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品味《文艺沉思录》这本集子的味道，并掂量它的分量，是有意思的。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绝大多数文章，当其在报刊上发表之时，都是些不趋时之作。当时中国文坛上轰轰然滚动着诸种披金挂彩的时髦声响，梁超然先生的这些文章则属于另一种声音。1987年和1988年两年期间，梁先生就曾顶着舆论大潮起劲地“敲边鼓”。先是写《鲁迅、柏杨异同论》、《再论鲁迅与柏杨》，对当时极为走红的《丑陋的中国人》和大陆版“编后记”提出批评，给大骂祖宗的“疯狂比赛”泼了一盆该泼的凉水。接着就是对被超高温的宣传着的《河疡 ))，一口气写了4篇短文，历数其谬误。梁先生就这样一路写来，对诸如“性文学”，“玩文学”、“文艺商品化”，“人体热”、“崇洋媚外”、“洋压力”、“娱乐片主体论”等等，都用他那鞭辟入里，泼辣流畅的短文，直言不讳地说出与当时的时髦观点相左、相悖的话语。
这就是梁先生的不趋时。不趋时的另一而该是追赶时髦。与不趋时相比较，追赶时髦好像容易许多，只要跟上时尚行就行，就是后来被证明是跟错了，也是人多势众，谁也不能怎么样。而不趋时却还能做到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则绝对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这里极需要才识。当有人声称柏杨“继承了鲁迅先生‘意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说柏杨的崇洋“也就是对鲁迅‘拿来主义’的发挥”时，梁先生便凭
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稳和刘‘鲁迅伟大人格精神的精深把握，驾轻就熟般写了《鲁迅、柏杨异同论》等，文章流畅质朴，为立论服务的材料左右逢源，足以使持异议的人们膛目结舌。在这里，作者的才识，就这样自然地转换成为文章的力量。《河殇》正走红时，梁先生的第一篇谈《河殇》的文章就是评《河殇》的“大胆”，有力地揭露了这部被当时的评论界吹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学术文化片的反学术、反文化的“硬伤”。比如，《河殇》说：“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梁先生便问：气“黄帝、炎帝以前或者在编撰者的眼中属于不可信的传说时代，：编撰者们可以从略不计。那么，是谁派大禹治水的呢?禹的父亲鲸又是在禹之前还是禹之后呢?禹之前算不算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要是不算，为什么《河殇》的编撰者又大谈什么黄帝、炎帝的大战?”如此种种，梁先生顺着《河殇》的“妄说”，毫不费劲地发现了的“情绪”是“如当今的一些幼稚青年问父母：‘我们爷爷为什么不给我们留下金条、外汇，一般地埋怨中华民族多次失去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河殇》的‘坐标’
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河殇》给中国亮出的‘指示牌’便是‘必须应大海的邀请去进行征服、掠夺，选择发展资本主义”，。梁超然先生是位专攻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艺家，他通晓古今中外的文学和历史，又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能获得的为文参照极为广博，所以我们才能在他的《文艺沉思录》里到处见得出其才识优势来。常言说艺高人胆大，梁先生的文章则令人懂得识广眼界宽。
才识倘与信仰相通，这才识便可与信仰一起凝聚成某种强大而坚毅的精神力量。在文化人圈里，论才识应该是谁都有一些的。但有时遇到重大问题仍免不了观望、畏蕙或犹疑，这恐怕就与其才识还没能与信仰相融有关，或者说其才识还没能撑起信仰。《文艺沉思录》里涉及具体文艺现象的诸多评论，就都见得出才识和信仰相融的力量。譬如就文艺问题，梁先生最为信仰的就是：文艺是人类的积极精神创造，因此它一定要服务于人类的精神提升。若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现，就是：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当需要对被一些人弄得玄虚复杂起来的文艺问题进行判断时，这种信仰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幻化成为某种类似显微镜或望远镜的那种东西，举在眉头一看便了然于目了。譬如，梁先生就某“中国现代艺术展”中一件题为《子夜的弥撒》的“充气艺术品”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充气出来的儿个女性的大乳房状的东西，以及男女性别部位组成的‘画面’。这个‘艺术品’的制作者大概认为这个内容现代得很、深刻得很了。这儿个充气物体表现出来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性交。性交是什么‘现代’意识呢?它在数万年前就存在于原始人生活中，这是某些理论家所鼓吹的‘人的原生形态’就存在的行为。”(《“现代”?“艺术”?》)面对着一些活蹦乱跳的‘诗人’却偏偏去宣扬“死”，叫喊“把屁股撅向一世界”，以及有些“作家”，“理论家”声称“真理就是一堆屎……真理都臭”之类，梁先生在《又说“声有哀乐”》一文中向世人发山“并不只是黄色才害人”的警告，又在《掸掸“灰”如何》一文中恳切写道：“这些，虽不一定是‘黄色’，而确实是灰色的。此类‘作品’极力宣泄灰暗情绪，就等于在读者心灵上撒土灰尘；当灰尘积累太久太多，是会锈损心灵的啊犷，谁真正站在人民一边想事，谁就容易拥有真理，谁就要显得聪明；而作另一种选择的，就无法躲开偏狭和愚蠢。被梁先生的批评文章所冲击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恐怕就是没太解决好毛泽东所说的“立足点”问题，太囿于自我而疏远人民了。
