人的素质的命题，当素质被简单地规划为钢琴家、画家或者儿童作家的时候，已经在另一个旗帜下扼杀了人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在个人未来生活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可能性面前，作所谓“人生规划”时人们的想象力总是过于贫乏。于是“人生规划”变成“画地为牢”。 对于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资本主义最早在新教国家发生可以是一场事故。新教徒本身从感情上拒绝聚敛财富，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中，成为上帝圣洁而虔诚的信徒是第一要义，富人要想上天堂，就好比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眼一样。但是新教理论的发展断绝了信徒们企图通过虔诚改变未来的希望，许诺给信徒们一个不可预见的未来，为了排解这种对明天不知会如何的焦虑，新教徒们努力工作、开拓事业，最后却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于是整个资本主义成为这种精神焦虑状态的意外后果产生了。
历史和新教徒们的人生规划开了个玩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规划和最后的现实生活儿乎是两回事，能影响人生的不是规划，而是个人的素质。而这种素质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它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在儿时属于差生之列，没有被应试教育过于扭曲，而父母也没有对我过于苛求，没有对我的个人发展上制定太过宏伟的蓝图，由我悠意生长，我对自己也没有存有太过高远的理想，只是多看看书、多尝试一些新的机会，无意中反而养成一些很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素质来: 前些天在公司里，下属给我看一个楼盘项目的建筑规划图。我发现最终造好的楼房和规划图纸仁的大不一样。下属解释说，规划是报审批用的，和实际造什么样的房子是两回事。想想也是，当时在小学作文里大谈理想，又有几个人是当真的，主要还是为了眼前的作文能拿个高分。未来是由当下的行动创造的，机遇不是规划出来的。所谓理想和人生规划，即便再高远，又哪里能够及得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快呢?
我出生在十年动乱的后期，当还未能叫外公时，我的外公 —一个抗战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就死于造反派的威逼和侮辱之下。当我稍稍懂事时，外婆就时常把我搂在怀里，深情地给我讲我外公的许多故事。每次讲完，外婆都要重复那一句话:“孩子，记住，不是党冤枉了你外公，而是有人歪曲了党。党是我们穷苦人的大救星呀!她就是真理呀!” 也是由那场动乱，我和父母长年分居，外婆一个人拉扯着我在乡下生活。白天，她拖着年迈的身子去田里干活，临走前总是要千嘱咐万叮呼我关好门留在园里，可我却往往在外婆未回来之前就饿得大哭，每当此时，就有那些好心的人们给我送来好吃的东西。
正是从外婆口里，我了解到外公光明磊落的一生，我也明白了那些好心人。外公为他的信仰奋斗一生，他五十几年的生命闪着无限的光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坚定地对外婆说: “告诉孩子们，要爱党，党是我们劳苦大众的，决不是这些造反派所说的那样!”外公这一崇高的形象和外婆对党的深信以及那些好心的人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给我幼年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也甜甜地唱着外婆教给我的歌:“我爱党，党爱我，我愿做党的好儿女。……” 后来我进了小学，老师亲切地告诉我们，说她小的时候，整个社会一片黑暗，日本鬼子、地方土匪无情地剥夺人民的财产，她的童年是在饥荒中度过的。直到15岁那年，共产党解放了她家乡，她才幸福地走进校园，开始了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校园生活。 随着生活的流逝，我从课本、课外读物和少先队活动中，认识了许多像外公那样平凡而伟大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不畏险阻，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人民利益无私地奉献了一切。他们闪光地生活令我敬佩，我深深地敬爱他们。
同时，我也开始思索: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景仰她，并为她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生命呢? 终于有一天，老师在班会课上解答了我的疑问，她对我们说:我们的党是1921年7月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她是为广大工人、农民以及一切正义的、爱国的劳动者谋利益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已逐步成熟起来。 老师的解答使我十分满意，l0岁的我兴奋地从心中萌发出对党的强烈的爱，10岁的信仰，10岁的追求，10岁的单纯，居然驱使我用自己幼稚的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点评】 这是本文的前半部分。本文写时作者是高三学生。 这份入党申请，看似朦胧，但却清醒。说朦胧，10岁的孩子，尚不懂得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说清醒，在她的幼小心灵中，已生发出热爱共产党的朴素感情，党的光辉形象已深深印在自己的心中。 文章从对祖国、对党的热爱，引出了主题。接着写从生活实践中，从教师的教导中，从少先队活动和阅读中，逐渐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层次清楚，详略得当。详写了外公这一老共产党员忠诚于党的光辉形象，也是对作者心灵的第一次“震撼”。 “党啊，明天，您愿意收下这个今天尚不敢投入您的怀抱的孩子吗。”这是文章最后的心灵表白。相信这位痴情于党的女孩，早已面对红形形的党旗举手宣誓了吧?
