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中，无处不强调着实施人文关怀和发展科学技术。纵观历史的发展，人们不能摒弃的是美好的品德，不能放弃的是利民的技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人文和科学。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孟子所说的，人人都有一颗恻隐之心，就代表着我们从心里会关心爱护他人，即使我们非亲非故。在我的记忆里，从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到舟曲泥石流、西南旱灾，我们都伸出了双手，来关怀着我们的同胞。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但是他们还有我们，他们还有祖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最为难的关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一起。
但世界上，却还是有着那样一些需要关怀的人。还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一个非洲儿童因为饮食不卫生，肚子里有一条三米多长的蛔虫，最后他因疼痛难忍而去世。这样的悲剧在全世界每天都在上演着。同样生活在地球村里，他们为何却要饱受着如此折磨？是为何在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有些人天天吃着山珍海味，住着豪华奢靡；有些人却连干净的饮用水有没有。或许像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一样出于无知，让没有面包吃的难民们吃蛋糕。但是我希望人们在享受自己富足快乐的生活的同时，也想想这些可怜的人们。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国之间的较量，实际上就是科技的较量。2月19号举行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罗阳。罗阳18日登上辽宁舰，参加舰载机起降试验训练。在此次辽宁舰海试过程中，罗阳曾经感到过不适。但他并没有中途下舰，而是一直在辽宁舰上与科研人员和官兵搜集整理起降试验的相关数据，一直坚持到起降试验成功。25日中午，辽宁舰海试完成后他与全舰官兵拥抱告别，走下航母后罗阳告诉同事身体很难受，在送往医院过程中发生大面积心肌梗死，到达医院后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51岁。他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最佳继承人，他为中国航天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难道现在还会有人质疑科学的重要性吗？是科技，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科技进步的一小步，就是人类进步的一大步。纵观科技发展的轨迹，他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经济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的各个领域，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兼顾了人文和科学，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如果不强调批评是一种有主体认识和自我发现的专业活动，我们就会很容易把当下流行的、毫无个人创见的读后感式的文字当作批评，而谁都知道，真正的批评并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自我阐释，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谢有顺在其《话语的德性·后记》中的这些话语，我是在下面画上了浓重墨线的。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两种不同立场的阐释。前者以六经为主体，把自己当客体，寻章摘句，在字句里寻觅着情感的隐喻，湮灭在纷繁的喧嚣中。后者以自己为主体，说出自己的话儿，亮出自己的旗。我们在理论的逻辑上是盼望所有的文学批评家们的解读文字带有自己的气味和体温的，可是在实践的行为逻辑上，“我”的笔尖的惯性却往往偏向于时代和意识形态的话语磁力场上，批评成了套瓷，成了预定桦眼的插人，是对“无我”的阉割的变调。读了很多的批评家们的文字，乏味玄奥。持去那些伪饰的话语锦套，积淀不出丁点儿有意思的话，看不到批评家真实的喜笑怒骂的文字表情。而谢有顺“一个年轻得连须还没有长黑的后生”(贾平凹语)，没有了余杰、摩罗、伊沙、骆爽们愤怒压倒理智，情感取向代替学理分析式的“酷评”砍杀，而是回到温软真诚的个人立场上，说出一些在理儿到位的话。谢有顺，就是谢有顺，在大片的向偶像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枪挑斧劈的文字丛林中，他是以柔软的风、潺潺的清溪匡正着文学批评而走火人魔，让两种(馅媚与捧杀)批评退场。“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偏狭。
如果说北方的评论家沉厚，注重于写什么;南方的评论家新颖，注重于怎么写。谢有顺却汇合了他们的长处，酝酿和发展着自己的气象”(贾平凹《话语的德性·序》)。谢有顺以写作操守的坚持，完成了当下文学批评的正本清源，这种“还俗”式的成功，是谢有顺的聪慧，也是对当下文学批评判断迷离的蔑视和嘲讽。还记得他在另一本书《我们内心的冲突)的“自序”中的道白:“我读书不多，就是想学术也学术不起来，惟一能做的，便是用自己能够把握的方式尽可能地说出内心的真实。”
“另一方面，我也经常提醒自己，要对迷恋于发表和出版数量的行径保持警惕:图书馆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了，如果仅仅希望在其中增加一本，那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外，我们实在找不到更为高贵的写作理由。”谢有顺是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道破批评天机的小孩，是以拙朴为武器的农民批评家，是走在文学大观园中的“刘姥姥”!
我们阅读谢有顺的批评文字，会感到他是在一直做着走进批评心脏的努力。说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暴躁的现实，以及他那颗面对现实时暴躁的心”。同时又指出余华为代表的所谓“先锋们”面临的问题，“那些拘泥于事实世界而失去了价值想像的作家，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被事实吞没;他的作品，也很快就会沦为生活的鹰品”。论贾平凹作品的颓靡之气，“也是理想丧失之后的自我挣扎，比起那些空无一物只有轻松自娱的作家，显然更有灵魂力度”。评于坚，“所要挖掘的是事物本身的力量、趣味和深其理论中的方法论味道太浓了，“将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是否考虑到它也会失去许多东西呢?西方的美学因为有哲学背景，美学就有了一种高贵的美学精神，美学不但与艺术形式发生关系，也与存在形式(对人的精神境遇的探查方式)发生关系，甚至后者还更重要，这样的美学就不单是学术，更是一种精神;在东方，因为缺乏大哲学背景，美学就成了方法学、策略学，只能停留在美的规律或形式结构的层面上，没有美学精神”。
谢有顺之所以能拥有如此自足的批评从容，他自信之源在哪里?是他对各种批评技巧的娴熟掌握?是他对作品的透彻颖悟?是他拥书万卷后的挥洒自得?似乎是，也不全是，笔者认为是谢有顺批评主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他批评中真诚追求的自觉。很多批评家的煌煌巨著、滔滔评说中，为什么不能一语中的、弹无虚发地说出自己血性激扬的文字?批评没有了底气骨气，概源于批评失去自信后的话语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