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君用大鼠笼捉到一只身长近20厘米的大鼠。出于好奇，他把一只近十斤重的威风察凉的大猫塞进笼里，想观看一场猫吃鼠的精彩表演。然而那只平日非常凶猛的大猫对于面前的野味，竟不知所措。因此那只老鼠胆子越来越大，竟然跑到猫的嘴边逞威了。家养的猫为何不吃老鼠?据说是宠坏了，好心的主人喂得勤，猫吃腻了鱼肉荤腥，久而久之，觅鼠而食的本性也逐渐改变了。
这是登载在1984年6月7日的《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材料。看了以后，在觉得可笑之余，我联想到我们青年学生学习方面的问题了。
这种不会捉老鼠的大猫倒很有点像我们学生中间的一些高分头大，多威猛，简直像一头微型老虎。可是这只雄壮的大猫，它的捕鼠能力实在差，非但束手无策，还被小小的老鼠戏弄。而我们有些同学呢?从表现看，确也不错:翻开他们历年的成绩单，映人眼帘的是一连串令人眼红的分数:98,95,99,100;作业本“煞清”，上面都是一排排钩钩，简直要让人怀疑是做在草稿纸上后再誊清的;再听听他们背书，虽说不上倒背如流，却也能一字不差，不能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这些老师们的高分宠儿，同学们的祟拜对象，他们的实际能力如何呢?他们往往只是死捧一套教科书，老师怎么讲，他们怎么搬;他们没有广泛浏览的习惯，思考能力差，即使碰到一些紧扣课本而拐弯较多的题目，也束手无策，叫苦连天;他们没有自学能力，当然更不用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了。这不有A像那只不会捕鼠的猫吗?不会捕鼠的猫被胆大的老鼠戏弄一番，至多引起人们一番感叹，而让不替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才生”到工厂企业、科研单位去挑大梁，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那会耽误多少时间，造成多少次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少损失!
这种“高分低能”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跟学校里“喂”得太多有关。有些好心的老师，花了很多的精力，四处寻觅，百计搜罗，把精选出来的知识珍品端到嘴边喂我们，这还不算，大概是嫌我们吃得不够多，又是“灌”，又是“填”，还要延长“喂”的时间，直到出现“过饱和”状态才罢手。当然，对于老师要我们吃得饱饱的，长得壮壮的，将来好干一番事业的盛情，我们做学生的完全能够领会;对于老师们“博采百家”成一家言的辛劳，我们也确实由衷地钦佩和感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说，采用这种一个劲儿“喂”的方式，是造成“低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吗?“喂”得多了，一双双眼睛只是盯着端过来的东西，对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实在无暇顾及;“喂”得快了，一张张嘴巴狼吞虎咽，团圈吞枣，往往造成消化不良;“喂”得久了，产生了惰性、依赖性，饿了只会张着嘴巴等厂喂”得腻了，又出现了厌食，尽管满桌山珍海味，也引不起半点食欲。老是“喂”啊，“填”啊，我们很难尝到猎获知识的快感，很难尝到从实际中捕捉间题和解决问题的乐趣，相反却饱尝了肚子几乎要胀破的苦恼。结果是能力的培养被忽视了，“高分低能”、“低分低能”各种能力低下的状况陆续出现。这种状况，跟一味用鱼肉美味喂猫儿，以致造成猫儿捕鼠能力退化的情况，不是如出一辙吗?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关键是要教会我们学生“觅”食，而不是一味靠老师“喂”。猫儿捕鼠的本领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是后天学来的。当小猫刚学会走路不久，老猫常把捉到的老鼠弄得半死不活，故意在小猫面前时放时捕，像是在闹着玩，其实是在教孩子们学习捕鼠本领。当小猫和它的爸爸、妈妈终于咬死了老鼠，围在一起有滋味地品尝着鲜美的猎物时，一个强烈的印象便留在那幼小的心灵中了:自己捕捉来的老鼠味儿真好，非要学会捕捉老鼠不可!就这样，小猫们开始学习觅鼠捕食.尽管他们不一定马上出师告捷，但久而久之，实践使它们成了捕鼠能手。反之，如果缺少了这些必要的合理步骤，又一味喂以鱼肉，那就精了。如果我们的老师以合理而巧妙的方式来引起我们“觅”食的强烈兴趣，教会我们“觅”取知识的本领，引导我们掌握在实际生活中捕捉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有多好!我们乐意越过老师为锻炼我们能力而设置的障碍;我们也渴望领略一下寻觅途中越过障碍的快乐;我们准备在寻觅真知的过程中备尝探素的甘苦。可现在，“喂”得多，“觅”得必然少，端上来的一多，哪里还有可能觅野食?如果我们的老师能为我们留有余地，能创造条件鼓励我们去“觅”，那么我们再也不会因为时间太少，作业太多而犯愁，再也不会因为消化不了当天的上课内容而苦恼。当圆满完成了第一课堂的学习任务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到阅览室去，到实验室去，到计算机机房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在广阔的第二课堂中，在实践中寻觅新的知识，那是多么令人神往!
