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师大附中时间并不长，自1926年考进高中一年级，至1928年离校，短短的两年，但对我终身都有重大影响。
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一的化学课，由教务长王仲超先生亲自教授，他说一定要扎根。其次是高二的刘泛池(刘拓)教授，他是新回国的化学博士，师大的名教授，而居然来教高中，令我们兴奋无比，而他那带江西腔的讲述，条理分明而概念清楚，使我对化学(也就是基础科学)，引起极大兴趣。可惜高二读完，我便以同等学历考进了清华大学，没有上过高三的有机化学课，以后又转了行，改攻电机，故始终以此为憾!大家认为21世纪的主流科技，是生命科学，当然有机化学也是必须学习的基础，盼今后同学要加以重视。
我那一班同学中，有一位名人，’便是钱学森先生，那时还有一位黄崇智同学，我们三人，在学业上，可算班上的三杰。可惜黄兄英年早逝，钱兄与我都是85岁左右的老人了。另两位好友，一是尹国恺(后改叔明)，一是王抵。叔明一直在台湾，与我们乃通家之好。可惜三年前在美国故世了。王抵则不知消息，深盼他看到此文，能与我联络。
1928年我以第三名高分越级考人清华，进工程系。1929年忽然学校停办工程系，把我转到上海交大，我从此改读电机系电信组，而电信便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1932年我在上海交大毕业，进人浙江省电话局，从事长途电话的技术工作。抗战时，我在武汉衡阳等地负责粤汉线路的电务工作，此后比较有贡献的工作如下:
(1) 1938年长沙大火之役，我就在长沙最前线，以铁路的电信设备，维持前后方联络不断。
(2) 1938年转任交通部第一区长途电话工程处处长，负责前后方四省(湘桂粤黔)的主要通信干线。
(3) 1942年与美军合作，建设由印度加尔各达(Calcutta)经缅甸、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直通至香港的长途电话，号称为世界第一长的架空电话线(可惜架到柳州抗战就胜利了，此线始终未完成)。
(4) 1945年日军投降。我担任第六区电信管理局的局长兼总工程师，辖区包括粤桂闽三省，主要的工作是接收与复建，并建立广州与香港的通讯。
(5) 1947年奉调到台湾任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后升电信总局长等职，迄1978年退休，先后服务电信45年。
在这段期间，比较有成就的，便是扩充电话有连续十年成长率，打破世界纪录(每年成长20-25%)，同时协助建立电子电信工业，使在普及率上及工程技术上，都赶上了先进国家。
(6) 1978年被聘为工业技术研究院(财团法人)的院长，一直到1985年退休，现仍担任该院董事会的特别顾问。主要的贡献是在电子半导体技术的引进与相关工业的建立，资讯科技的创导及电脑工业的创建。在这段期间，还曾担任下列的一些职务:
1.美台电讯公司(即AT&T)董事长 2.联华电子公司董事长(台湾最大的半导体工厂)
3.资讯工业策进会的执行长及副董事长
(7)在学术方面，经新竹交通大学授赠名誉理学博士。
最后我再报道一点在台校友的近况。我们有个单月餐会，固定的聚会，行之有数十年，可惜年华老去，只有逐个仙逝，没有生力军补充。但勉强还可凑一桌。附名单一份(可能您们已经有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
夏元瑜——有名的作家兼名嘴，号称“老盖仙”，“盖”字台语即吹牛之意，可惜不久前仙逝。
夏承楹、林海音夫妇—承楹是有名的方块作家，笔名何凡。海音知名度更高，大陆也知道。她所著(城南旧事)，曾拍成电影，还得过奖。
朱秀荣——有名的教育家，创办再兴学校，由幼稚园到高中，秉承附中精神，为台湾私立学校之冠。
田宝岱——名外交家。
刘世伦——佛学理论家，常赴大陆弘法。
其余不能一一列举，很抱歉。
1926年至1932年我在师大附中学习六年，这是不平凡的六年。1928年北伐军到达北京。5月3日北伐军到达济南的时候，日本出兵济南阻挠，并占领了济南，杀害了我外交特派员。随着张作霖从北京逃往东北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军队炸死。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国的步骤越来越急。在我上高三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加紧执行“要征服中国先征服满蒙”的侵略计划，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并继续向河北、内蒙侵犯，而蒋介石却发出了不抵抗的怪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的学生运动尤其汹涌澎湃。师大附中的学生在历次运动中都在前列。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了反日运动，受到了锻炼，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因而更加努力学习。
