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取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僧人玄奘去竺（古代印度）取经的事迹，由明代文学家吴承恩集合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等资料，经过艰苦的创造改写而成，是我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小说，具有惊人的艺术成就。
鲁迅曾评价西游记：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小说以天马行空的绮丽想象向人们展示了唐僧师徒四人在茫茫西行的取经之路上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并将这些艰难万险幻化为险象环生的九九八十一难。
师徒们还没有取经时都是大名鼎鼎的妖神，首先说师傅唐三藏，在天庭是顶天立地的金蝉子。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只妖猴，出来后当了花果山的大王。猪八戒是天蓬元帅，因为调戏嫦娥，被逐下凡间为猪妖。沙悟净本是沙河的妖怪，当唐僧取经时，成为了第四名取经人。最后一个白龙马，是海里的一条龙，化身为马。每一个人物都非常鲜明。
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就是孙悟空闯入龙宫获取金箍棒。猴儿们整日操演武艺，日子过得好不逍遥。一日空想，大王怎能没有兵器？猴孙们说龙宫里的宝贝很多，要什么有什么，孙悟空便跑去龙宫向龙王要兵器。龙王拿出一杆三千六百斤重的九肢叉来。孙悟空试试说不够重太轻了。龙王又台出一柄七千二百斤重的画杆万戟。孙悟空又试了试说还是太轻了。孙悟空看到龙宫外有一根柱子，龙王大叫，那是定海神针，不能拿，一向不服输的孙悟空，过去直接把它拨起，变成针放进耳朵就获得了金箍棒，从此，用它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
这一路上，他们求取芭蕉扇，翻过火焰山、三打白骨精……历经了千难万险，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妖魔鬼怪的阻挠，终于取到了真经成了仙。这本书通过这些故事，体现出孙悟空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追求精神。在历经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最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植物作文的话，仙人掌的取材比较好，你可以改改。在我家的阳台上，有一盆很不显眼的仙人掌。 仙人掌的身体像是一块翡翠，又像一只可爱的小刺猬。它全身布满了一根根像钢针一样的刺，你可别小看这些刺，这可是它用来自卫还击的武器呢！我被它刺过，妈妈也被它刺过，疼极了。妈妈曾多次要把它扔掉，可我不肯，因为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爱那盆仙人掌。 春天到了，万物苏醒，在仙人掌“妈妈”的身上钻出了一个小仙人掌，小仙人掌显得那么弱小，那么脆嫩，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似的。而它的“妈妈”生怕自己的孩子受到初春寒风的“欺侮”，总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寒风，可小仙人掌却总是往上钻，终于，在春雷爷爷的鼓励下，在春雨姐姐的帮助下，小仙人掌克服了重重困难，长大了。 春末夏初，仙人掌身上长出了花苞，说来也奇怪，仙人掌开花很有“次序”，总是两朵一起开，像一对孪生姐妹，又像小姑娘头上扎着的蝴蝶结。仙人掌的花开得洁白芬芳，像一位美丽的仙女穿着洁白的连衣裙，一边在翡翠舞台上跳着婀娜多姿的舞蹈，一边从连衣裙上，散发出令人陶醉的芳香。 秋天，丰收的季节，仙人掌长大了，它的用处可多啦！可以切成一片片泡成清凉可口的茶，为你解渴。还可以食用，它的营养可丰富啦，可以做盆景……真是说不完，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它竟然能熬成药水来治病。 人们爱富丽堂皇的牡丹、芍药，爱千姿百态的秋菊，爱十里飘香的桂花……我却独爱貌不惊人的仙人掌，不仅仅因为它的外表，更因为它的品质。
作者能够从平凡的日常小事中摄取有积极意义的材料。本文写了放风筝的小朋友没留意殊在泥水上，城了“我”一裤子，“我”便扛断了线，把风筝放跑，后来 “我”又做了一只，还给了他。小华的天真、活泼和“我” 真心实意改正缺点的精神，都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不是有些同学觉得作文没的可写吗?生活是丰富多米的，类似放风筝这类平凡小事，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
只要我们善于观察、认真分析，就能从生活中获得写不尽的材杆。 另外，作者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环境和情节中描写，语言、动作、心理活动都写得很细致，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比如，“我”和小华的两次见面。第一次，新裤予溅上泥水后，“我”“怒气冲冲”，小华道歉后，“我”还是大声呵斤:“你竹眼长在头顶上吗?”并“抢前一步，一把扛断了风筝线”。小华被“叮愣了，两只大眼睛瞪着我的前的团徽，露出诧异的神情”。
