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幸福的方式有很多，或许是努力学习考取理想大学，或许得失结交好友，我却有我独有的方式——阅读。
《我和小姐姐克拉拉》是我书柜上的镇柜之宝，不论谁让不可以撼动它的地位。
从三年级上册开始，我就习惯了每天睡前看一两则他们姐弟俩的故事然后带着美丽的心情入睡。在梦中我和他们一样喜欢新搬的邻居——托尼叔叔，每次见面都能得到托尼叔叔的一欧元，然后用这一欧元去买我们喜欢的东西吃，我们每天都期待遇见他。可是，有一次我们和往常一样跑到了托尼叔叔的家里时，托尼叔叔却对我们说他没有钱了。我有点儿失望，他们大概也是，我看见很快就转身跑回家了。但是不一会儿，他们满心欢喜地跑回来了，原来他们是将自己的零花钱都给托尼叔叔送来了。然后，我和他们说，我要带他们看我家的猪猪存钱罐和我们家的零食柜……
《我和小姐姐克拉拉》不仅是我的睡前读本，更是我的解闷法宝。
此书的主人翁是小姐姐克拉拉和她的弟弟，克拉拉和她弟弟总干“坏事”惹得大家每次都捧腹大笑：想吃蛋糕怕挨骂怎么办？拉弟弟入坑，两人圆鼓鼓的肚子，每次都能随着情节在我的眼前惹我发笑很久很久；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照顾狗狗，怎么办？把⼩狗嗅嗅分成两半，⼀⼈照料⼀半，导致我每次都想将我们家“豆豆”也染成一截黑色，一截黄色……
我爱这一对可爱、调皮、善良的家伙，爱他们这样有滋有味的童年，爱他们与我们分享这些有意思的好事与坏事，让每个孩子的童年都因为读他们的故事而变得很富足。我爱阅读！爱作者幽默的笔触让我“读”得幸福，获得幸福童年，获得治愈未来的良药。
陈洛祁比我们小两岁的陈洛祁高二时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少勺班，我们都为这个沉默寡言但又稚气可爱的小弟弟感到高兴。他把学习看作是一种乐趣。当我们还在焦头烂额地应付各门功课时，他早已学完了数理化大部分课程，在看大学的书了。他真是天才。欢送会上校长问他:“你能说说为什么要超前学习吗?”一向反应迅速的陈洛祁苦思冥想了半天，脸涨得通红，嘟嚷着说:“嗯，嗯，超前有意思。”说完自己先不知所措地笑了。
谁也没让他超前学习那么多，是他自己觉得需要。上课他总在看自己的书，老师也允许。有时候他在桌子下面研究棋谱，也俨然是一本正经的样子。男生们把他当作需要保护的小弟弟，还常逗他玩。他也随叫随到，帮他们解难题或者听他们吹牛。他有个亲切的外号“小微”，因为他一上高中就已经学过微积分了。
也许看书太多的人，难免有点书呆子气。陈洛祁去上海时，我们去火车站送他。他跟着爸爸，径直往人口处走，头也不回，他爸爸用手捅捅他提示他回头示意，他这才慌忙回过头来，冲我们招招手，又挠挠头，咧嘴含糊羞涩地一笑……不多久接到他给全班的信。他说非常非常想我们的班级，恨不得快些放暑假。相信他回来时，一定又长高了。因为十四五岁，正在蹿个子呢!
我来自铁岭，2004年考取了沈阳广播电视大学。在学习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被认为很有前途的专业—数控。在学校将近两年的理论学习后，我深切地感受到没有实践的理论只是空谈。正当我为此而着急时，从学校团委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由团市委举办的“双证训”第一期要开班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既高兴又为难，我的家庭情况根本不允许我参加这次培训。我的家在铁岭的农村,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他们为了两个儿子而劳累，父亲因为供我读书现在落下了残疾，弟弟为了供我读书小小年纪就出外打工。看着别的孩子在外有吃有喝有玩，整天无优无虑的，我真觉得对不起他,因为我，他失去了他应该拥有的一切，是我剥夺了他升学的权利，我深感自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刃，而这次培训正给了我努力向上的机会,为此我感激所有主办这次活动的领导,但让我感到头疼的是这次培训的费用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我真的很矛盾，这次培训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幸运，它也许会改变我一生的命运,但我不敢告诉父母，我怕他们会因为我的学费而为难。当我最后咬紧牙关告诉他们的时候，得到的是他们莫大的支持,这更坚定了我要好好学的信心，我不能对不起父母的血汗钱，不能对不起我那年少的弟弟。人争的就是一口气，于是我跟随其他同学踏上了首届“双证”培训班的征程。
既然选择了就要为之拼搏，这是我的座右铭，在我实训的这段期间,我深知这次机会的来之不易，学校既然选择了我就是对我有信心，而我更应该为母校建设添砖加瓦,初到实训基地的时候，对一切都充满了期待，但真正接触了，发现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以前接触的都是一些理论，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都是一纸空文，毫无用武之地。学习是既艰苦又有挑战性的，炎炎夏日，当别人享受着假期的快乐，我们穿着工作服站在轰隆隆的机床边，手上身上沽满了油污，就连晚上睡觉满脑子想的都是程序、对刀、车件……但我没有放弃，我时刻想着自已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如果不努力该怎样面对日益年老的父母，怎样面对谆淳教海我的老师，三个月的时间转眼过去,不但使我学到了知识，更增加了我对未来的信心,为此我感谢老师。
即将毕业了，同学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而我们“双证”培训班的同学尤为突出，在所有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我想继续深造，所以我选择了升学，这是父母的希望，也是我的理想。这次培训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是我永远向上攀登的阶梯。
“刘明去年考取民办教师时，按成绩是安排他当中学教师的。后来他再三要求到这里来办学，我们也就向意了。到这里后，他投有道一声苦，说一句怨言。今年上学期我们发给他一些生活补贴费，他拿这些钱给学生买了参考书。他把他的全部心血都灌注在这些孩子身上，今年全乡的学生统考，他教的这些学生获得了同年级的第一名。平时得了病，就从医院拿些药回来吃，从不耽误孩子们一节课。当医院检查出他是肝癌的时候，已经晚了。”
