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探讨】
“主问题”教学法对初中语文教师提出了哪些要求？
随着课改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都把目光投到了“主问题”教学方法上面来了。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引入“主问题”教学法，对优化语文课堂结构和提高语文课堂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主问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能从课文整体的角度和学生的整体参与性上引发思考、理解、品味、欣赏、探究的重要问题或话题，它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部编版的语文教材编排非常灵活，“主问题”教学法对我们初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我们要有整体意识，我们要熟悉整套教材的编排体系，了解每一个学年、每一个学期、每一个单元的训练重点在哪。其次，我们要有文本意识，要摆脱对教参和教辅资料的依赖，要回归教材，潜心研读文本，换位思考，学会站在学生的角度去阅读，去体会，去品味，去精心设计主问题。我们还要有主导意识，充分发挥教师点燃、点拨、点评的作用，把课堂真正地还给学生，扎实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益阳市龙光桥镇中心学校，潘敏）
“主问题”教学法绝不是对教师教学的简单缩减，而是让教师精益求精，养成与文本、与学生、与课堂对话的习惯。
1.它要求教师对文本内容以及相关出处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或者通过对作者写作意图的分析来准确地抓住文本关键，进而得出“主问题”。
2.它要求教师准确把握学情，进而设定难易适中的“主问题”，并能根据不同的学习进程对学生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
3.它要求教师全面驾驭课堂，在学生自学、交流、展示、质疑等活动中，能提供有效帮助，并能通过恰当的评价方式推动课堂向深度、向广度或向高度发展。
（益阳市龙洲中学，郭益平）
教学反思
文言需要诵读，课堂需要聚焦
——执教《愚公移山》所得的经验
益阳市赫山区万源学校 杨玲
向省里选送《愚公移山》这个课例，聚焦文言文阅读“死于章句，废于清议”的教学现状，借用学生的话来说，“非常勇敢”。所以，我在反思中拒绝了“亮点”这样“温和”的字眼，郑重地使用了“经验”。
经验，可以复制和推广。
聚焦于课例中的教学方法，个人认为，突出“诵读法”和更新“串讲法”，是经验。用“有任务和要求”的诵读，来提升文言语感，把适机追问、相互答疑和对应的诵读指导，有机结合起来“串讲”。
我们都知道，学习文言文，更需要“书读百遍”，可总看不到“其义自见”。这与诵读任务和要求不明确及教师“串讲”不精当有关。
紧扣寓言中的“人•事•理”这个主问题，安排了朗读。
第一轮读，任务是“找到人物对移山的态度并简析”，与此对应的要求是精准地读出表明态度的关键词句。学生找到的诸如“惧其不已也”“笑而止之”“跳•往助之”“聚室而谋”“杂然相许”“献疑”“感其诚”等，都是重要的“脚本”，利用这些提示，能帮助学生更准确地把握人物形象。
第二轮读，任务是“找出两个对比鲜明的人并背诵”，与此对应的要求，除了“熟读”，还应该读得“有感情”。以声传情，离不开重音词、语速、语调和语气的处理。课例中，有个孩子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通来对比其妻和智叟，冲散了我原本聚焦“愚智辩论”的预设。而且，这样的“侃侃而谈”正是文言文“废于清议”的迹象，我必须让它“生于章句”！
于是，我截取了其妻和智叟的话，追问两处话语中相似句式和不同态度。追问，追出了“精彩纷呈”。学生找到了“以……力”，前者以“君”尊称，后者说“残年余力”，语带鄙夷。学生发现了，两处句子都使用了“曾不能”和“如……何”的句式。前者将人与山比较，指向移山之难，后者说愚公奈何不了山中草木，强调的是愚公年老力衰。还有学生指出，“其”放在“如……何”的前面，使句子非表疑问，而是强调反问语气。
在此基础上，我安排了转换角色读人物语言的练习。重读“焉置土石”“甚矣”“不惠”等词，拉长“其如土石何”中“其”字尾音，区分疑问语气和反问语气，这些诵读技巧的应用，变得自然而然。同时，其妻对移山的关切、担忧、深思，智叟的傲慢、尖酸、刻薄，都不需“清议”，而是化在“生于章句”的诵读中。
第三轮读，任务是“找寻人物对话背后的心理”，与此对应的要求，不止于“语言”“思维”，还要引向“审美”和“文化”。“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愚公”，学生言之凿凿说愚公蠢，再次打破了我的预设！
我顺延学生的思路分析了智叟的心理，追问：愚公又为什么说智叟思想顽固呢？我觉得此处是有必要“串讲”的。由两人的观点，到两人对“事”的分析，再聚焦智叟和愚公争论的本质，是对“人力和自然力”的认识这个“理”。教师这样层层“串讲”，才能避免学生在故事表层原地打圈圈，才能将浅显“小故事”背后深刻的“大道理”引出来。