新世纪需要的决不是“喂”得胖墩墩而不会捉鼠的猫。今天，在我们学习中，真应该早早把一个“喂”字改成一个“觅”字。
眼看着自来水哗哗流淌，而某君却不肯费举手之劳拧死龙头，拔一毛利夭下竞然不为，而只是空嚷一声“太浪费了”便溜之大吉。试想，这种见义不为的君子和见死不救的小人有何两样?人们对这种“动口不动手，的所谓君子表示义愤和唾弃，原是夭公地道、十分自然的。
而湮城一中黄庆瑞同学却别具慧眼，他看过漫画《君子动口不动手》之后，认为某君所以不动手，并非不愿，而是不敢，是怕“冒尖”，怕别人议论自己“管闲事”、“充积极”，总之是慑于社会歪风。因此，他认为不应苛责君子，而首先应该声讨社会歪
黄的意见不无道理。十年动乱，确实把社会风气搞坏了，而且时至今日也远未根除。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社会歪风确实鱼待解决。
问题在于:怎样解决?
黄庆瑞同学主张声讨。但是，几年来我们声讨得还少吗?广播、电视、杂志、报纸，不是天天在声讨吗?问题解决了吗?
对于那位君子，黄庆瑞同学劝他勇敢一些，希望他转回身拧死龙头。但问题仍然在于，“劝说”能使他勇敢吗?“希望”能使他转身吗?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劝说”、“希望”、“声讨”、“鼓动”之类舆论宣传，具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吗?
那么，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呢?
1988年2月23日《报刊文摘》——《苏联<刑法>规定:见死不救是犯罪》:公共汽车上，一位心脏病人突然发病，人们要求同车的一位医生进行抢救，可那位医生却无动于衷，袖手不管。“他因此触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第128条而犯了罪。……刑法规定:对上述犯罪的人处一年以下改造性劳动或罚款至多一千卢布。”
苏联的做法，对我们或许有所启发。
苏联那位医生碰见心脏病人突然发病和中国这位君子碰见自来水泊泊长流，情形很相近多公共汽车上的苏联人要求那位医生抢救病人和中国的黄庆瑞同学希望这位君子拧死龙头，情形也很相近，“要求”和“希望”的结果，我估计也会很相近:苏联那位医生无动于衷，袖手不管，中国这位君子，我看也不会因黄庆瑞同学的劝说而由怯懦变得勇敢，未必因黄的希望而真地回转身来。但有一点很不同:苏联有法，并且依法办事，动了真格的，而中国缺少的恰恰是法，因为无法可依，所以只好“劝说”，只好“希望”，只好依靠这类道德说教和舆论宣传。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苏联那位医生因见死不救而触犯了刑律，或因此判刑，或因此罚款，那么，那位医生还会见死不救吗?而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别人还会见死不救吗?这样，见死不救这类社会问题不就因有了严密的法制、规章而得到解决了吗?同样，我们对于那些“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对于种种错误倾向和社会问题，在进行“劝说”和“声讨”的同时，必须坚决依法办事，坚决动真格的，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总之，我不否认黄庆瑞同学的见解和主张，不否认“劝说”、“声讨”之类舆论宣传的作用，但不同意把舆论的力量夸大化、唯一化，而主张在充分发挥舆论力量的同时，切实伴以严密的法律、制度。这样，虚(舆论)实(法制)结合，双管齐下，社会歪风乃至诸多社会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中国历来重道德、重舆论、重“动口”，而不怎么重法律、重制度、重“动手”。我们已经吃过不少苦头。但“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们还是尽快建立起科学严密的法制系统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