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广大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斗争浪潮的推动，一个新的民族革命战线(包括工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起来了。中国民族第一次以洪大的声音向全世界怒吼了。这一切情景，鲁迅是用着战栗的和兴奋的心情来看的，他经过仿徨和孤独的苦闷，毕竟重振了昂奋和热烈的战斗精神。
亡国士大夫历来是用“排斥异端的正气”来拥抱“国粹”的，就是号称维新的新官绅也不过是想“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热风•随感录四十/;)他们不仅是封建残余势力的保镰，其实同时又是殖民地的败卒。正因为他们失去了民族自卫的信心和勇气，所以他们惧怕外来的新事物，而只有藏在“国粹”的乌龟壳内，正象契诃夫描写的贝里柯夫缩头在囊中一样。“五四”雷雨曾经动摇了守旧的精神体系，然而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退婴(约从一九二年到五册以前)，“反改革的空气又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
(哗盖集•通讯》)这种反动空气的泛滥，不仅反映着中国封建守旧势力向革新势力的反攻，而特别反映中国民族殖民地化危机的加深，反映革命民众(首先工人阶级)和守旧势力斗争的进展。一方面是革命化的民众把王四”时代的文化革命成果加以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营垒和协的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大开倒车。鲁迅对后一种反动倾作了比“五四”时代更尖锐的打击。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的是，是意识地明确地把反守旧势力的斗争和民族危机的解剖联结来。
他指出了，那些复古的守旧的反动分子，虽然死死抱住他而虱粹”不放，自命为民族“固有文化”的守护者，然而实际上，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力的，是一面站在前门畏惧外来征服者一面打从后门引进帝国主义的。他确信着，一个民族愈是顽地排斥异端，就愈证明其衰弱;反之，越是魄力雄大的民族，越勇气取用外来事物。他曾引史实来讽喻国人:反革新势力把一切革新势力当作“赤化”危险来“讨伐”，“国”遂成为军阀及其走狗的“宝贝”，帝国主义更从旁张大国粹派反动气焰。
就在此时，鲁迅通过了继续反封建反国粹的战斗唤起民族的觉醒，来攻击帝国主义鹰犬削弱民族解放力量的动与阴谋。
爷爷说:
你是一头雄狮。
睡醒前，
倍受帝国主义欺压—
圆明园的熊熊烈火，
卢沟桥的枪林弹雨，
是你的
苦痛的挣扎!
爸爸说:
你是一只雄鸡。
报晓时，
品尝了苦辣酸甜滋味茶—
动乱十年的文化革命，
振奋人心的三中全会，
是你的
劫难和鲜花!
我说:
你是一条腾飞的巨龙，
在世界变幻的风云中
纵横叱咤;
你又是一位刚毅、善良的妈妈，
用五千年的悠久文化
抚育我们长大!
祖国妈妈，母亲中华，
我们为你的明天喝彩，
相信，新世纪的你更加兴旺发达!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我们姐弟就读的学校里，在爱国老师和哥哥刘镇原的领导下，全校师生纷纷组织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我和弟弟都积极地投身于这一抗日救国的活动中，都是学校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抵抗和消极抗日，学校里爱国抗日的先进分子反遭迫害，进步教师被逐，反动分子进校。在读书无门，抗日无路的情况下，我们一批进步同学酝酿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8月，在镇原哥哥的帮助下，我们动身去延安。但因武汉失守未能到达，半途返回家乡。1939年春，我们第二次组织去时，镇夏弟弟也准备和我们一起去，他出面向朋友筹借路费，但只借到二百元伪国币。由于路费不够，他又主动留下让我先走。说母亲年纪大了，身边总该有人照顾，以后他再想办法去。
1939年春天，我们一行18人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历尽了艰辛，迂回曲折步行了半年多，于1940年元旦才到达延安。这时候全国已几乎全面沦陷，弟弟终究没有能够来延安。我在延安学习工作了多年，一直得不到镇夏弟弟的消息，心里非常牵挂他。
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到了东北工作。1948年秋的一天，我在办公室翻阅文件，突然发现了中共中央的电文报道，上面竟刊登着我弟弟的姓名，报道的竟然是刘镇夏的赫赫战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捧起了电文报道读了一遍又一遍。这真是喜从天降，
令我激动万分，欣喜若狂。没想到我们姐弟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可走的都是同一条革命的道路，我们是手足，更是同志!我举着电文告诉丈夫:刘镇夏是我的亲弟弟，他真了不起，这样年轻就已经是一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领导过三光企的农民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第二十团副团长。我更思念我的弟弟，憧憬着胜利后重逢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