自乾隆后期中国就因“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大潮。在于外贸易时处于优势地位，使英国极为不安。鸦片战争始于1839年六月的虎门销烟，随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1841年1月7日，英军发起虎门之战。2月26日，英军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
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英军后来又攻打长江的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的失利，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
1842年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清廷处于不利位置，被迫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第一次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节奏对一首歌曲的掌握以及后期的旋律创编起关键的作用，可幼儿学起节奏来却很枯燥。那些像小拼抖一样的东西总是让孩子们很迷糊。通过几次失败的活动后，我开始研究如何用好的方法，来吸引孩子们的兴趣让孩子们易学、易记。
我将单一的节奏与歌曲歌词同时对比性的出现，每次上音乐课我教孩子们把歌曲学熟以后，就拿出一张大挂图，第一行是歌词，第二行相对应的是原节奏，而且在节奏图谱的展示上作了调整，将原来的小拼料变成孩子们爱吃的水果。如:西瓜、梨、樱桃等。按节奏的变化，我改变水果的大小距离。第三行我留给幼儿，让孩子们尽情的创编节奏与旋律。在这之前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将各种节奏做成活动卡片教幼儿认识，针对每一首歌，幼儿说哪个节奏我就对应贴哪个节奏，然后大家一起来拍这个节奏并试着唱一唱。这种方法对孩子们很有吸引力，他们都想自己试一试，说一说。下了课也不舍得离开，总会围在挂图前摆一摆节奏，唱一唱旋律，那种认真劲就别提了。
记得有一次音乐活动，我们学习歌曲《大鞋和小鞋》，幼儿很快就学会了。我乘兴引导孩子们创编整首歌的节奏，可孩子们似乎没有被我的要求拉过来，他们对歌曲后面“鞋子”发出有节奏的象声词:“踢踏，踢踏，踢踢踏;滴滴笃笃，滴滴笃笃，滴滴滴滴笃”很感兴趣，节奏明快，歌词有趣，孩子们很喜欢，而且对这段内容有很强的创作欲望。李娟说:“老师我想把鞋子发出的声音变成哩……啦”。续章说:“老师我想把鞋子发出的声音变成呼……啦、浙……沥”这么一带动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可热闹了。不光歌词编得各有特色，而且创编出来的节奏也花样繁多，都能做到即编即唱，非常成功。
通过这节课使我的感触很深，教孩子练习节奏首先节奏图谱的外形要美观、多变，吸引孩子。其次，要与歌词图谱同步出现，通过对比更容易让幼儿在掌握歌词的同时很快掌握节奏，为以后的创编活动做好铺垫。我认为节奏的创编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决不能一下子都倒给孩子们让他们强行接受，而是要灵活机动循序渐进。创编活动初期要让孩子感兴趣，内容的选择很重要。只要幼儿喜欢，哪怕整首歌只有一句吸引他，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那也是成功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命科学已经逐渐成熟，科学家已经有能力开始解读决定人类自身命运的十多万种人类基因了。美国科学家首先提倡“人类基因组计划”(简称HGP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带来了世界生物工程技术的急速发展，开创了新的技术革命。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科技，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0世纪初，电报、电话的出现，缩短了人类之间的距离。今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体，更是把人类之间的距离缩得更短了。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人描绘了这样一幅信息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好景象:当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床上的感应器已经把你的血压高低、血糖浓度、心跳频率等信息传送给了厨房，计算机会根据这些数据计算你早餐需要的营养，安排你的菜谱;家里的计算机会有光学纤维与因特网、有线电视、医院、旅行社等相联;洗衣机会自动监测自身的状态，通知生产厂家是否需要派人来检修;冰箱会根据你的饮食爱好和冰箱内存放的食物剩余数量白动向网上商店发出订单。如此种种，都是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从而使人类从烦琐的生活小事中摆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文化、艺术、科技的创造，为世界带来更大的进步。
