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同学们都在那间小店中挑选自己喜爱的零食,我十分羡慕,对于我来说,那在别人眼中只会贩卖垃圾食品的杂货铺,却是我心中最美的"人间胜地",每到这时,我都会央求妈妈给我几块钱,让我去小店里大快朵颐,面对我的央求,妈妈都是报之一笑,不了了之.
确实,我以前的确"劣迹斑斑"。比如,妈妈刚刚放在我手里面的十元钱,我只要过一个马路,钱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至于放在我口袋里面的钱,我对它们就更没有"主人翁"意识,它们被丢掉、被洗掉、被随意掉落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一次一次的事件过后，我渐渐地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信任，而我自己面对 “如此成绩”时，却异常坦然，丢钱就感觉好像丢掉一团废纸一样，反正妈妈还会给我的。就这样，我失去了他们的信任，也丢掉了用钱的自由。可是我依然“我行我素”，照丢不误。
渐渐地，我长大了，明白了金钱的重要，也明白了保护财产的重要，可是鉴于我有“丢神”的前科，弄得爸爸妈妈还是不敢相信我，他们不知道我早就已经痛改前非，洗手不干啦！可是他们不动声色，就是按兵不动！爸爸妈妈的表现使我十分恼火，算了，不给我钱那我就干脆什么也不买算了！正当我一直这样想的时候，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却因为我的行动而开始有所变化了。
前不久，爸爸妈妈给了我一个钱包，并嘱咐我不要乱花。我喜出望外，急急忙忙打开一看，只见一个容量不大的钱包里面静卧着二十元钱和十个一元钢镚，我连忙宝贝似得将它藏好，仿佛丢了它就像丢了命似得。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当初漫不经心丢掉的是什么东西，而现在钱包里面又装的是什么东西——是信任。
你的眼看着我
你就像在骂人类
你说你不属于这
我属于大自然
人类为了满足
把我抓进牢里
这牢就是
动物园
每当你到这
看着我
你笑嘻嘻
但我回不了家
拜托你了
请放我回家
桂花啊，桂花，
虽然你很美丽，
但我还是不敢正眼看着你，
如果不是为了我手中的伙计，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我也不会去伤害你，
你的那香味可真香，
桂花啊，桂花，
你真是一个既美丽又香的姑娘，
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眼看着附近生产队的棉花产量成倍地提高，收人成倍地增加，大李庄光明大队的社员们开始发愁了。“找财神，找财神去!”大家异口同声。“财神早就被人家抢走了。”“那就找他的徒弟。对，找他的徒弟。”“听说，他的20个徒弟也早被人家抢走了。”“那怎么办?要不咱们悄悄地上门去抢，怎样?”“要去，今晚就去，否则夜长梦多。”
就这样，抢农民技术员在光明大队成了最光荣的任务。大队选派了精干劳力，在村书记的带领下，秘密前往刘凤理徒弟赵小云的住处。一打听，赵小云不在。他们断定他还没有回家，于是就守在他家的附近。
夜深了，赵小云抱着疲惫的身躯来到自家门前。突然，从旁边闪出四五条壮汉，把小云吓了一跳:“你们想干什么?”“你是赵技术员吗?”“你是谁?”“我是大李庄公社光明大队的书记，想请您前去我们那里指导。”“唉，不瞒你们，我早就与人家签了约，没办法。”“求您啦，赵技术员。”“求我也没办法啊!”
书记恳求之下，无奈做了个手势，四五个壮汉“呼啦”一下，把赵技术员抬起来就跑。“你们，这不行。快放我下来。”四五个壮汉默不作声，脚下生风，一口气跑出十几里路。就这样，他们把赵小云抢到了光明大队。“赵技术员，委屈您了，您先在我们这里住下，给我们讲个三五半天的，我们再让您回去，好吗?”赵小云见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
书记一面派人通知小云的家人，一面派人服侍小云。为了防止邻近村的人知道这件事，书记下了死命令，谁泄露消息，谁将受到大队的惩罚。就这样，赵小云白天在田头指导种棉技术，傍晚一回到仓库就被光明大队的人锁起来，并在门外派了岗哨……
光明大队在赵小云的指导下，终于走上了致富之路。
眼看着自来水哗哗流淌，而某君却不肯费举手之劳拧死龙头，拔一毛利夭下竞然不为，而只是空嚷一声“太浪费了”便溜之大吉。试想，这种见义不为的君子和见死不救的小人有何两样?人们对这种“动口不动手，的所谓君子表示义愤和唾弃，原是夭公地道、十分自然的。
而湮城一中黄庆瑞同学却别具慧眼，他看过漫画《君子动口不动手》之后，认为某君所以不动手，并非不愿，而是不敢，是怕“冒尖”，怕别人议论自己“管闲事”、“充积极”，总之是慑于社会歪风。因此，他认为不应苛责君子，而首先应该声讨社会歪
黄的意见不无道理。十年动乱，确实把社会风气搞坏了，而且时至今日也远未根除。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社会歪风确实鱼待解决。
问题在于:怎样解决?
黄庆瑞同学主张声讨。但是，几年来我们声讨得还少吗?广播、电视、杂志、报纸，不是天天在声讨吗?问题解决了吗?
对于那位君子，黄庆瑞同学劝他勇敢一些，希望他转回身拧死龙头。但问题仍然在于，“劝说”能使他勇敢吗?“希望”能使他转身吗?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劝说”、“希望”、“声讨”、“鼓动”之类舆论宣传，具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吗?
那么，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呢?
1988年2月23日《报刊文摘》——《苏联<刑法>规定:见死不救是犯罪》:公共汽车上，一位心脏病人突然发病，人们要求同车的一位医生进行抢救，可那位医生却无动于衷，袖手不管。“他因此触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第128条而犯了罪。……刑法规定:对上述犯罪的人处一年以下改造性劳动或罚款至多一千卢布。”
苏联的做法，对我们或许有所启发。
苏联那位医生碰见心脏病人突然发病和中国这位君子碰见自来水泊泊长流，情形很相近多公共汽车上的苏联人要求那位医生抢救病人和中国的黄庆瑞同学希望这位君子拧死龙头，情形也很相近，“要求”和“希望”的结果，我估计也会很相近:苏联那位医生无动于衷，袖手不管，中国这位君子，我看也不会因黄庆瑞同学的劝说而由怯懦变得勇敢，未必因黄的希望而真地回转身来。但有一点很不同:苏联有法，并且依法办事，动了真格的，而中国缺少的恰恰是法，因为无法可依，所以只好“劝说”，只好“希望”，只好依靠这类道德说教和舆论宣传。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苏联那位医生因见死不救而触犯了刑律，或因此判刑，或因此罚款，那么，那位医生还会见死不救吗?而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别人还会见死不救吗?这样，见死不救这类社会问题不就因有了严密的法制、规章而得到解决了吗?同样，我们对于那些“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对于种种错误倾向和社会问题，在进行“劝说”和“声讨”的同时，必须坚决依法办事，坚决动真格的，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总之，我不否认黄庆瑞同学的见解和主张，不否认“劝说”、“声讨”之类舆论宣传的作用，但不同意把舆论的力量夸大化、唯一化，而主张在充分发挥舆论力量的同时，切实伴以严密的法律、制度。这样，虚(舆论)实(法制)结合，双管齐下，社会歪风乃至诸多社会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中国历来重道德、重舆论、重“动口”，而不怎么重法律、重制度、重“动手”。我们已经吃过不少苦头。但“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们还是尽快建立起科学严密的法制系统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