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在今年的二月份逝世的，当时我奶奶哭的很伤心，我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得知；爷爷去世了，我都还没有见到爷爷的最后一面，甚至爷爷没生病的前些天我还在和爷爷闹情绪，我真的想让爷爷再打我一下、再骂我一下，我更希望它能和我继续抢电视看，每次想到我那慈祥可亲的爷爷，我总会控制不住的流泪。 我的爷爷已经七十多了，是个半老寿星了，他有一对粗粗的长寿眉，一双小小的、看不见似的眼，他经常跟我开些小玩笑，把我和奶奶都逗的合不拢嘴，我们称它为‘孙猴子’。
爷爷自小就爱看戏，每每到了星期六的晚上，他总会像个小孩子一样耐心的坐在沙发上等着梨园春的开播，那一段段扣人心弦的曲调，唱的爷爷拍手叫好，我有时候也会跟着爷爷学唱一小段，最经典的还属刘大哥讲话了，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爷爷边教我边一人哼唱着，同时我还跟我身边的‘老戏迷’学了许多戏曲，有时候我开心了，还能和爷爷对上几句呢。
爷爷被拉到医院抢救时，我见他全身插满了管子，还必须用氧气来维持生命，我真想为爷爷分担一点痛苦，此时此刻我希望躺在上面的是我，而不是我的爷爷啊。
爷爷，我想你了，你在天堂过的好吗，你听见梨园春小唱将的演唱了吗，爷爷，我慈祥的爷爷，我爱您。
胡爷爷邻居胡爷爷已逝世许多日子了，但他打扫公共区那“沙沙沙”、“沙沙沙”的扫地的声音，好像还在我耳边回荡。胡爷爷是洞庭湖区的渔民，光光的头，饱经风霜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微笑。尽管他已近古稀之年，却很有力气。去食堂打开水，总是一手抓两个热水瓶，还健步如飞哩。胡爷爷本来可以在农村安度晚年，但他看到女儿女婿都是教师，工作很忙，就主动来承担家务。他每天忙个不停，打开水、买馒头、买菜、煮饭、洗衣服、晒被子，什么事都做，但他又生怕给女儿女婿增加生活的负担，女婿给他买来人参蜂王浆，他不吃;女儿给他做上新衣服，他不穿。
他似乎一年到头都穿着黑色的对襟衣，挽着裤腿，里里外外地忙乎。抽烟也是吸水烟筒，只见他装上一斗农村土产的旱烟，吹燃纸捻子，就“啪啪啪啪”地吸上一阵，吸得津津有味。胡爷爷从农村一来，我们宿舍区的卫生也变样了。过去宿舍前的土坪无人打扫，春天满地泥泞，夏天尽是尘沙，秋天落满枯叶，冬天时有积雪，胡爷爷一来就改观了。泥坑用沙石填满了，’卜沙、枯叶被扫掉了，积雪也清除了。我们宿舍对面的房里有几家个体户，一到过年过节过生日，就要放i几很多花炮，搞得满地狼藉，又从不打扫。夏天他们搬出桌子在土坪里打牌，把果皮烟蒂丢得到处都是，如果石·到有人踩上果皮跌一跤，还放声大笑。
但胡爷爷总是默默无闻地把地扫干净，而对那些谬欢作乐的人，瞧都不瞧上一眼。在胡爷爷没有来之前，我们的公共厕所非常脏，不讲卫生的人把屎尿拉得到处都是，粪坑经常堵塞不通，厕所成了苍蝇、蚊子的世界。胡爷爷来了以后，厕所就变了样。粪池满了，胡爷爷就把大粪挑走;粪坑堵塞不通，胡爷爷就用木棒把粪坑捅通。有一次我去拉屎，刚蹲下胡爷爷就赶来了，说:“孩子，蚊子太多，我来打点灭害灵吧!”又有一次，厕所的电灯坏了，胡爷爷就搬来梯子，换上了新灯泡。一天早上，胡爷爷照例起来打扫卫生，刚扫了一半，肚子一阵剧痛，他依在扫把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滴。
他的女儿女婿赶快搀扶他上楼，后来又送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晚期胃癌。从那时起，胡爷爷就再没有一个人下来过。胡爷爷病倒之后，开始还坚持起来做家务，但不久就吃不下任何东西，卧床不起了。他的女儿女婿送他去看病，他还说:“你们不宽裕，不要为我浪费钱，我一辈子没吃过药。”我记得他女儿几次来我家，要我爸爸妈妈去劝胡爷爷吃药，胡爷爷总是固执地摇着头，说:“他们不宽裕，我没病，睡一睡就会好的。”
后来，胡爷爷知道自己不行了，怕死在这里，给女儿女婿添麻烦，就一定要回老家，他的儿子从乡下赶来，大家抬着胡爷爷上了汽车。谁知，半路上，胡爷爷就与世长辞了。“沙沙沙”、“沙沙沙”，胡爷爷虽然逝世许多日子了，但他打扫公共区那熟悉的扫地声好像还在我耳边回荡，它不断给我以启迪，告诉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点评习作先从胡爷爷与女儿女婿之间的关系着笔，继而写到他搞公共卫生为大家服务，再写到他得了绝症还是想着他人，一步进一步地写出了胡爷爷无私的品德、闪光的精神。文章时有波澜，字里行间渗透着小作者的感情，开头结尾呼应，言尽意远。
怀念萧珊
巴 金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
“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进南湖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我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说：