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崛起。据(人民日报)报道，美国的硅谷1998年地区生产总值(GRP)为2340亿美元，为世界第21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8300美元，居全美国第一;1998年《财富》500强中，硅谷公司占了26家，总市值达8250亿美元，产业根据值的排名顺序为:计算机、电子、通讯、多媒体、影视产品、金融、环境技术。可以肯定地说，硅谷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力量，依靠的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柱的现代信息技术。在这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经济腾飞的强大发动机。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影响是如此的巨大，本世纪末生命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更是深刻。1997年克隆明星多利羊出世了，标志着人类揭开了生命的秘密，掌握了基因重组这项高科技领域的应用技术，从而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认为:“21世纪将是生物学世纪。生物学对人类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恐怕比对物理世界更奥妙。生物学的发展，可以对人类的健康产生直接的影响。”据报载，应用基因技术不仅能干预动物和植物的生命过程，也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特别对增进人类的健康，其中的好处真是数不胜数。基因技术能准确地预报人体的各种疾病，攻克令人谈之色变的癌症;基因药物的生产，能够治疗传统医学所无法治疗的许多疾病，如类风湿、再生性贫血等;基因技术能为我们人类克隆出皮肤、膝盖、耳朵、软骨，甚至心脏、动脉等人体的组织和器官，以供医院医治病人的需要。
基因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带动了一系列“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据近日报道，湖北省农科院研制出的转白蛋白基因猪，在猪血里可以生长人的白蛋白，以供医学研究和医院临床治疗的需要。从理论上估算，这项基因技术的应用，将使这种养猪业的利润达到传统养猪业的150倍。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将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开辟新的天地，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五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是党给了我邱财康第二次生命。一九五八年五月什六日深夜，我在生产岗位上被一千三百多度高a的铁水灼伤，烧伤面积百分之八十九点三，三度而积达百分之二十三，生命垂危。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我国医务人员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成功地创造了治愈大面积烧伤病人的奇迹，使我转危为安。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普通的转炉炉长，走上了领导岗位;从一个普通的党员，成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抢救我的日日夜夜里，中央领导同志给了我亲切的慰问和鼓励，使我增强丁战胜伤痛的勇气。这些难忘的往事，至今温暖着我的心……
我受伤住院不久，周总理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厂视察。他一到厂里，就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病情，还准备亲自到医院来慰问我。后来，总理因急事回京，临行时，嘱咐厂党委书记陈大同同志代他向我问好。这一年的十一月间，党又把我送到北京进一步治疗，并让我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坐在手推车上出席了大会。胡耀邦同志特地从主席台上下来，同我亲切握手，鼓励我继续与病魔斗争，争取早日痊愈。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医院负责人还向我转达了刘少奇同志的亲切问候，使我十分激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谣传我一命归天了。就在这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关切地问出席人代会的代表:邱财康怎么样了?上海代表回答:很好，已经工作了。总理和邓大姐欣慰地点了点头，请上海代表转达他们的问候。消息传到钢厂，我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是党，拯救了我垂危的生命，党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不寸心如潮，思报春晖I
