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我的童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小孩子最渴望的就是过年，在浓厚的年味里才感到乐趣，这个乐趣的过程是最快乐的时候。
一进腊月，临村王庄每逢农历三、六、九日的大集会越来越热闹。母亲带着我去赶集，集上有卖各式各样年货的，我们边走边看，母亲给我买了两尺红头绳（毛线的），又到供销社买了我喜欢的“花洋布”，准备给我做一件新棉袄过年穿。我清楚的记着，最好的“洋布”三角二分一尺，次一点的两角八分一尺。那时买布除了钱以外，买布要用凭国家给每人每年发的一丈七尺三寸布票限制。所以父母总是省着穿，更多的是穿自己织的老粗布，穿旧了用一包染料一煮又新了。赶集买年画也是家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把年画贴到屋里的显眼位置，既做装饰又有喜庆的意思。我和母亲在画摊前，看看这张看看那张，张张喜欢看得我眼花缭乱，但母亲只许买两张。买了年画以后，我一手拿着爱不释手的画，一手牵着母亲的手，走到另一处的人群里，踮着脚看耍猴子，在铛铛铛的锣声中，猴子跳来蹦去真好玩；耍猴子的旁边还有卖膏药的，变魔术的，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
我最感兴趣的是看“西洋景”，我执意要看，母亲不给买票拉着我就走。边走边说：“西洋景，往里照，里边有个黑狸猫，咬屁股喽，快跑”于是就往回家的路上跑。
其实，那时的“西洋景”也就是民间的一种游戏器具。用一个大箱子一侧挖几个小圆洞，箱子里面放十张左右图片，根据光学原理暗箱操作用手摇切换。人在小圆洞口往里看，就显得神奇奥妙，那些画面又是外国的风俗人情画，就格外显得神奇，短暂的两分钟就看完了。看一次是五分钱，可是在那个年代，那五分钱要比今天的五块钱价值高的多。
腊月二十三老灶爷上天的日子，也是个大扫除的时间，如果遇到天气好，大都在这天扫房子。扫房要先把老灶爷的神码拿下烧了，送老灶爷上天，然后开始扫房。那时卧室和厨房不分，烧的是煤火，把屋里弄得乌烟瘴气，尘土纷飞。扫房时母亲先把东西搬出门外。再用一条“羊肚子”毛巾包着头，那时没有口罩，就再用一条毛巾围住嘴，前面只露出两只眼睛。母亲一人在屋里把炕上的苇席掀起来拿到外边，再把炕上的杆草一点一点抱出去摊开晒，母亲不让我进去，里面尘土太大，我只好在外边玩。母亲把房梁上，墙壁上，圪里圪崂，每个缝隙，都扫得干干净净。打扫完毕母亲成了一个土人，头上的毛巾变成灰色的了，衣服脏兮兮的，我帮母亲扫身上的灰尘。接着，母亲又把在太阳下晒的杆草，拍打拍打抱回屋里铺在炕上。最后我和母亲拿起小棍子在苇席上敲打，那缝隙里的灰尘就飘飘荡荡从席缝里飞出来了。待干净的席子铺在炕上很暄乎，我兴奋地一直在炕上跳来跳去。
窗户也糊上新买来的码头纸，上面贴着母亲自己裁的窗花美极了，就连那陈旧的木头窗棂也显得精神多了。干净的墙壁上，贴上两张新画，这家变了个样。然后我蹦跳着去找小朋友来我家看画，炫耀一下我焕然一新的家，既而又到别人家去看画。心里那个美滋滋的味道真是无法形容。
除夕那天，家家户户都贴上新对联，有的挂上红灯笼。晚上，鞭炮声渐渐响起，我们几个小朋友，兴致勃勃地跑着，跳着，看灯火，瞧瞧这家的红灯笼，看看那家的红对联、花吊挂（吊挂，是用几样不同颜色的彩纸，合在一起，自己裁剪出各种花样的图案，分开贴在门头上下垂着）。一会儿，村里的锣鼓队，咚咚咚，锵锵锵，从大街走过，孩子们都跟在后面说着、笑着、跑着、闹着。锣鼓队从家家门前走过，预示着敲去了疾病，迎来了健康。敲去烦恼，迎来了欢畅。敲去贫困，迎来了一年的财旺和吉祥。
睡梦中的我，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慌忙穿上母亲为我做的新衣服，小辫子上扎上红头绳，心里又美又甜，我帮母亲摆贡上香点蜡烛。父亲要放鞭炮了，我躲在屋子里捂着耳朵。等家里的事做完之后，就该出去拜年了。在拜年的时候我也尾随着大人去，走到哪一家，长辈和小辈们说着客气话的同时，也会端出糖盘子拿两块糖果给我。我跟着去就是为了得到这两块糖果。
过年穿新衣服吃饺子，吃白馍吃糖果，家里贴着新年画，那锣鼓的鸣声，那蜡烛柔和的光亮，那此起彼伏的鞭炮的火药味儿融为一体，就是年的味道，就是年的载体，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画卷，它承载着我童年的快乐。
洺水河创意作文 指导老师 罗修学
五十年代诗中见，
今日喜会面.
话长反恨时间短，
匆匆握别归去，
幸有赠词常作伴.
莫道四川泉可饮，
身旁自有可饮泉，
左有洞庭湖，
右有桃花源.
山高水长人不远，