“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见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地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提去关了一个时期还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
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
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饭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
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渡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走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
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唤着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见她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们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
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爱因斯坦逝世于1955年4月18日，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无疑也是位超级天才。常人的智商只在90-100之间，天才的智商在140以上，而爱因斯坦的智商在220至230之间。他所创立的广义相对论至今仍在造福全人类，而他死后留下的许多天才的预言正在激励着当代的科学家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当然，作为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的许多预言都是与天体物理有关的。
爱因斯坦预言：宇宙空间中可能有引力波存在。也就是说，任何具有质量的物体作加速运动时都会产生引力波。引力波会对有质量的物体产生影响。但是，在地球上，物理学家设计了好多种专门仪器，希望能接收到来自宇宙空间的引力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直没有成功。1974年射电脉冲双星的发现才为引力波的探测带来希望。美国的赫尔斯和泰勒教授发现的这个双星是由两个中子星组成的，广义相对论理论已经把双星的轨道周期的变化率精确的计算出来。要检测引力波的存在，最重要的是通过观测精确的测量出射电脉冲双星轨道周期的变化。泰勒等人利用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进行了上千次的观测，为人类证实引力波存在提供了证据。为此，赫尔斯和泰勒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预言：时空会因旋转物体产生扭曲。1915年爱因斯坦以几何语言建立新的引力理论：广义相对论。他统合了狭义相对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将引力改描述成因时空中的物质与能量而弯曲的时空，以取代传统对于引力是一种力的看法。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04年4月发射了引力探测器 B（Gravity Probe B，简称GP-B），对广义相对论的重要预测进行验证。具体地说，就是时间和空间不仅会因地球等大质量物体的存在而弯曲，大质量物体的旋转还会拖动周围时空结构发生扭曲。2007年，引力探测器 B终于“瞥”到了扭曲的时空，初证了爱因斯坦的预言。
爱因斯坦预言： 如果将有静止质量的原子气体冷却到非常低的温度，那么，所有原子会突然凝聚到能量最低的状态。1924年，印度物理学家萨蒂延德拉·纳思·玻色，在其推导普朗克量子辐射定律的论文中，提出一种新理论描述光子行为，这种新的分析光子行为的统计力学方法，现称之为“玻色统计”。当玻色将论文寄给爱因斯坦后，爱因斯坦立即意识到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并将玻色理论推广至有静止质量的原子，并提出了上述的预言。爱因斯坦所预见的这一奇特现象，后来被称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70年之后，物理学家1995年终于在稀薄碱金属原子气体中，观察到严格意义上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现象。爱因斯坦关于冷原子的预言终于得到了验证。