出院以后，我左手被截肢，右手只剩下大拇指。无名指和小指，全身关节儿乎都僵直了，不能走、不能坐、不能穿衣、不能自己吃饭，生活上完全仰赖别人服侍。照理说，象我这样的工伤残废者，可以在家休养，每月领取一笔护理费，经济收入要比上班多。但是我想:党和人民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把我救活，只要我的心脏在跳动，呼吸不停止，总不能坐吃社会主义;我应该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把第二次生命献给党夕献给社会主义祖国I在这个信念的驱使下，我忍着巨大的伤痛，练习写字、走路、吃饭、穿衣，闯过了一道道生活关。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我终于回到厂里上班了。
组织上把我安排到厂安全科工作。我认识到:抓安全工作，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直接关系到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党把我安排到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忠于职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特别是一九六五年我担任了厂安全科领导职务后，担子更重了。我和同志们一起，在领导的支持和各部门的配合下，抓了安全规章制度的修订、健全和落实，制订了比较完整的安全操作规程，在全厂各车间、工段和一千八百多个生产班组织起一支安全员队伍，做到专管成线、群管成网。每年厂里来了新工人，安全科都要给他们上课，讲解安全知识。我在抓安全工作中，经常下到车间、工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半夜里要是车间发生事故，只要来一个电话，妻子和孩子们就会翻身起床，帮我穿衣、缚鞋带，好让我火速赶到厂里。由于我身上植皮，疤痕部位百分之三十的汗腺不能排泄汗液，所以一下车间体温就会升高;特别是夏天，我的平均体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头弄脑胀。但是，我不顾惜身体，不计较时间，照常坚持工作。去年五月份以来，厂里举办了班组长企业管理轮训班，至今已办了十四期，每期我都给班组长上三次安全课，大力宣传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去年全厂每月平均千人负伤率下降到千分之一左右，取得了少有的好成绩。
搞安全工作，要有很强的责任感，特别是对职工群众要有深厚的感情。我经常叮嘱自己:一个人在伤病的时候，十分需要组织和同志的关怀和安慰。我应该象当年党和人民对待我一样，去关心、照顾工伤职工及其家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里。我们厂有个青年轧钢工，在一起事故中轧断了右臂。他十分悲观，对生活几乎失去了信心。我知道后，用自己的切身体会鼓励他战胜残疾，伤愈后继续为人民服务，并教他用左手练习写字。在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终于振作了精神，出院后重返生产第一线，担任了技监员和安全员。还有一次，我们厂有位转炉总工长借到江西钢厂工作时被烧伤。我通过长途电话得知他生命垂危，便立即四出联系抢救、会诊、植皮和接伤员回沪治疗等事项，一连忙了五天五夜，直到把他从江西接到上海，住进瑞金医院后，我才稍稍定心，喘了口气。回到家里，我自己也因劳累过度，发起高烧，病了三天三夜。当我在病中得知这位总工长得救的喜讯时，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这些年，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信件，并在家里接待来访的伤残病人。有的询问治伤的办法，有的问我如何才能战胜伤痛，有的向我倾吐心中的苦闷，有的讨教独立生活的经验。我虽然工作较忙，写字费力，似总是挤出时间，每信必复，有访必答，认真地介绍自己克服困难的体会，鼓励他们战胜伤残，继续为国家出力，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有一次，北京有个青年木工，在操作，卜不慎据断了手指，灰心绝望，住院治疗时儿天不吃饭，想跳楼自杀，了此一生。当时，我同他在一所医院治病，很理解他的心情。我用右手仅剩的三个手指端了饭菜送到他的床前，体贴地安慰他，并把社会主义社会里处处有温暖的新人新事讲给池听。这个青年见我伤残得这么厉害，还那么乐观，听着，听着，慢慢地流出了眼泪，拿起碗筷吃饭了。经过多次谈心，他终于振作了精神，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出院时，特地买了前门牌香烟送给我。我婉言谢绝了，说:“你不要谢我，应该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制度。”
二十年来，我抱着病残之躯为党工作。有些同志见我早出晚归，日夜奔忙，好心地劝我早点退休，特别是我那七九届的小女儿毕业后，劝的人更多了。我觉得，儿女们的前途要靠他们自己争取，父母不能包办。何况厂里还需要我，我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岗位J我决心牢记自己二十三年前的誓言:为党工作一辈子，把第二次生命献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