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他们不仅自设官吏，领导权也内部世袭，简直如同一个个独立王国，藩镇问题已经对中央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于是从大唐的第九代皇帝开始，便决心打击藩镇，然而藩镇的实力却非常强悍，经历两代皇帝的努力割据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到了第十一为唐皇帝李纯，从继位开始就重用贤臣。对百姓也很好，相比起唐中央的发奋努力，藩镇各自内部反而矛盾重重，期间实力不断降低，这样的情况下，李纯的削藩行动开始了，这第一步就是控制邻近的一些藩镇，要是不听话的藩镇，李纯上去就是一顿削。还有花钱让当地人民归顺朝廷，这样的做法使中央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反正只要谁敢拽，中央就指挥一拥而上，这样的打法充分震慑了其他不听话的藩镇，只好纷纷表示归顺。史称“元和中兴”。而唐宪宗李纯也成为了唐中期后唯一一位统一全国的君主，是我心中的英雄！
我终于忍受不了家里的尴尬局面，借口学校工作忙，学习时间紧，搬到学校去住了。
父亲却放心不下，担心我受委屈。每逢星期天我要返校时，父亲总要让我带满满的一大盒糕点，还再三表示，希望我搬回家中住。我不忍违背父亲的心意，只在校住了半个学期又搬回家住了。
家里出现了“危机”，姐妹的心里话也只有向母亲吐露，父亲的权威地位已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大姐顶替了父亲，当了保管员，工作勤勤恳恳，获得一级保管员称号，还被评为厂的先进青年、文明礼貌积极分子，但言语中却流露出一些玩世不恭的想法。父亲很不满意，但也无法压服她，于是他偏爱学习勤奋的我和小妹，期望我们有所作为。
但矛盾仍然存在着，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终于爆发了。争论是由电视剧《最后一个军礼》引起的。大姐认为:剧中的指导员坚J寺原则，不谋私利，确实使人钦佩，但是这样的人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只是被用于宣传而巳。父亲斤责她只见黑暗，不见光明，又说她不求上进，不递入党申请书，如此等等，还捎带责怪了二姐两句，说她高考落选，却不准备再考。这番话引起了大姐、二姐的反感，大姐反驳道:“入党有什么用，我不想。只要搞好本职工作就行!”夜深了，家人都回屋休息去了，唯独父亲仍靠在躺椅上未动。我也默默留下来，过了一会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向父亲谈了我的看法。我说:“上大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干什么工作都可以。二姐底子较差，选择不参加高考的路是对的，只要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干就行了，我可以常常帮助她搞好业余学习。至于大姐没有
入党的要求，主要是因为她对某些党员的做法不满，由于认识片面影响了她对整个党的看法。再说离她最近的党员莫过于您了，可您对她也缺乏理解和耐心，一味地责怪她是不应该的。您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又怎能使人心服口服呢?”当时父亲没有说话。夜色中看不清他的面孔，但见烟头火光迅速地一亮一暗着。我心中惴惴不安，悄悄地溜回房间。这些话本不应该由我这个毛丫头说给有几十年党龄的父亲听的啊。
但从此以后，父亲有了改变，家中关系也渐趋好转。后来我听母亲说，那天晚上父亲很久才入睡，并夸奖我比他强，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其实，我不过是讲讲心里话罢了。我还年轻，很不成熟。
带着对家庭矛盾问题的思索，我迈进了大学校门。在同父亲、大姐的不断的思想交流中，我极力促进双方的了解，尽一个女儿和一个妹妹的责任。我欣喜地看到，双方矛盾的解决有了希望。寒假前夕，我从家信中得知，大姐在思想上经历了几年曲折之后，已正式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我心中暗思:也要好好千，和大姐比一比，看谁进步快。
祝愿我的家庭真正和睦欢快!
工作初步打开局面，搭起班子建起队伍之后，就要发扬乘胜前进的精神，一鼓作气，把工作全面铺开，切不可产生松一口气的思想.否则，仍会贻误战机。
三面出击，盖指编、采、通、编、印、发全面提高.出击，意在主动也。编、采、通、编、印、发，这是两组矛盾，又是一个整体。一本杂志的编辑过程，离不开编、采、通;一本杂志能与读者见面，又离不开编、印、发，忽略哪个环节都是行不通的。特别是杂志社的主要领导人，一定要名副其实地统帅全面工作，当然，在全面中又要有所侧重。编杂志，顾名思义，重点自然要放在编辑工作上。编辑部.应十分强调精编稿件，作到砂里淘金，提倡编辑要甘当无名英雄，为他人做嫁衣裳。在处理稿件的方法上，坚持编、采、通合一，以减少重复劳动，对采访一上作强调要有新闻鼻，主动出击不吃等食。摸准时代的脉搏。采写拨动工人心弦的稿件，使刊物质量步步登高。
在解决编、采、通这一组矛盾的同时，还要注意到编、印、发这又一组矛盾。确切地说是指出版、印刷和发行.一本杂志光有编、采、通.只能说是完成任务的一半，还不能体现出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因此，还要同时抓好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一个杂志社，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好比作战，忽略了哪一方面军的力量，都会影响整个战局。
在这里必须提出的是:每年一度的通讯发行表奖大会之必要，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开好。这是牵动着全社每个人情绪的一件大事，也是每年一度群众办刊成果的大检验。一方面表彰写稿、发行有功之臣，一方面听取来自基层的意见，编辑人员充实了头脑，发行人员心中有数，目标明确，发行份数稳健地飞升，三年迈了四大步.(从创刊时的6.7万份，到目前已接近40万份)在办刊方面.大家共同的体会是:“加强四性有特点，抓住大件带一般，通联工作有分合，发行成果一线穿”。那种“刊物办好了发行份数自然上去了”的发行工作“自发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