爱因斯坦预言：引力透镜是确实存在的。什么叫引力透镜呢？就是说，根据广义相对论，光线遇到巨大天体会发生弯曲，从而起到巨大 “放大透镜”的作用。类星体是能观察到的最遥远单独天体，由巨大数量被加热物质组成，加热物质能辐射并正在落入中央黑洞之中。其中大多数类星体距地球100亿光年，它们发出的光在抵达地球之前会遇上许多巨大天体。美国匹兹堡大学赖恩•斯克雷顿博士及其同事建立了类星体亮度的空间分布模型，在星系周围空间亮度分布不再是均匀的。天文学家认为，正是分布在比地球更接近类星体的星系使类星体发出的光线“偏离”光源方位。在全日食时，天文学家成功地记录到太阳附近光线的弯曲，也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引力透镜确实存在的预言。
爱因斯坦预言：“如果蜜蜂从世界上消失了，人类了将仅仅剩下4年的光阴！”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爱因斯坦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却格外地关注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物现象。这则预言是不是危言耸听呢？不是的，在人类所利用的1330种作物中，有1000多种需要蜜蜂授粉。如果蜜蜂太少了，人们将告别多少粮棉、油料、瓜果？蜜蜂是主要授粉昆虫，占授粉总量的60%以上。蜜蜂对生态具有的平衡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如今，美国西海岸的养蜂企业已经损失大约60％的蜜蜂，而东海岸则有70％的蜜蜂消失。蜜蜂消失现象像瘟疫一样传到了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英国，传遍了全球。保护蜜蜂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这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了。旦愿爱因斯坦的这一预言不会成真，否则人类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十二周年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他在上海寓所与世长辞。先生在世五十六载，只写作了十八年。时间似乎没有让鲁迅褪色，他一次次走到我们面前，促进我们一回回扎人自身的灵魂。他已经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资源。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鲁迅是我在真实生活中所认识的最熟悉的一个人。我想这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
我以为鲁迅先生天生生就一张革命的脸。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宜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简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所以鲁迅的形质与神采总能穿透笔墨，扑面而来。宜称这是他自己的容颜，不曾遗失，不曾贬损，不曾消淡。他的容颜在他损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以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不是随便哪张脸都能蕴含这种如“命运”般难以左右的图像效应的。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这个“相貌”，自然不是指此人标致与否。而是说他身上带有的一种气质、一股风神，不同于别人的那种劲儿。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曹雪芹逝世二百年了。在他生前，《红楼梦》的部分手稿已开始传抄、流传，他死后不久，就出现了“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程序》)的盛况。十八世纪末—清乾隆末年，即距离曹雪芹逝世不过三十年左右，高鹗、程伟元的百二十回木的《红楼梦》已经刊行问世，风靡全国。所谓“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所谓“士大夫有习之者，你为‘红学’”，都说明了在清朝中叶以后，《红楼梦》的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是有口皆碑的，可以说它把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推上了最高峰。
