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长大，是一瞬间的事。那四年多的的青葱岁月里，又有多少个变幻的瞬间，塑造出一个从男孩到少年的蜕变？洄游至1999的某个夏天，是否就能找到那亲密无间的拥抱和盛满信任的眼？当龙应台面对着眼前这个，褪去了孩童的“婴儿肥”，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另一端的18岁青年时，我们可以想象中间那股疏离忐忑的暗流，一下一下剧烈地冲击着她作为母亲的心房。
想说话，但不知道说什么；简单的问一句“你好吗”，得到的也永远只有一句同样简单的回答，“好啊”。这中间的隔阂，有东西文化，有两代人的情感价值，有时间和空间共同掩埋的心心相印。18岁的安德烈，已经成人，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独立的热望。龙应台不得不承认：他是她的孩子，但也是“别人”，一个完整的、有独立人格的人。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的确，我们总是以代沟之名互相宣战，我们一面修着战壕，一面控诉着对方离我们越来越远，而后继续渲染那战前浓烈的硝烟。因为血缘的存在，所以是命中注定，所以会心有灵犀。在这套无解的逻辑里，我们自欺欺人地说他会懂的，爱，可以宽恕一切。然而，这不过是我们对自己说不出口的怯懦的豁免。
在这个无数家庭沦陷的陷阱里，龙应台清醒而勇敢的发出呼喊，“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她放下了家长的威严，放下了一个过来人的骄矜，在安德烈面前，她不是一个成功的女作家，甚至不再是这个孩子的引路人——她，不过是个旁观者，等待着进入他18岁的世界。我由衷地钦佩龙应台的勇气。当她看着安德烈吞云吐雾的时候，可以不愤怒，不说教，可以平静地坐在他身旁，更加冷静地告诉自己，那是一个成人的选择，我无权干涉。我不禁问自己，如果有朝一日为人母，面前那挟着忽明忽灭的火星坐在那里的，是我的孩子，我会有这样的气度吗？
我只能说，有这样的母亲，安德烈确实幸运。
可龙应台又何尝不幸呢？在这场进行了3年的角力中，作为一个孩子，一个青年，一个学生，无论在哪个层面上，安德烈的坚持或许都要比一名历练多年的作家要艰难得多。青春是属于奔跑的，在恣意奔驰的途中，我们快马加鞭，唯恐无法将全部的激情与能量在这一季彻底释放。加速，加速，加速，这中间有停不下来的欲望在驱使着我们前进，或者是梦想，或者是名利，友谊、爱情、事业，没有什么不值得我们献出一切，唯独家庭在此缺席。我不想回避些什么，亲人也许是永远不会离弃的所在，但广阔的的世界无疑更加诱惑着我们年轻的心。正如安德烈坦诚地在信中写道，我最重要的是朋友，不是MM。但他仍然愿意敞开心扉，像龙应台渴望认识他一样，去尝试了解他的母亲。这短暂的伫足，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而言，却也是无比珍贵的接纳，更是许多父母梦寐以求的礼物。我赞赏安德烈，并不是认为父母就应该为孩子些许的回应而感激涕零，我很清楚，那中间不对等的付出有着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差额，没有什么爱是理所当然的，亲情亦然。只不过，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的心境不同，体悟不同，同样的选择的背后，期间的价值也就有所差异罢了。
作为一个八个月大便生长在德国的中德混血儿，安德烈与我有着太多的不同。有时我甚至怀疑，我们不仅生活在两个国度，头顶是不是还有两片不同的天空。他的深刻与缜密，常常让我自惭形秽。我在想些什么呢，无非这本小说好不好看，埋怨下雨天会弄脏新买的鞋子，最多也就是在面对课本和题海叹气的时候，无谓地抨击一下吃人的教育制度。社会，文化，一代人，这样的名词似乎还离我很遥远。然而在这个时候，安德烈早已开始思考民族主义与国家，小自我与没有标记的时代，面对不公的世界该何去何从。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吗？如果是，那么我觉得很可悲。过去的我常对自己说，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的我，很知足，很感恩。其实，我们不过是被保护的太好，在父母、学校营造的安乐窝里，我们生活得太安逸，以致丧失了危机感，甚至思考人生、社会的能力也在一步步退化。然而，如此稚嫩的我们该如何面对世界的潮涌呢？我开始被一种逼人的紧迫感所环绕，那时代汹涌的洪流仿佛随时袭来，准备将我淹没，到底哪里才能找到，一艘给我答案的诺亚方舟？
台湾的政客，香港的普选，以及我现在亦然无法分辨的专制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活在自己的蜗壳里。我有一种迫切地睁开眼睛的愿望，企图看到更多、更多我从未发现的世界。
一切都需要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来充实自己的头脑，需要时间在找到差距以后学会成长，也同样需要时间去向父母打开沟通的窗。龙应台与安德烈，这一对母子的宽容，坚持，坦诚，平等，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很深思。也许我们和长辈之间的差异并不如书中人物那么大，也许还有许多父子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比他们更加迷惘。但无论何时何地，都请鼓起勇气去打开心门，认识对方，也给对方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相信，为爱，终究可以认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