不趋时更需要勇气。梁先生的这种勇气是早就被锤打出来了的。还是在文痞姚文元不可一世之时，梁先生就写了一篇题为《<海瑞罢官>·海瑞·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历史主义》的文章，副题是“就批评方法与姚文元辩论”。文章写竟之时已是1965年岁尾，寄往《光明日报》，不久文章清样寄回当时的广西民族学院党委，就“准备发表，组织全国批判”征求党委意见。幸亏党委书记在来件签上“梁超然同志是一般教师，没有代表性，以不发
表为宜”的意见，将梁超然保护了下来。但是“文革”中间，造反派们还是把那份清样折腾出来，定他为“阶级敌人”并令其受尽“牛棚”生活之苦。现在，20余年过去了，梁超然还是那样地不懂得用他所占有的足够智慧将自己关在“小我”天地里，实行“个人保护主义”，还是那样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也不管是不是要惹一些人对他动肝火，照样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真如一句歌词所谓：“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
他最喜爱的诗句之一是：“二分梁父一分骚”
——采访手记
这是1988年6月以前的事。
西安，西北大学作家班。这个班儿十名学员无论在事业上、人生机遇上以及对社会使命感的认知上都颇自负。他们是同辈人中的幸运儿!这天，在校园的草地上，一位学员遇上教唐代文学课的老师。学生彬彬有礼又很认真地对老师说：“老师，听说你也写当代文学评论。我劝你最好不要与《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有来往，文艺界对你会有看法的。”老师觉得一下子跟他说不清楚，以沉默回答了他。
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师生间谈话，却意味深长。
在北京出版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自由论坛”栏目中，曾连续发表署名迟裤的《坛外杂话》专栏文章。这些文章篇幅短，数量也不算多，却观察敏锐，观点鲜明，针对性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去年9月的一次新闻节目中，称这些作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好文章。当时，理所当然地也很快引起听众的注意，支持作者的意见、观点；有人在打听“迟樨”为何许人也!有人判断，迟fx-一定曾是《红旗》杂志社的人。
种种猜测与事实相差太远。迟樨就是上而说的那位教师，借调到西北大学执教的广西民族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民盟广西区委会副主委梁超然教授。
梁超然是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有关部门不断约他著书立说。他已是文债如山，却还不停写文章批评当今文艺界的时弊，成为被一度指责为“僵化”、“保守”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特约”撰稿人，当然不是偶然的。
当今文艺界有什么毛病?一读梁超然的《坛外杂话》就知道了。他批评“玩，，文学、“钱，，文学、“性”文学、“野性，，文学等等。他批评文艺界某些人以追求诺贝尔奖为目标的“使命感”；批评淡化主题、淡化生活，把“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视为“神圣的废话”的荒谬；批评文艺界热衷娱乐、消闲、自我表现，不去表现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他批评在文艺研究上崇洋媚外、装腔作势、冒充权威的歪风等等。总之梁超然认为文艺界有一股反道德、反传统、反理性的错误思潮，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视为过时的东西；对西方的文艺观点、创作思想、研究方法顶礼膜拜。这股错误思潮有些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有些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后者助长前者，前者为后者开路。
梁超然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应以塑造人的灵魂，培养一代新人为使命，表现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这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大原则问题。梁超然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在两年前尤为难能可贵。当时在某些人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没有“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僵化”、“保守”，是“正统”派，在文艺界的错误思潮冲击下必然处于孤立之中。梁超然不管这些，“破门而出”，旗帜鲜明地坚持应该坚持的原则，勇敢地表明自己应该表明的态度。因此，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沉重而欣慰地对他说：“现在有些共产党员不坚持马列主义了，你这位民盟的同志还坚持马列主义，不容易呀！