“我”想起“寸四岁入团宣誓的情景”，“我的脸热了”。第二次，小华“日光中既没有怕我的神情，也没有怨我恨我的神情。他还象上次一样，叫我大哥哥，并且向我问好”。“我的脸又别的一下热了”，现出“窘态”。写得多么生动呀，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这对一些同学作文空洞无物，缺乏情趣，也会很有启示的。
杂文的取材固然要大中取小，要从社会重大的问题中选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点作为突破口。这一点，即是为“小”。反转来，杂文的主题思想，则需要即小见大，把主题思想凝聚到精粹的一点，由此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所谓所言者小，所见者大，片言以居要，一目而传神。
拿鲁迅的《现代史》(《伪自由书》)来说，其主题思想在揭露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而又大施欺骗。然而，却从“变戏法”这一小事写起，通篇只讲变戏法的故事：变一会儿戏法，要一会儿钱；钱到手了，又变花样，又要钱。可是，由于题目冠以“现代史”，末尾又特意声言“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就一而再地强调了主题之所在，使人读到最后茅塞顿开，拍案叫绝。话到妙处，其主题思想的锋芒便暴露无遗。有一篇《照相、摘花及其它》的杂文，从照相、摘花这类小事，见微知著，言近旨远，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大主题，也深得杂文创作要诀。
即小见大的关键是胸中有“大”，眼能识“小”。胸中有大，包容全局，才能掂出小事的分量；眼能识小，见微知著，才能将小事与大局联系起来。这就要求作者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立足全局，居高临下的恢宏气势，这才能知大见小，见小思大，不仅能大中取小，也能即小见大了。
蒋子龙创作的取材，除最近的中篇《锅碗肺盆交响曲》和短篇《修脚女》，大部分“尚限于工厂生活的范围。他自己也曾说过:“我写工业战线上的人物，但只把工厂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以整个仕会做背景。”然而，对于一个工人作者来说，从工厂生活出发，是不是就如某些批评所断定的那样，是在“划地为牢”我以为，这不该是对蒋子龙历史新时期创作的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蒋子龙的小说，虽主要取材于工厂生活，扩大一点，或者叫做工业战线，但是，在建国以来的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他的作品仍然是一个突破。也可以说，作者和他创造的主人公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在开拓着新时代的新局面。多年以来，我们虽然有过不少反映工业AI材的短篇以至长篇，有些作品在当时也曾有过相当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始终没有产生一部能与《红旗谱》、《创业史》、《红岩》，以至《育春之歌》并驾齐驱的作品。这自然有“左，的思潮的严I影响，赞如出现了不少模式落套的作品，以至被人概括成具有讽刺意味的顺口溜:“两种方案，争论不休，书记先进，厂长落后，发明创造，工人带头，伎术人员，崇洋保守，试验失败，敌人暴露，落后转变，共同奋斗。”然而，这种把复杂的社会生活模式化的有害倾向的成，似又不能全归之为“左”的影响。因为从十七年义艺土的“左”的禁锢来看，当时的理论教条是普谕的存在，并不独独“偏爱”于工业题材，因而，那把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模式化，是否也有个熟悉与深人社会，熟悉与认识现代大工业，特别是深人社会主义现代工业的创造者的心灵世界的向题。蒋子龙在七十年代初的习作，象一九七二年的《三个起重工》。在结构与情节上，就还没有摆脱这种模式化的影响《虽然在这篇作品中，就巳显示了他刻画性格的艺术才能)。但不同的是，蒋子龙毕竟是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忠实的儿子。他在一九七二年写了《三个起重工》和《压力》之后，就已“感觉路于越走越窄，不是根据生活进行创作，而是用现成的套子去套生活。认识是实践的起点。到了一九七五年，蒋子龙终子“被生活本身那股不可遏制的强有力的巨流所推动”，开始向“旧有的模式”进行冲击，不写路线斗争，不写事件小说，而“根据生活的真实面貌进行创作”，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尽管这篇小说在当时曾经震动文坛。新人耳目，作者却因之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用他自已的话说:‘这样反来复去脱了好几层皮，对我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痛苦的裂变的过程中，我摆脱了写好人好事、写技术革新、写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写一个中心事件和围绕着一个生产过程展开矛盾等等车间文学的模式。此后，我们便读到了誉满文坛的《乔广长上任记》(一九七九年七月号《人民文学》)，以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等等。确如作者所声称的那样，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他‘初步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性，也许还算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