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说过，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他把“看多”放在第一位，足见观察对于写作的重要。契诃夫也说过，我们作家的本分就在于观察一切、注意一切，谁要描写人和生活，谁就得经常亲自熟悉生活，而不是从书本上去研究它，同样也强调了观察乃写作的前提。观察能力人人皆有，但为什么同样观察社会、人生，一个初学者和一个作家有较大的差别呢?我以为就在这“发现”二字上。
观察能力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综合因素形成的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所以观察又被人称为“官察”。这其中，视觉——通过眼睛观察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使我们“看见”了世界万象和人生百态。但“看见”并不等于“发现”。“看见”的只是一些事物的表象，而“发现”却是洞穿了表象揭示了实质;“看见”的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画面，而发现的却是人们未知、欲知的新奇景象。换言之，“看见”的常常是幕仿的，“发现”的才是创造的;“看见”的是一般化的，“发现”的是新颖的;“看见”的往往流于肤浅，而“发现”的才走向深邃。这就是一般人与一个有才能的作家的区别所在。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同在校园生活，有的人写不出优秀作品，甚至连作文也感到无题材可写，而十七岁的女中学生郁秀却能写出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为什么一些长期生活在基层的业余作者作品写不出新意，而一位作家来短期蹲点体验后，就能写出令他们羡慕的作品。这除了思想水平写作能力的差异外，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这种“发现”的能力。所以要提高写作能力，真正的诀窍就在于这种“发现”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打开神秘的文学殿堂和写作之门。
那么，是什么原因妨碍了我们的“发现”能力呢?
其一为“视觉瘫痪症”。这是法国作家左拉对那种被现成的观念和图景挡住视觉的现象的一种戏称。声、们对同一对象的观察持久到了一定的限度，就会产生一种“熟视无睹”的现象，反复单调的刺激即使强烈也会令你神经感官迟钝。黑格尔说过:熟知非真知。真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有些东西，由于过于熟悉，会使自己观察的兴趣大减，就有阻止自己去真正深入了解的可能。就像有的邮差，他对自己的投递地段、门牌号码可能很熟悉，但他们未必真正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具体情况。熟识，常似一叶障目，挡住了他们真正的视线，阻碍了他们向事物纵深的探索。要改变这种“瘫痪”状态，就需“变熟为生”，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察方式和角度，或者改变一下观察的目标，再回过头来观察，往往会有新的观察所得。
其二为“知觉定势”的影响。有意注意是观察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它能帮助我们专注地关心某一事物，获得比较准确细致的观察结果，但人们又常常为自己的知觉范围和心理习惯所囿，对有意注意(自己感兴趣之点)的观察很仔细，而对别的更丰富的属性可能视而不见。你需要什么，就观察什么;你的情绪状况，也无形中影响你注意的选择。一位哲人说过:最可怕的不是我们的无知，而是我们的已知。“知觉定势”造成我们观察，也影响我们观察感受的接受和排斥。要改变这种“知觉定势”带来的障碍，就必须让自己的“知觉仓库”腾空，以虚静的心态，以孩童般的新鲜目光去观察世界，相信“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就能跨越这种障碍。
其三，受制于自己的思想力和文化结构。观察力人人皆有，但观察力的深浅还受各人的思想学识所限。爱因斯坦说得好，你能不能观察到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这话启示我们，人生社会的复杂环境和生活现象，常常如险峻的山峰和幽深的谷壑，唯有有思想力的观察者，才能攀援而上，看到山顶或山那边的东西，或以思想的烛光将他们照亮。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写作者，就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剖开外壳看内核。观察力的提高依赖于自己的历史眼光和哲学眼光，多读书、多穷理、多思考，有助于提高你的洞察力,有助于发现生活中值得你书写的东西。
闲暇时节到三多堂一游，文化人可领略到其浓厚文化氛围，下海经商者可借鉴其巧妙的经营之道，旅游观光者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现在三多博物馆的古宅，是明清两代太谷巨商富贾曹家当年禄、福、寿、喜四大中惟一保存的“寿”字，它以重、古朴、高耸、大雅之气体现了曹家一代巨商的风范。
曹家始祖曹邦彦，原籍华塔村，常推一独轮车到太谷北村一带卖砂锅，见北村地肥水美，便举家迁徙到这里。曹家第十四代曹三喜独闯关东开始了曹家的三百年的经商历程。明末，曹家首先在东北创建基业，清初又转向关内扩大业务日益兴盛。到清朝中期，曹家商业走向鼎盛，商业分布日本、内蒙古、俄罗斯，远至柏林、巴黎、伦敦，可谓“商业足迹遍欧亚，显赫声名扬四海”。十七代曹士义希望多子、多福、多寿，子孙万代保荣华富贵，于是修建了三多堂。
曹家的富有兴盛依赖于什么呢?究其根源则在于文化。曹家子孙世代读书识字，他们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在商业经营中注重用人方式，主张“唯才是举”，只要有才,不论是落第的举人还是乞丐，都能任用，于是在晋商的故事中便有了许多关于大掌柜的故事:曹家在东北有个“富生峻”大掌柜是东家从底层一级一级提拔起来的，有一位掌柜从东北回关内探亲，半道去高粱地解手，不小心把高粱秆碰断了，一般人不当回事，断就断了，但他不然，很仔细地看到高粱秆心有虫卵,连折几根都一样，聪明的掌柜半道返回了商号收购陈年旧高粱。人们觉得今年长势好，丰收在望，旧高粱价钱不错，旧的卖掉准备迎接丰收之年。然而秋后虫害出来，颗粒无收，别家店铺破产停业，他家却巧抓机遇大发其财。
三多堂博物馆不仅展出曹家丰富的历史故事，还把太保的文化汇集一处:300多件古旧木器家具、法家赵时燮真迹作品、瓷器等。
如举木器为例，三多堂的古旧木器家具以其品种全、档次高、规模大而别具特色，大到屏风座镜，小到桌椅板凳，各个造型优雅独具，做工巧妙精细。最为精美的则为—“百寿大屏风”，这座屏风高3.8米，宽5米，摆在院落大厅之中。屏风如此庞大，但却灵活得可将它分为15块，是由15部分组合，搬挪方便，屏风顶部雕刻成回云状，轻飘飘青云直上，底府则成基石状，厚重、牢固、沉稳。最精细的则是屏风两侧一对红木小狮子的雕刻，精美绝伦;上面的狮子口含彩带，下面的狮子足蹬彩球，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一对小狮子翘首伸尾正逗着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屏风背后上下刻百寿图，中间则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祁隽藻的书法。这位道光、咸丰、同治三帝之师，大学士，书法早年脱胎于颜柳，晚年又学二王，既有颜柳之遒劲，又不失二王之隽秀，难怪寿阳人讲“寿阳出了祁隽藻，寿阳三年不长草”，果然是拔尽风水的一代帝王之师。
闲暇时节三多堂一游，文化人可领略到其浓厚的文化氛围，下海经商者可借鉴其精明的经营之道，观光者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三多堂，足以被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