课例显示，这样的“串讲”是有效的。
再议愚公形象，学生没有讲出我预设中的“不畏艰险”“心志坚毅”“目光长远”。一个孩子说“愚公是有大智的”，我欣喜地抓住了这个预设外的“智”字，并板书。接着有孩子受了启发，说“愚公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让我更欣喜地提取了“勇”这个字。“明知不可为而为者，是为勇者！”说出这个句子时，我和孩子们都觉得好痛快！再回到“搬家”之说，有孩子生发观点：他是仁义的。“仁”字被板书。我将“智”“勇”“仁”串讲起来，又顺势追问：愚公如此智慧、勇敢、仁义，为何还被叫做“愚公”呢？学生竟然联想到了《陋室铭》，“陋室”的名字和“不陋”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课堂由此及彼，由表而及里。
文言需要诵读，课堂需要聚焦。以上，姑且妄议为执教《愚公移山》的“经验”。经验，源于反复实践。这份实践的指导，来自教材的编排体系。
部编版语文教材中，“单元导语”“预习提示””思考探究”等，提供了精到的“助教和助学系统”，教者若能认真领会“编者意图”，多能准确把握教学重难点，并依此生出有效的教学举措。
肖培东老师在《语文：深深浅浅之间》中说，“文言文教学要实现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的统一，是高境界。”学生也说到了，文言文学习要面对“难”和“懒”两座大山。愚公移山，毕力平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回避问题，迎难而上，是勇者之举。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只为福泽子孙，是仁者之心。自然伟力有限，人力虽弱却无穷，目光长远，辩证看待，是智者之思，是古人的智慧和胸襟。
借《愚公移山》课例所得，聚焦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深研诵读之法，用好串讲之法，连通文言文简洁的“文字”和深厚的“文化”，需要语文教师静心求索和躬身实践，我将为此继续努力。
在风华正茂之时，来严肃探讨有关终结与新生的话题，似乎略显稚嫩，毕竟终结距我们尚远，新生更遥遥无期。我们毋须担心在和平年代会遭遇过多的生死抉择，但我们的精神生命却不可否认地面临着一次次的修订甚至重构。
对于灵魂的有无，我们人类一直在发问，但回答常常只是发问的延续，或者，拒绝回答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最简单的表态。现在“没有”，当然也不能确定它是否“有”过，消亡的事物只能说它远去了这个时代。而在现实中，我们似乎还能发现它残缺的影子抑或片段:我们难以解释存在人心目中强烈的信仰与信念，以及由此而在特定情况下所释放的超常能量。我们在多少有些淡薄了信仰与信念培养的今天，暂且将灵魂权当为在进化途中的正常终结。
离开了对灵魂的发问，思想儿乎成为我们惟一可以寄托精神的载体。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思想的人，但同时我们中平凡的大多数不能摆脱思想被复制的模式。我们所梦想的，在现实的审视下，一切将被无声息地修改，背离自己已成为我们成长中的必要磨炼。或许因为年轻的思想缺乏坚韧度，而常被谈及的可塑性更使它在被裁剪后也不觉疼痛。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我们模仿着别人，少有勇气缺乏信念支撑我们的独立思考，我们常常迷失在没有自我的精神氛围中。
在思想日渐被格式化后，我们似乎至少应该坚守在年轻的生命中产生一次纯净的情感，但现在，对于除却亲情之外的情感，却引起了全面的争议。情感逃避不了过程，过程后的结果要么是更高层次的坚持，要么是坚持后深远的背离。在目前的时代，情感磨砺已鲜见深度，情感的质地由此便不再坚韧与刚强。我们已不自觉地把情感归结为与物质同层次的一个衍物质，并冠冕地称之为感情的基础，继而便把许多有精神价值的东西置于绝境而让它人为地新生。放置于物质因素的前提下，新生的精神难免会打上物欲的烙印。精神高于思维，我们却不敢奢求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列人高层次的思维上去。
如果对情感的质疑使你在精神领域感到困惑，不妨翻开自我追求，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支撑我们有目标地让生活更好地延续下去的坚强理由。我们常常思考自己在追求什么，是追求自我的螺旋式前进?是追求跋涉中的美景?还是追求其他美妙想法的实现?而在这许多进程的前方，我们不可避免要面对终结，终结后的新生不可能再属于同一个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追求支撑着我们坚持，并坦然以对悲剧性终结的可能。能够追求坚持下去，这已属不易。有许多人，我们可以视为胸无大志、碌碌无为，却没有权力去嘲讽他们的选择。毕竟，宽容的社会不正在宽容被许多人追求所谓的“事业”与“成功”吗?在我们对新生的追求潮流尚不适应时，平心静气地追求好好地活着，即可谓之坚守了某些原味的东西。
倘若灵魂、思想、情感与追求都在我们手中陷落，我们是直面这一直逼终结的过程，还是促进它们的新生?
