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三日上午，接到胡文彬同志的电话，他沉痛地告诉我，十二日下午三点多钟，吴恩裕同志心脏病复发，没有抢救过来，不幸逝世了。这噩耗顿时使我的脑子轰轰发响，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吴先生家里。看到骆静兰同志正在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吴先生的小女儿吴满和小助手魏晓岩满面泪痕地站在后屋……一切都清楚了，这噩耗是确确实实的，吴先生不在了，泪蒙住了我的眼睛。我赶忙上前向骆静兰同志致意。没有多一会儿，我就被不断涌进的吊唁者挤进了吴先生的居室。我看到了桌上放着的他那篇尚未写完的遗作（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我对曹雪芹上舞台或上银幕的看法》)。文章已经写到第十八页，我看到稿纸上留有一道浅浅滑出去的痕迹。小魏向我们解释说，就写到了这一页，叫了一声，我跑进来一看，人已经歪倒在地了……
我含着泪翻阅了这篇未完成的遗作，呵，吴先生，你真是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息!……二不久前吴先生同我见面时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在四届文代会期间，吴先生虽有病，但还是经常来参加会的。记得是在十一月的十二日，他刚从车上下来，一看到我立刻步履轻快地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真巧，我正要找你。”一面说，一面把一本厚厚的打印稿递给了我。我一看，扉页上有他用墨笔写的题目:《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知道这是他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新作，厚厚的一本用铁丝装订得整整齐齐。看来又是他亲自装订的，心里十分不安，赶紧向他说:“我今晚一定拜读。”
尽管这天夜里，看电影看到十二点多，回饭店后，我仍然记挂着这个诺言，直到把这篇长文读完才睡下。因为我知道，再遇到吴先生，他一定要问起看法和意见。他做事一向认真，也希望别人认真。果然，第二天在走廊上遇见吴先生，就被他拉住询问起意见来。我们坐在沙发上谈了很久。他兴奋地谈着自己的写作计划，不见有什么病态和疲倦的表现。最后，他不无愤慨地提到，国外有一家杂志，谈到了有关《废艺斋集稿》的问题。他告诉我，关于这件事，那家杂志上造了很多谣，其中还毫无道理地涉及到我。他说:“你不用理他们，由我来写一篇答复。”我知道他不久前刚犯过心脏病，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他的健康。就劝慰他不要为这些事生气，也犯不上去答复他们。鲁迅说得好:“倘有谣言，自己就懊恼，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
胡文彬、周雷二同志的《红学丛谭》，已交付山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和读者见面了，嘱我写一篇序言。我想他们的意思，无非是因为我们很相熟，或者夸大一点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曾经是他们写作《丛谭》的见证人，要我来做一点绍介的工作。我自己也认为，在他们这本处女作出版的时候有责任讲几句话。
胡文彬、周雷二同志，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确乎不长，收辑在这本《丛谭》中的论文《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曹雪芹》，最早是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上。他们两位又并非学习文学的，而是毕业于原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他们目前的工作岗位，也是一位在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社工作，另一位则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北京史和地方史志的研究。他们自谦说:“《红楼梦》是业余爱好”，而这个“业余爱好”，却占去了他们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
“丛谭”也者，作者用意恐伯是要说明其“杂”，而从读者的角度，又可看出其涉猎范围之广。《丛谭》辑有大小文章三十余篇。
前面谈及的论文，可以说是全面概括了他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思想意义的认识和评价。《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政治倾向》，《谈程高本对(红楼梦》的篡改及其目的》，虽然是批判了程高本后四十回及其对前八十回的“篡改”，而实际上也是从对照的意义上，更进一步论述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
其他也有几篇是论述《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红学研究中的发展情况和问题，曹雪芹身世资料真伪的论辩。但占据《丛谭》中心篇幅的，是《红楼梦》版本问题的探讨。我以为，作者提出曹雪芹原作手抄本的正名和重新命名的问题，是采取了严肃的科学态度的。《论程丙本》一文，更以确凿的论证，批驳了一些“海外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