大学二年级，梁超然在何其芳先生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二篇论文—《陈子昂的时代与古代浪漫主义特征问题》，这文章其实就是后来在《广西日报》上分两天连载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儿个问题的探讨》的大纲。
在研究中，他发现一些学术前辈对中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研究得不充分，甚至把古典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算作是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因此他先后撰写成了这两篇文章。第二篇是在第一篇出来后，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整理成的，有1。5万字。何其芳见到后颇为赞赏，但最后阴差阳错，由《广西日报》先登了出来，何对此深感惋惜。但不论怎样，到1961年毕业时，梁超然还是在圈子内小有才名了。此后，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埋头耕耘，成果层出不穷，倍受学术界瞩目，成为研究唐宋文学的著名教授。
他历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实际主编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代文学研究》，同时还担任柳宗元研究会会长；培养了9名硕士生。近年来他出版了《李贺诗赏析》、《八桂诗人论及其他》、《曹邺诗注》、《于贪诗注》(与人合作)等专著；主编出版了《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已出6种)；参加全国重点项目((唐才子传笺证》的笺证，共考证了51位唐代诗人的生平传记，约占全部工程的六分之一；参与了《唐诗大辞典》、《唐诗百科辞典》等重要辞书的编撰工作；发表了《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略论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略论儒家思想与唐代诗歌》、《鱼玄机考略》等论文数十篇。一些论著分别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教委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超然由一名青年学子成长为著名学者的过程中，曾与姚文元有过两次交锋。
1963年，姚文元对周谷城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发难，走出校门才两年的梁超然研读了双方的争论文章后，觉得周文虽有片面性但也有合理成分，而姚文则是绝对化了。于是他写成了《时代精神琐议》，与姚文元商榷，为周先生辩护。1965午，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他又愤然写成了万余言的《历史剧、历史主义及其他》，投寄《光明日报》要与姚文元商榷。好在当时他所在的广西民族学院的党委书记爱才，在《光明日报》寄回清样征求意见时，签上“梁超然同志是一般教师，没有代表性，以不发为宜”的意见，巧妙地将他保护下来。但在“文革”期间，这两篇文章还是被翻了山来，罗织成他反对姚文元的罪证。他也因此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受尽“牛棚”生活之苦，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
因此在这里就不能不提他的另外两部专著，那就是《文艺沉思录》和《传统文化沉思录》。评论家李万武先生说，现在来品味《文艺沉思录》这本集子的味道，并掂量它的分量，是有意思的。而著名编辑郑伯农先生的评析就更透彻。他说，他(梁超然)是站在文学圈子之外，至少是站在文坛边上看文艺界的……这也许可以叫做超与不超的结合吧!超者，超越个人利害，超越小圈子的利害；不超者，紧密关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命运，紧紧拥抱自己的时代。
我们不妨任选其中一篇来看。比如在《为“文艺与人民离婚”案正名》一文中他这么写道：顾名思义，“离婚”，那就是曾经“结婚”，是夫妻关系……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文艺是一直把人民作为母亲的。那么，人民和文艺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这个名分一定要记清楚。现在某些人士提出要“文艺和人民离婚”，这就糊里糊涂忘了名分；这种糊里糊涂颇有点涉嫌“乱伦”了，所以，这个离婚案是不能成立的；儿子怎和母亲“离婚”日阿!