在探讨大陆技术移民的问题时，不能不探讨与此相联系的大陆留学移民问题。
从背景特征来分析，在近年新来的大陆移民队伍中，“大陆留学移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大陆留学移民”既不同于以往的老一代大陆移民，也有别于前面分析的“大陆技术移民”，其所具有的鲜明特色至少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一是群体构成复杂。
首先从时间跨度上来讲，暂时撇开老移民不谈，“大陆新移民”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拿大对大陆移民政策开放后出现的崭新现象，而“大陆留学移民”则开始于8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国策实现对外开放之后。自那时起，一批批优秀学子漂洋过海只身求学于异国他乡，由于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比较其它国家更为宽松，因而不断有人学成之后来加拿大谋求更大发展，1989年时的特殊情况又使一批留学人员在加拿大定居。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进一步开放，这股留学移民潮也有日渐升温之势。
其次从人员构成来说，“大陆留学移民”中既有占比例比较大的自费留学生，也有一些公派留学生;他们不仅是最终在欧美获得了各类学位的佼佼者，而且包括了拥有大陆学位、职称和地位的进修人员、访问学者.他们的留学生涯时间长短不一，而各类国际学院的大专生、语言学校的少年留学生不是这里研究的重点，除非他们进一步深造最终学成。
再次从专业构成来看，可以说与“大陆新移民”一样，他们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科学领域，但不同的是，除了电脑、工程、法律、医学等学科外，他们所从事的专业，还有一些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高精尖科技领域。
二是移民渠道多样。
与“大陆新移民”直接来自中国大陆各省份不同，“大陆留学移民”主要来自三大渠道。一是在加拿大留学后申请移民而得以定居下来;二是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学成后申请移民加拿大;三是从国外学成归国尔后又移民而来.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来自何方，“大陆留学移民”的申办程序比较简易，不象“大陆新移民”那样几乎毫无例外地依托移民公司，他们大多自己直接向加拿大驻外使领馆申请而获得批准。如果说还有一些“大陆新移民”“当初怎么就那么糊里糊涂地听人游说”来到加拿大的话，可以说，“大陆留学移民”的目标较为明确，更多的人“移民来到加拿大，就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自由，谋求更大的发展。”
三是适应能力较强。
尽管同样是知识型移民，但与“大陆新移民”相比，“大陆留学移民”本身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其原因在于:首先，他们大都受过欧美发达国家系统完备的高等教育，即便进修人员也对这种先进的教育制度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大都拥有被承认的学位，其中不乏博士学位拥有者，有些甚至做过博士后项目或者拥有双学位。在接受教育的方式、资历与程度方面，与加拿大的社会现实较为一致;其次，他们在申请移民前，已经基本掌握了流利的英语，而且因为程度不同地深人过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因而对这种社会及其文化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再次，留学生涯训练了他们具有一定适应性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曾打工苦读的自费生，还是有一定资助的公费生，他们在一段只身闯荡的经历中体验了人生、磨练了意志，从而炼就了适应加拿大生存的本领。有些人还与有关方面建立了某种联系乃至合作关系，有些人因某种发明创造而引起重视，这些都对他们日后的发展是有益处的。
从现实状况来看。以大多伦多地区为例，相对于“大陆新移民”而言，“大陆留学移民”目前在加拿大的处境主要表现为:
首先，较易于找到就职机会。由于他们的学历背景及语言能力，他们一般没有像“大陆技术移民”那样饱尝失业与转行的痛苦滋味。尽管他们在寻找工作的初期也曾遇到不顺，有的甚至半年以上未能找到对口专业的工作，并一度灰心丧气，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痛苦期明显短于“大陆新移民”，而且他们不愿意像“大陆新移民”那样，为了养家糊口而简单出卖苦力到制衣厂做工。一旦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加拿大社会中工程师年薪多少万的追求似乎就离自己不远。有的虽对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不满意，但他们想的是如何向更适合自己的部门跳槽，因此要不断冲电，在工作之余而继续攻读以吸取新的知识营养，或者考取新的证书以挑战命运。但与“大陆新移民”的不同在于，他们不愿为了临时就业而轻易放弃原先所学习的专业。还要指出的是，“大陆留学移民”中除了谋职者外，目前有不少人已经在加国开办有自己的事业，像律师事务所、移民公司、贸易公司、理财顾问公司、科技开发公司等等，规模大小与经营效益各异，因而他们在加国的经济状况明显好于“大陆新移民”。但是，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留学移民”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些“大陆留学移民”面临的困境与“大陆技术移民”相同。
