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的一种感觉是，多元文化政策的平等性在事实上能否完全实现不得而知。有一些新移民就对我说:“觉得中国人在这里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像是一个跟着后母的小孩。这是一种感觉，加拿大的制度是强调每个人都平等，表面上是平等，但明明知道不公平，但说不出来。那是平衡线下一条不平衡的线。好像一个后母，有一群同样的孩子，那个不是她生的孩子也在家里一起吃饭，但他受到的爱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些华人对我说，自己无法适应这种多元文化社会。从中国来了以后，一进入加拿大就好像进了一片雾，什么也看不到，好像从太空摔下来的一个人，要一个人在这里求生和自生自灭，来了这么久了，文化背景不同，很多本地人的生活习惯都不知道，像万圣节，是这里孩子童年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节日，他们却没有这种感觉，也不知道如何吃南瓜。在宗教上，西方社会是以基督教为主的社会，宗教影响带来文化的不同，有些节日也含有宗教背景，中国孩子如果是超过20岁才来的，他们对中国节日的感觉都很深，所以一下子发觉自己少了很多东西，思乡情怀也特别重。真是每逢佳节倍思乡，也想回老家看看。
由于这里的生活比较平静，华人也通常生活在自己的圈子内。在加拿大政府部门中很少见到华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华人要求参政的声音逐渐变大而改善，前面所举伍冰志的例子是相当特殊的情况。从总体上讲，华人很难融人西方社会，这仍然是个不争的事实。在我访问的大陆新移民中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已经感觉到，在如此辽阔的加拿大，中国人确实不少，尤其是在多伦多及其附近的士嘉堡地区、密西沙加地区，中国人开的什么店铺都有，中国人可以不用讲英文。生活上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但是如此的便利客观上也容易导致这样的后果:尽管这里种族多，客观上为大家提供了相互认识的良好机会，但是不同种族的人相互之间交往的程度很浅，难得很深人，这里的华人往往群居在一处，不太肯去与其它种族的人们交往。因此，虽说这里风景宜人，四季有不同的景色，居住环境好，空气新鲜，可惜的是，这里多种民族各居一角，不肯相互交流，这样下去很可能造成将来种族分歧或者不和，希望加拿大不要步上美国种族冲突之路。
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下，似乎什么样的民意都要倾听，各种社会需求都要满足，而不管它对社会的健康究竟是否有益。例如安省经营赌场一事不能没有负面的影响。根据报载，安省首间政府经营的温莎赌场，5月中旬开业到7月底止，短短两个月收人已经超过1亿加元，其中包括上缴省府税款2000万。据说，7月份赌客平均每日近两万人。但在另外一方面。去赌场博杀的很多是不务正业、专望横财者，赢钱则狂嫖滥饮，输光则无所不为。所以赌场是社会罪恶的温床，堵徒则是罪犯的预备军。加拿大政府经营赌场，表面上看是增加税收，增加就业，实际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后遗症，需要政府花费的将会更多，尤其是加拿大原有的良好社会风气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而我在多伦多目睹的同性恋大游行更使我对加章大的有些作法产生疑问。
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同性恋自豪日”庆祝活动及大游行于1999年6月26日(周六)和27日(周日)在多伦多中区举行，市长赖士民和一些市议员都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上阵助威。这些官员们看上去也都是神情轻松愉快，并不时操作塑料玩具，互溅水花，出尽风头。而来自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同性恋者在服装、发型上出尽了花招，真正是以奇制胜，在历时三小时的游行期间，真不乏奇装异服，有一身肌肉的男同性恋者穿沉甸甸的金属短裤亮相，也有女同性恋者赤露着双乳招摇过市。沿途吸引围观的行人，号称有75万之多，比1998年增长了一倍，花车也由1998年的35辆增加到72辆.整个央街(Yonge Street)人山人海，连街道两旁的高楼上，几乎全都打开了窗户，人们不仅观看，而且还不停地拍照、摄影。一些人终于找到了机会，可以在公开场合展露自己妖艳的身体。不管是妙龄少年，还是半老徐娘，总有一些人希望穿得越少越好，在大街上摇晃着自己的腰身。据说，那些天也有一些在金融区贝街(Bay Street)从事股票交易的上班族同性恋者，为了显示自己的自豪，手上拿着手机，下身却只穿着内裤，招摇过市。
有人对这次游行大加赞扬，说它“是从压抑和歧视中摆脱而来的自由，并且一年比一年办得有滋有味”。可是一位在央街上的小版悦，当她看到游行的人士摇晃着炫粗自己的稣胸和私处，感觉到的是恶心。
电视里曾有一名维护传统者愤愤不平，希望能有一个展示异性恋(straight People)自豪的游行，但是相信他搞不到这般热闹因为持有传统观念的人士游行时不会这般“刺激”。同性恋游行这般火红，其阵势令同样是每年一度的圣诞老人游行相形见拙。因为够“刺激”，才使围观者众.因为人多，才使商界、政界蜂拥而至。
多伦多的许多大公司都为游行注人了大量资金，赞助了许多花车。多伦多市市长赖士民等一班民选官员纷纷加人了这场热闹的表演。赖市长也忘记了两天前自己曾害眼，似老顽童般在游行中打水枪。一位议员则非常兴奋地对电视记者说，游行给多伦多市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政界和商界的促进下，同性恋游行的性质已经由展示同志们的自豪，转变成了一项红火的文化活动。我们并不反对同性恋人士有选择自己性倾向的自由，也有展示自豪的自由，但是政界和商界把这一活动当成一项文化活动来加以支持和弘扬，就不得不令社会上的草民思考他们到底弘扬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他们对社会施加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把同性恋游行当成一项文化活动来大办特办，人们是否应该想一想，这个社会是否有病?