那时候，校长(当时称主任)由师范大学教授林砺儒先生担任，他对学生运动完全支持。我上过林先生的两门课，论理学和伦理学，因而懂得一点逻辑和伦理。林先生不但言传身教，而且努力使学生全面发展。每天唱校歌:“……莫忘了勤、爱、诚、勇……”每天有课间操，每周有体育课，操场上常常是“满堂红”，人人都上场打球。附中的足球和排球是北京市属一属二的。学校里各种球类很普遍。课程中除了上述论理学和伦理学外，还有心理学、化学工艺、矿物学、德文、日文等等，都是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其中有的是选修课，很有助于学生的发展。我虽然没有选修矿物学，但觉得很有意思，常和同学们一道骑自行车出西直门到红山口去挖矿石，一次挖到一块大石头，一边长了很多小的石英结晶，非常好看。学习范围很广，效果很好。后来我在大学听教授们直接用英语讲数学、物理时，就没有困难。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用的英语，都是在附中打下的基础。在北大和哈佛大学考德文也没有另外补习。另外一些像逻辑、心理学、化学工艺、矿物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也很有帮助。我上过张鸿来先生的“应用文”课，也颇有特点。张先生字少元〔他自己取笑说，按当时的尊称是少帅或元帅)，是学校的事务主任，他带着两三人就是全部行政系统了。他社会经验丰富，讲的课有独到之处。图书馆有翟鹤吕先生，化李实验室有汪先生。初一时，李士博先生教动物学和植物学，内容丰富，条理翔实，不仅学得了科学知识，对思想方法也很有帮助。当时，文学家石评梅和李健吾先生都在附中任教，可惜没有教过我那一班。前后教过我语文的有梅先生和卢先生。音乐家柯政和先生教我们音乐，他是台湾人，我记得教过我们一支歌《回忆儿时》，歌词里有“茅屋三橡，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之句，同学们都暗中称那位先生老梅。梅先生和卢先生文学底子很深厚，对学生启发很大。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数学老师，傅种孙先生和程春台先生，后来他们都是师夕谈改授。两位先生是中学直接使用国外课本的倡导者，他们组织了国外课本的影印工作，影响很广，范氏大代数几乎全国使用多年，大大提高了数学水平。附中毕业生的水平一般都达到国外大学一年级的程度。傅先生特别注意学生的学习情况，他发现有些同学在学平面几何时，作图偷巧，发出了一个悬赏课题:”有些同学只用一个铜元和两支铅笔画几何图，要求用这两个工具解以下各题:求圆心、等分一个角等等十个题，解出的有奖，解不出的受罚，要求以后不准再用铜元和铅笔作图，要用圆规和直尺作图。这引起同学们极大兴趣。各位老师都能循循善诱，效果很好。学校课程很多，课外活动也不少，但学生不感觉负担过重。我在理科，每班四十多人，毕业后都考人高等学校，一大半考取了清华大学，一小半到了北大和师大，还有几位考到其他学校，像彭树道同学考人轮机学校，学轮船驾驶，后来当了远海船的船长，另一位晏毓麒同学进了捕捞学校，成了渔业专家。
1926年，谈家桢在湖州东吴第三中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在外籍教师特斯克教授方面的书籍，只用三年半时间，就修满了四年的学分，提前半年毕业，被留校任特斯克教授的助教。这期间，他一面在学校图书馆阅读大量图书，继续充实自己的知识，一面又在桃坞中学兼教生物学，还兼任惠寒小学校长、东吴大学1930届年刊的社长。尽管工作学习十分紧张，但他感到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
1930年秋，经东吴大学原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推荐，谈家桢成了燕京大学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从事“亚洲异色瓢虫的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究。白天，他在北京西山区的田野和森林里捕捉瓢虫和瓢虫的人工饲养物蚜虫，晚上在实验室里喂养瓢虫，并精心观察、试验、研究。他日日夜夜，不知疲倦，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终于在一年半后完成了一篇具有相当高水平的研究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
1933年，谈家桢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生物学家摩尔根的人室弟子。在那里，他每天不是泡在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就是埋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两年的时间，他在科学研究上又取得了丰硕成果，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写成的10多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和瑞士等国的科学刊物上发表，有些论文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经典之作。
1936年，27岁的谈家桢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一年以后，又成了博士后。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支配下，他谢绝了摩尔根实验室的挽留，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