这时，他停了下来，从棉衣的内口袋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我。上面写着:
李老师:
我怎么也没想到，才二十四岁，眼前横着的却是只乎乎的洞。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里的山水是那样的美。每当我走上讲台给学生讲课的时候，都要把他们每一个人仔抽地看一遮，他们是多么可爱呀皿每每看到他们，我心里便产生无限的内夜，毕竞我学的知识大少了，没有教好他们，时不他们。画此，“扣果可能的话，明年春我想去考教师进修学倪，您同意吗?……”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出来。是啊，多么可爱的老师，你爱家乡的人民，人民更加热爱你。
一阵紧张而急骤的锣鼓声、鞭炮声，撕碎了每个人的心，“哗”的一声，都哭了起来，棺木慢慢地放入了挖好了的土坑里。
我捧起一把泥土，轻轻地撤在棺木上，默默地折祷，刘老师安息吧！
1934年夏，我考取了师大附中，全家都为此欢庆。当时师大附中是全国闻名的一流学校，每年都有一些外省市尖子学生来北京报考，我们班三十几个人中就有五个来自广东、山东、河南、辽宁和绥远。那时学校没有学生宿舍，他们就住在琉璃厂一带的小会馆里，在附近的小饭铺包伙。
师大附中出名的一个关键，就是从初中到高中，几乎每科都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他们的工资待遇也比较高，其中一些知名的教师，大学聘请他，也不去，他们把中学教师当作毕生的事业，其乐无穷。有的应聘到师大，如傅种孙，就成了教授。
给我印象很深，使我受益很多的是韩满庐先生教的大代数，韩问渠先生教的解析几何。我们用的课本就是他们自己编写的。他们对于教材的体系、结构、重点、难点极其熟悉，也深知如何诱导学生一步一步地进人这门学科的殿堂，不只使你懂得一个定理、一个公式，还很自然地使你通过数学学习怎样思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韩问渠先生随北师大迁到大西北当了教授。韩满庐先生则一直在师大附中教了一辈子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师大附中的体育运动也很活跃，操场很大，器材很全，体育教师十分认真。每个班发三个球(篮、排、足)，下课后都出来锻炼。尤其突出的是排球，全校十分普及，师大附中排球队是全市中学多年的冠军。
我在高一时，是个埋头读书的学生，图书馆里的(万有文库》和丰富的藏书给了我许多知识，尤其是居里夫人传记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浅释性的文章，启发了我学习物理的强烈兴趣，萌发了想当一个物理学家的愿望。
我上高二时，时局动荡日益加深，日本鬼子步步进逼，搞华北事变，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热衷于打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终于在1935年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二·九”的第二天早晨，同学刚到校，正在围着火炉吃烤白薯，忽然听到李琦慷慨激昂地讲述起“一二·九”游行示威的情况:冲破军警的重重限挠，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壮烈的情景对我是一声惊雷，引起我心灵上极大的振动，再也不能只顾读书不问国家兴亡了!确实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临头!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全民奋起，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受到“一二·九”运动的启蒙，我开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1936年夏，我参加了一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组织的下乡宣传。我们的宣传队出了阜成门，到了铁路边的一个小村，刚刚召来一些群众，还没有讲几句话，就被警察包围起来，不容争辩地给押送回校。这第一次的斗争实践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国民党当局竟然不许向老百姓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这是什么政府啊!
不行!非得起来参加斗争不可!于是在1936年秋，我愤而参加了“民先”队。当时师大附中的“民先”队组织是北平各中学中最大的一个。在这个基础上，于抗战前夕，共产党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当时中学中最大的一个党支部，我们班的李琦、李德伦、杨伯溉、刘乃松都是那时入党的。
1937年上半年是我上高三的第二学期，临近毕业了，班里决定:为了帮助同学准备高考，要编写高考试题解答，让我参加这项工作。那时升大学比现在还难，竞争也很激烈，但学校没有搞什么摸底测验，也不办各种名目的复习班，一切靠平时打下的基础。我们边上课、边复习，还边做抗日救亡工作，紧紧张张地忙了三四个月，编写出一大本高考试题解答。班上同学人手一册，而且公开出版了。
1937年6月底，高中的课程上完了，我结束了附中三年的生活。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忽然，7月7日晚间，我正在院中复习功课，从西南方向传来了阵阵轰隆轰隆的声音，开始怀疑是打雷，但天空晴朗，投有一点雷雨的征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8年我去昆明上了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办的大学)。1939年我参加了共产党。从此以后，我就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种岗位上工作了五十多年，一直到今天，靠的都是在附中三年打下的政治思想基础和文化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