河相通.脉相连!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是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时期。《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赛林格，以及他笔下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都是成长于那个年代、寂静怯懦的五十年代，而在那样环境下成长的他们，被冠以“垮掉的一代”的称号。
之所以说是垮掉。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历史以及社会的因素，而并非他们本身，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战争的恐怖笼罩着每个人，基于这些原因有些人便选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有些人因为有着理想抱负，所以想要反抗这庸俗虚伪的世道，但最终大多都以为无力改变而导致自甘堕落。但是以上的种种。都只是一部分人的行为，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在与命运抗争，那一代青年人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垮掉。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命运抗争。但只是不被老一辈所接受罢了。
例如，那时“嬉皮士”文化盛行一时，他们的上一代因此就认为他们难成国家之栋梁，但他们因为内心的信念。不仅未垮掉。还出了很多位优秀的人才，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克林顿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美国社会发展最低谷的时期，也正是他们成长的时期。人们对社会没有信心，只能任由自己放纵，堕落，以消极的方式进行反抗。而我认为这本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本性纯洁善良，但在那个时期，若不随波逐流，就会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人。
霍尔顿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子弟，他成长过程中内心的仿徨，直接导致了他性格的复杂。既有被资本主义社会耳濡目染的丑恶一面，但也有因是少年而没有堕落太深，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纯洁一面。他不愿与其他人同流合污，但却也找不到光辉的理想，光明的出路，他的父母希望他好好学习，却并不去了解他真正的想法。而更荒诞的是好好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来能开好车。社会的过分物质化使他迷失了自己，他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为了什么去奋斗，一切都失去意义的时候，他却又发现就连自己最尊敬的人竟也是伪君子，他彻底地伤心迷惘了。而此时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似乎堕落成为了他唯一可以发泄的出路。
《我在他们中间》是写一个从五十年代劳动模范成长起来的老工人，如今做了女厂长 ，但她对工广的经营管理，包括对女工的生活恋爱，都采取了因循守旧的态度，在生活中 常常碰壁，造成了不少喜剧性的效果。影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特别是对青年工人生活 的展现，可以看出，两位导演在力求不是简单化地，而是逼真地再现生活上，是下了很大 功夫的。有的同志说它使人产生了一种欢快的情绪，一种流动着的感人的生活气息扑面而 来，并非过誉。影片中的表演艺术也很有特色，据说那些育工的扮演者.大粼纂没有演过 嘴的，但他们的表演很逼真，甚至小伙子们的长相，都是各有晓角，显示了个性化。这说 明，导演在演员的选择上，也在汀破框框，不寻找“大美人”和“袖珍小生”，而是更若 意于妾近工人生活的真实风貌。稍感缺憾的是，在主要人物女厂长的形象塑造上，未免漫 画手法多了些，最后表现她的转变，也太匆促，不够合理。
