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吃低保的手机》为题，报道了甘肃省漳县殪虎桥乡瓦房村，违背了省里规定，以“为了宣传政策、传播惠民信息，帮着贫困户脱贫，顺便还能提高他们的智力”为借口，变相向70家低保户“强卖手机”的真相。
看完节目后，除了心寒外，更多的是对当事官员他们的做法提出深深的疑问。
甘肃省去年推出了“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其做法是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目的是帮助特困群众脱贫，让老百姓尽快富起来。按说这项工作是一项为人民服务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可是，该县的“双联办”却以省里开展的这次活动为幌子，发出了促销电信产品的“红头文件”。而该县殪虎桥乡瓦房村则是拿着县“双联办”的“尚方宝剑”，向70户低保户强行推销起电信手机。
正如节目里所讲，低保户是弱势群体，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众所周知，低保户是社会中十分贫困的群体，年纯收入只有六、七百元，国家给予低保户的补助只能维持低保户的日常基本生活所需。而对于这些低保户来说购买一台两三百元的手机显然是一项很奢侈的消费。节目中采访到的一位低保户，她是向亲戚借了180元才把手机给买了下来。这不仅让我们发出疑问，为什么低保户生活在如此贫困的情况下，就算借钱也要把手机买了呢？
而这一切都是甘肃省漳县殪虎桥乡瓦房村“为了宣传政策、传播惠民信息，帮着贫困户脱贫，顺便还能提高他们的智力”为借口所实施的政策。低保户们都知道自己能不能评上低保户，决定权完全都在村里领导的手里，因此县里村里的政策没有人敢违背。之前电信销售人员也曾经挨户推销过手机，但是始终卖不动，而自从和政府文件捆绑后一下子就在村里卖出了70台手机。
对于村委干部所说的向低保户销售手机是“为了宣传政策、传播惠民信息，帮着贫困户脱贫，顺便还能提高他们的智力”这一出发点是否达到了效果了呢？节目中就此采访了几位低保户，得到的结果是低保户由于不识字，大多不会用手机，更看不懂村委的宣传的惠民信息。好好的一个民生工程为什么到基层却变了味？
低保户买了手机不但没能让他们了解国家更多的惠民政策，尽早脱离贫困，反而却给低保户们增添了新的负担。 “实事求是”一直都是我党一项重要的执政方针，而地方性政府机构对于低保户应该实事求是，寻找实际有效的方法为低保户谋利益、做实事，尽早帮助低保户脱离贫困，而不是只做一些“面子工程”，反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对于在工作岗位上的自己来说，自己的工作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更应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扎实工作，多做实事，牢记自身的使命，进一步提高自身工作的能力和服务意识，在平凡的岗位中为人民服务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台山村里一家人”为题，报道了发生在庄河市台山村里的一件事儿:一位叫王德琴的农村妇女，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带着他重新嫁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特殊的家庭。这家庭又生活得很幸福。这件事令人深思。
那位农妇人很普通，事儿似乎也挺平常，何以能被《焦点访谈》选中并加以报道?这是因为这件事触及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生活中需要“好人”。
在伦理学上，可以找到“善”与“恶”，却很难找到“好人”与“坏人”这样的概念。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有好人与坏人之分的。人们心中是有衡量关于好人与坏人的一杆秤的。不必说历史上那些忠臣良将、民族英雄，即使那给韩信饭吃的漂母，那救伍子青脱离险境的船夫，那视黄金如草芥的乐羊子妻，虽然青史上无名，平凡得再平凡不过了，但千百年来也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好人”形象。王德琴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人为善、心地善良的好人。她的平常之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赞誉。由此可见，人类社会需要好人，好人使人们充满友爱与温馨，使世界充满阳光与温暖。
由此我感到，我们在全社会鼓励“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就必须鼓励与赞美好人，抵制和鞭答坏人。好人，是真善美的人格化;坏人，则是假恶丑的人格化。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团结互助、平友爱、共同前进的新型人际关系。因而这个社会应当是也确实是好人最多的社会。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特别是像雷锋、孔繁森、陈观玉、李素丽等这些具有崇高精神境界、无私奉献的好人。这些好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讴歌他们，形成社会舆论，引导人们学习好人，追求好人，努力去做好人。前不久，看到天津市和平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和平区里好人多”。好人多了，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光辉灿烂，蒸蒸日上。
台山村里的王德琴是普通的但又不普通的人。但这样的人多了，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会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