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跨过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俄罗斯，穿越十月革命，笔直的走入劳动大众主宰的社会主义世界。他很幸福地亲自接触到最多采、最多变的历史风景，他的大半生的流浪生活使他能够积贮最丰富最现实的创作题材，前辈(如坷罗连坷、契诃夫等)的文艺指导和旧俄的写实主义艺术传统使他在创作生涯中获得了不少便利。
因此，高尔基能够用大部分精力描绘他亲历的俄罗斯巨大转变的画卷(他的自叙传三部曲和巨著《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其他小说戏曲等都是俄国社会动乱的真实史画)，他的多产的创作生涯和他所处的特异的社会生活是联结得不可分开的。
但鲁迅是生长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是一个背负着吃人的封建社会僵尸的苦难国度，是一个饱受着异族欺凌和帝国主义践踏的愁惨国度，同时也是一个酝酿着叛乱、复仇和起义的革命国度。他不断在顽石般的旧社会残骸之下挣扎着，搏击着，不但要击退周遭吞噬人民大众的黑暗势力，而且要挣脱那网住他自身的古老传统。他的教养环境和生活圈子使他长时期不能找到战伴，而不能不寂寞地作孤军的困斗—直到晚年，他才寻觅到了步伐一致的战斗队伍—因此，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浮泛着浓厚的渴望光明的忧郁色彩。
正因为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中国民族的多难和战斗喊声的稀微，一使热情的他不能支出很多时力从事长篇巨制的创作，而只有选择最善于直接攻击黑暗和打开民族血路的武器来冲锋陷阵，这就是为什么杂文成了他最主要最精炼的写作体裁的原故。中国急迫的民族革命和苦难的大众生活在精神上需要鲁迅式的白刃战，正象俄国的壮丽战斗场面和漫长革命行列在精神上需要高尔基式的壕堑战一样。
(自然，鲁迅也是主张壕堑战的，他劝青年“常抗战而自卫”，就是此种战术的说明;但鲁迅的社会杂文的确是最便于短兵相接的武器;高尔基有时也作白刃战，他也写过许多尖锐的社会论文，但他的庞大的艺术制作是大众进行壕堑战最好的武器与食粮。)
首先，列宁从阶级观点出发，批评了高尔基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责难。列宁说:“我们正采取一切办法吸引知识分子(非白党的)去与坏蛋作斗争。在苏维埃共和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工人和农民，而不是终日埋怨和疯狂地喷吐毒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正逐月增长。”。这就指出了高尔基把为工农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反革命的白党知识分子混淆起来的敌我不分的错误。
其次，列宁着重分析了高尔基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是“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的必然产物。列宁说:
您的职业迫使您“接见，几十个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由于生活环境，您不得不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接触这些“残余分子厅。
似乎“残余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抱有一种近似同情的感情”，而“大多数工人”则是制造冒充“共产党员”的坏蛋云云!于是您说出了“结论”。干革命不能靠坏蛋，不能不要知识分子。必这种科学的分析，诚恳地告诉高尔基:“我不想强迫别人接受我的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倦。，函列宁深刻地指出:生活在高尔基那样的环境里，“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广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里是不可能观察到并进行研究的。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要观察，就应该到下面去观察一一下面可以遍观建设新生活的情况，就应该到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到农村去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可以专门从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