但是，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伟大作家，在十八世纪的旧中国，却不能见容于现实。他的一生—从曹氏家族的繁华末世，到‘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沦落，贫困的兴衰变化，固然为他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伟大杰作准备了物质的和思想的基础，而这种身世遭遇，也无情地毁灭了他的罕见的天才，在他贫困的晚年，《红楼梦》终于成了未完成的杰作(根据各种流传的手抄本来看，《红楼梦》大概有八十回左右，是曹雪芹的原著，其余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这位对近古文学史有卓越贡献的作家，实际上是在贫困和悲愤中“泪尽而逝”的！
曹雪芹的先辈有几代都做过江宁织造，织造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却掌握着封建王朝的经济大权，是一个只有皇帝亲信才能得到的肥缺。从曹寅(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的妻兄）、曹颗、曹握(雪芹的父、叔辈)给康熙的奏折以及康熙的批语里，可以看出世袭织造七十年之久的曹氏家族，和这位皇帝的特殊的亲密的关系。江宁织造曾给曹家带来了赫赫百年的荣华富贵，《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江南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过往的繁荣兴衰的历史，都有着曹家盛衰的影子。
5月23日上午，海丰县殡仪馆。在低沉悲壮的哀乐声中，77岁的余双福老人颤巍巍地走近翁域老先生的遗体，向这位88岁的老前辈、老搭档鞠躬。至此，18年前筹备开办汕尾第一家民办学校“汕尾私立公学”的“十老”仅余双福一老。余双福，是这间现名“汕尾中等职业学校”的董事长。
余老的党龄与共和国同岁。他怀着崇高的救国理想加人东江纵队时，只有20岁。一人队，就和小日本打了半年仗。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进人海陆丰“剿匪”，余老转人地下，扮成小贩，散发传单，刺探情报，发动青年参加游击队，直到1949年10月17日汕尾解放。
和余老一起走路，发现他总弯着腰。问起原故，余老说是两顶“帽子”压的:一顶是“地方主义反党分子”，一顶是“右派”。等到雨过天晴时，余老的腰却再也直不起来了。
1980年，刚刚落实政策一年多的余老被抽调去搞落实政策工作，他很高兴:可以给很多兄弟们平反了。正当他干得起劲的时候，老上级翁域来找他了。那是1983年。是年的“严打”深深地刺痛了刚从汕尾中学校长任上离休的翁域的心。他看到一个又一个的青年人走上刑场、走上宣判台，坐不住了。“如果有书读，他们就可以被挽救。”余老回忆起翁老当初对他说的话很动情。于是，69岁的翁域、75岁的陈绍民、59岁的余双福、87岁的张云飞、75岁的林昭存、87岁的林俊材、59岁的苏戴欣、56岁的蔡存养、58岁的吕岗、68岁的林昭汉“十老”和45岁的彭武权走到了一起。11位平均年龄67岁的老人聚在海边一间破败的老屋里，喝着浓茶，开始了他们的二次创业。
翁域40元，吕岗、蔡存养各30元，100元成了第一笔开办费。1984年3月4日，“汕尾私立公学”在一座临时租用的兵营里开学了。开学第一天，饱经沧桑的老人们几乎不敢直视孩子们快乐的面孔。电器维修班32人，勉强可以开课;而英语班只有14人，面临停办的命运。翁域把英语班的学生召集起来，刚说到人数太少不能开办时，几位学生马上掉下泪来。老人们不忍心了，又想尽办法动员6名学生加人，英语班才在3天后正式开课。
“十老”白发办学的精神感动了社会各界。在各方支持下，“汕尾私立公学”更名为“汕尾中等职业学校”。近十年过去，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旧兵营里早呆不下去了，只好迁了新址。为建新校，学校欠了一屁股债。1994年春节前，从未在学校拿过一分钱工资的余老背着大家悄悄走进了银行，用祖上传下的老房的房契抵押了20万元为学校还债。别的老人们也纷纷拿出多年的积蓄替学校还债。过年了，鞭炮声响起的时候，终于在年前拿到工资和年终奖的老师们个个兴高采烈。他们不知道，董事会老人们为此又欠下一笔新债。
2000年8月，余老接任职校的董事长。这时的汕尾中等职业学校，已有固定资产1200万元，桃李芬芳。但余老并没有放心。“经济上的忧虑暂时没了.但思想上的隐患一刻也忽视不得啊!”余老讲起他和董事会成员教育一名“法轮功”人员的事情，感慨不已。原来，学校有一位教电器维修的老师，竟是“法轮功”原汕尾分站的站长。余老知道后，马上把他请到酒店里喝早茶，给他讲科学、讲道理，语重心长，又实实在在。这位老师还未结婚，逢年过节，余老还请他到家里吃饭。一段时间后，这位老师蟠然悔悟，向余老保证:今后再也不练“法轮功”了。
余老的故事还没有完。对一位优秀的老共产党员来说，故事在生命结束之前永不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