行文辛辣而流畅，机智而幽默。这正是他杂文、随笔的风格。他早年曾受鲁迅杂文及秦似“野草体”的影响，再加上他厚实的古文功底，所以这些文章多半是趋于“思辨型”。又如后来写的《免称老板论》，他说：试想，如果地方干部是“老板”的话，那么，谁是你的“打工仔”了，你的副手，下级，或是人民?
而在另一部《传统文化沉思录》中，又可窥见他的另一番良苦用心。
整本书分为8个章节，分别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儒、佛、道及其包容性，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成书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梁超然说，一个民族没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不幸的，一个民族不善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就更不幸。这本书正是他把自己平日思虑所得的片断感受记录下来，与读者共同思索。
梁超然同时还是广西通志馆副馆长。多年来，他一直在行政事务、学术研究和地方志编审三者之间忙碌穿梭。近儿年来他总计参加终审验收志稿34部，审验文稿2280多万字，参加评稿19部，约570万字，终审《广西地方志》刊物6期，共60多万字，相当于一位专职编辑10年的工作量。在他的主持下，广西桂、柳、邕、梧、北海等市和部分县的地方志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几十年风雨人生路，梁超然始终抱定“三书主义”的人生哲学。所谓“三书”，即:读点书，教点书、写点书。为此他付出了很多。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全是因为“三书主义”。
1998年，他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担子，组织上派他兼任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民主党派干部和统战干部的院校，梁超然深知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因为他深信古训所云: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四叶的三叶草比三叶的多了一片超然，将外物容于内心，不再偏执自我，而是不断追求属于自己的梦……
—题记
刚刚买了盆三叶草，摆在书桌上。传说，如果有谁种出了四叶的三叶草，那就代表心中的梦想会实现，也一定会找到幸福。带着这个童话般的传说，我一天天慢慢地孕育。
你是一个奇怪的人，很多了解我的人都曾对我说。我不否认，每天每时每分每秒我都会有奇奇怪怪不符合实际的梦想，像泡泡一样往外冒。可能这些梦承载着我的一切，己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
没有人会预知未来，下一秒发生的事谁也不知道，于是，我将这些“未来”诠释在梦想里，并且追求着……
我希望有一天，回到法国的普罗斯旺，去感受海洋似的熏衣草田，在弥漫着紫色气息的空气中，感受上一个轮回。
我希望有一天，我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学府上，静静聆听这个国度的语言，让心情与渴望随着语言放飞。
我希望有一天，我在捷克的布拉格广场，像歌中所唱，背对夕阳，仰望白鸽飞翔，然后在许愿池投下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我在荷兰的风车下，感受风，抚摸我的脸庞，继续闻着郁金香的气味馨香。
但这一切的一切好像很漫长。
三叶草开花了，白色的，微微伴着清风摇荡。但我的四叶草，还是没有出现。它在哪里?在哪里……
这一切真的很遥远，我现在只是一个为学习而不断奔波的学生。这些心思就像一场梦，南柯一梦，可能永远活在心里，可能将慢慢沉淀。可是我还要追求，追求我那原始的梦，因为它们原始的色彩。
所有的梦都会在心里长存。它们永远都会鲜活明亮。因为我在追求，即使没有豪言壮语也会实现，追求会创造奇迹。
也许，幸福己在对岸向我招手，而四叶草也在盆中向我悄悄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