《都市里的柯庄》，虽然选取的是普通工人的平凡生活，但是，在工业题材上，无论 是概括与挖，这部影片都有独有之处。它并没有孤立地反映工厂的生产和生活.而是交错 地写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城市居民点。这里住着造船厂的模范女工小亚，开饭馆的待业 青年舒家麟，也有从工读学校间来的孤独而沉默的青工杜海，在生活上缺少照顾的工人师 哮陈金根父女，还有一位外来的新闻记者舒朗的插人。高大轮船和窄狭的弄堂，喧闹的工 厂和拥挤的居民点，在这里融合成一幅幅多色彩的真实生活的画面。影片着重写了年轻的 劳模丁小亚的被疏远的境遇，写了青工杜海的被歧视，写了这“两极”人物的相爱，还写 了知识分子的哥哥舒朗，如何不理解待业弟弟开饭馆的隔阂等等，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实生 活中的多种矛盾的交织。影片不仅通过人物的相互关系，触及了令人深思的复杂的社会现 象，而且多色调地展现了各种人物的各不相同的理想和追求，各不相同的心灵历程和美坏 情操。只不过对它所表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还发掘得不够深刻。有些哲理的 寓意，也还表现得不能使人容易理解。譬如影片命名为《都市里的村庄》，这窝意就很费 解，是不是因为丁小亚和杜海这一对有复杂经历的情人喜众在这房民点的田地里转悠，包 含着什么‘村庄”的哲理，并由此而得名?总之，这个难解的哲理，如果是寄寓在这两个 塑造得不错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和性格里，却是一个失真的烘托。
五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是党给了我邱财康第二次生命。一九五八年五月什六日深夜，我在生产岗位上被一千三百多度高a的铁水灼伤，烧伤面积百分之八十九点三，三度而积达百分之二十三，生命垂危。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我国医务人员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成功地创造了治愈大面积烧伤病人的奇迹，使我转危为安。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普通的转炉炉长，走上了领导岗位;从一个普通的党员，成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抢救我的日日夜夜里，中央领导同志给了我亲切的慰问和鼓励，使我增强丁战胜伤痛的勇气。这些难忘的往事，至今温暖着我的心……
我受伤住院不久，周总理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厂视察。他一到厂里，就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病情，还准备亲自到医院来慰问我。后来，总理因急事回京，临行时，嘱咐厂党委书记陈大同同志代他向我问好。这一年的十一月间，党又把我送到北京进一步治疗，并让我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坐在手推车上出席了大会。胡耀邦同志特地从主席台上下来，同我亲切握手，鼓励我继续与病魔斗争，争取早日痊愈。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医院负责人还向我转达了刘少奇同志的亲切问候，使我十分激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谣传我一命归天了。就在这时，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关切地问出席人代会的代表:邱财康怎么样了?上海代表回答:很好，已经工作了。总理和邓大姐欣慰地点了点头，请上海代表转达他们的问候。消息传到钢厂，我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是党，拯救了我垂危的生命，党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不寸心如潮，思报春晖I
出院以后，我左手被截肢，右手只剩下大拇指。无名指和小指，全身关节儿乎都僵直了，不能走、不能坐、不能穿衣、不能自己吃饭，生活上完全仰赖别人服侍。照理说，象我这样的工伤残废者，可以在家休养，每月领取一笔护理费，经济收入要比上班多。但是我想:党和人民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把我救活，只要我的心脏在跳动，呼吸不停止，总不能坐吃社会主义;我应该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把第二次生命献给党夕献给社会主义祖国I在这个信念的驱使下，我忍着巨大的伤痛，练习写字、走路、吃饭、穿衣，闯过了一道道生活关。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我终于回到厂里上班了。