这个大游行，就跟多伦多的龙舟竞赛、国际舞狮一样，成为每年的一大“盛事”，而且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加拿大是一个个人主义旺盛和强调自由选择为做人处世最高原则的西方国家之一，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益，两个人私下所奉行的生活方式，别人当然无权过问。可是，把私下所奉行而且有争论的生活方式，拿来向社会大肆宣扬，是否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和权益，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所以是具有争议性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反对者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自然的，如果人人都为同性恋者，人类将何以为继?因此它最终也是反人类的。二是因为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染渠道，除非同性恋者洁身自爱，从一而终，要不然人类最终也将面临艾滋病的浩劫，象恐龙一样绝迹。而市长赖士民及各级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群起出动为同性恋者的大游行助阵，完全是以各人的政治利益挂帅，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这样做对年轻一代造成的长远后果，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
但是在近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曾有过收缩。而且还要看到，美国对加拿大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美国是它的近邻，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对加拿大经济的制约。
1999年4月10日，我参加了加拿大“平权会”主办的华人参政问题全国研讨会，会议期间的午餐演讲中，多伦多市议员 olivia Chow先生就提出:当今主流社会的媒体与报社记者们究竟在报纸上报道了多少华人的情况呢?事实上并不多，应该增加这方面的报道。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是这样说的:We just ask to be treated equally。Beeause this 15 the first step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get strong voiee to get where we want to go。大意是说，我们只要求被公平对待，这是我们能获得更多机遇的第一步。
我在加拿大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有人担心华人要将华语变为官方语言。原来，继中文已经成为加章大最常用的少数族裔语言之后，加拿大统计局2998年2月17日公布的1996年5月人口普查资料又显示，华人已经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有色人种。华语是加拿大第三大语系，华裔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有色少数民族，而且人数日益增加，令许多加幸大人开始担心:哪一天中国人(华裔)要求华语变成官方语言，那还得了。根据“渥太华公民报”1998年2月23日报道，一个叫做“叫我加拿大”的游说组织一些成员担心地表示:“中国人口越来越多，他们会不会开始要求参议院、下议院保障相当比例的华裔国会议员?或者要求华语变成加拿大的官方语言?如果这样，那问题可就大了”。当然这种声音尚未成太大气候。
近年来，华人经济的强大，多少减低了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情况的发生，但绝对不是没有存在这种歧视。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发现，他们来到加拿大后在寻找能充分发挥技术长处、甚至任何种类的工作上，遭受到的困难和障碍愈来愈大，新移民的整体经济力童也在明显下降中。新移民与加拿大人平均收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就是在移民中间，来自亚洲、东欧、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与来自美国和西欧的移民之间的收人差距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尽管政府多方面采取措施，比如制定多元文化法、设立人权专署、成立外国资历评估机构，扩充移民安置服务，增进公众的人口多元的教育，但成效究竟有多大值得各方面深刻检讨。
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多年的秦建业教授的故事就是典型例子。他出生于上海，1968年移民来加，1973年毕业于多大物理系，197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3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该校当了一年博士研究员。他从1985年起应邀在多大物理系任研究员，并指导研究生，但在多大工作的10年中，从来没有领过薪金，而是靠自己争取到的科研经费和少量的生活福利金维持生活。由于他的研究水平相当高，他在多大任职的9年里，总共申请到上百万加元的研究基金，然而每次物理系正式聘请教授，他都榜上无名。他认为多大在聘请教授方面存在种族歧视问题，为讨回公道，于1992年投诉到安省人权委员会。多大对他此举的反应是在1994年将他解雇，并派校替将他押解出校园。为此，他和他的两个女儿走上了漫漫的抗争路，为反对种族歧视现象进行长达10年抗争。我在多伦多时几次从媒体看到有关方面的报道，这场官司在1999年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华人团体站在了秦教授一边，多大华裔学生还成立了声援组织。不过，这场官司一直到2000年才有结果，用秦教授的话来说，多大对他给予经济赔偿的让步属于“政治决定”，这也是多大历史上罕见的对少数族裔教授作出的重大让步。他说，上百年来，华裔在加拿大艰苦创业，努力工作，但他们被轻视、被欺负的事情时有发生，他要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争取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权利，而是关系到所有受到歧视的少数族裔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