组织上把我安排到厂安全科工作。我认识到:抓安全工作，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直接关系到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党把我安排到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忠于职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特别是一九六五年我担任了厂安全科领导职务后，担子更重了。我和同志们一起，在领导的支持和各部门的配合下，抓了安全规章制度的修订、健全和落实，制订了比较完整的安全操作规程，在全厂各车间、工段和一千八百多个生产班组织起一支安全员队伍，做到专管成线、群管成网。每年厂里来了新工人，安全科都要给他们上课，讲解安全知识。我在抓安全工作中，经常下到车间、工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半夜里要是车间发生事故，只要来一个电话，妻子和孩子们就会翻身起床，帮我穿衣、缚鞋带，好让我火速赶到厂里。由于我身上植皮，疤痕部位百分之三十的汗腺不能排泄汗液，所以一下车间体温就会升高;特别是夏天，我的平均体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头弄脑胀。但是，我不顾惜身体，不计较时间，照常坚持工作。去年五月份以来，厂里举办了班组长企业管理轮训班，至今已办了十四期，每期我都给班组长上三次安全课，大力宣传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去年全厂每月平均千人负伤率下降到千分之一左右，取得了少有的好成绩。
搞安全工作，要有很强的责任感，特别是对职工群众要有深厚的感情。我经常叮嘱自己:一个人在伤病的时候，十分需要组织和同志的关怀和安慰。我应该象当年党和人民对待我一样，去关心、照顾工伤职工及其家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里。我们厂有个青年轧钢工，在一起事故中轧断了右臂。他十分悲观，对生活几乎失去了信心。我知道后，用自己的切身体会鼓励他战胜残疾，伤愈后继续为人民服务，并教他用左手练习写字。在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终于振作了精神，出院后重返生产第一线，担任了技监员和安全员。还有一次，我们厂有位转炉总工长借到江西钢厂工作时被烧伤。我通过长途电话得知他生命垂危，便立即四出联系抢救、会诊、植皮和接伤员回沪治疗等事项，一连忙了五天五夜，直到把他从江西接到上海，住进瑞金医院后，我才稍稍定心，喘了口气。回到家里，我自己也因劳累过度，发起高烧，病了三天三夜。当我在病中得知这位总工长得救的喜讯时，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这些年，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信件，并在家里接待来访的伤残病人。有的询问治伤的办法，有的问我如何才能战胜伤痛，有的向我倾吐心中的苦闷，有的讨教独立生活的经验。我虽然工作较忙，写字费力，似总是挤出时间，每信必复，有访必答，认真地介绍自己克服困难的体会，鼓励他们战胜伤残，继续为国家出力，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有一次，北京有个青年木工，在操作，卜不慎据断了手指，灰心绝望，住院治疗时儿天不吃饭，想跳楼自杀，了此一生。当时，我同他在一所医院治病，很理解他的心情。我用右手仅剩的三个手指端了饭菜送到他的床前，体贴地安慰他，并把社会主义社会里处处有温暖的新人新事讲给池听。这个青年见我伤残得这么厉害，还那么乐观，听着，听着，慢慢地流出了眼泪，拿起碗筷吃饭了。经过多次谈心，他终于振作了精神，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出院时，特地买了前门牌香烟送给我。我婉言谢绝了，说:“你不要谢我，应该感谢党，感谢社会主义制度。”
二十年来，我抱着病残之躯为党工作。有些同志见我早出晚归，日夜奔忙，好心地劝我早点退休，特别是我那七九届的小女儿毕业后，劝的人更多了。我觉得，儿女们的前途要靠他们自己争取，父母不能包办。何况厂里还需要我，我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岗位J我决心牢记自己二十三年前的誓言:为党工作一辈子，把第二次生命献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