其次，较主动融人主流社会。一般来讲，“大陆留学移民”对中西文化都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在他们的印象中，自己不是寄人篱下，而是要融人主流社会，因而他们在寻找工作时并没有局限到华人企业，而将主要目标定位于洋人公司，他们在阅读报刊时也没有局限到华文报刊，而更多着眼于从英文媒体中获取信息，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有益的社区、文体活动，而且有意深人洋人圈子，在几乎所有的公共场合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
第三，较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据调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前在多伦多各种新兴的大陆移民社团中，比较活跃的人士大都是“大陆留学移民”中的成功者。他们善于结合中、加两国国情，利用各自社团组织适宜的文体、经济贸易活动，颇受新来的大陆移民的欢迎。而且，他们的参与欲明显强于“大陆新移民”，他们敢于通过民主社会正常、合法程序实现自己的民意诉求。
第四，较特殊的怀旧思乡情。加拿大的生活现实也促使他们改变留学期间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多年的远大理想与抱负仍然存在他们的脑海之中，不停地拼搏永远是他们追求的境界。对于那些留学前曾在中国大陆创造过辉煌业绩者来讲，时常出现的怀旧心态是难以避免的。对家人“报喜不报优”似乎是所有人在留学期间就已经形成的习惯.而他们的赤子情、报国心可能比“大陆新移民”更为强烈，学成归国还是在海外发展，曾经是他们都遇到过的考题，他们在爱国不分国内国外的信念下来到加国定居，但是对祖国的深情依然是那样真切，已经并将继续以多种方式报答祖国，不排除有人在加拿大呆上几年后再度返回中国。
通过对大陆留学移民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为大陆新移民所提供的启示在于，要真正融人加拿大主流社会绝非易事，这一过程更不会短暂，“大陆留学移民”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诚然，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各族裔可以平等和平地在这个国度里生活，但是，正如我1999年4月29日在握太华与加拿大遗产部多名官员座谈时所听到的那样，“从理论上讲，加拿大是多元文化，但是在事实上，这里存在有主流文化”，而“非主流文化既允许发展又要受到一定限制，至少以不影响主流文化为界”。可以说，如何在保持中华文化特色的情况下融人主流社会，的确是值得人们探讨的一大课题。
华人在加国的参政问题是近年来谈论比较多的话题，由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一进程也不会一帆风顺。根据《渥太华公民报》1998年2月23日报道，有些加拿大人明确反对华语地位上升及华人参政进程。在华人的进一步努力中，“大陆留学移民”将来可能要比“大陆新移民”承担着更重的担子。各类型华人移民之间要团结合作，华人社团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是我那句话，华人参政议政程度的提高，应有助于所有华人在加国的长远发展。
对于如何沟通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友谊桥梁，如何密切双方的文化、经济贸易联系，“大陆留学移民”也应做出更积极的努力。而他们在加国的发展本身，也是对“先移民后留学”还是“先留学后移民”之争进行的一番检验，他们在加国的成功，显然对“大陆新移民”是个鼓舞与借鉴，而他们在加国所走的弯路，也应该为“大陆新移民”所避免。
这一次，我不再“轻高”，不再“潇洒”，积极主动地参与，与先生和律师讨论着“死亡的假设”。于是，我和先生每天谈论的话题几乎都是:如果我死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如果你死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如果如果我们俩都死了—第一…第二…第三…如果我们三个人都死了—第一…第二…第三…
随着对“死亡假设”的探讨，我觉得死亡正朝我们一天天地逼近。一个月之后，我对先生说我希望在新年前结束这件事，在新的一年里走出死亡的阴影。
先生自然举双手赞成，并与律师约定了时间，准备在新年的前一天在最后的文件上签字。然而，就在签字的头一天，律师来电话说一些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以免节外生枝。
没办法，为了使儿子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了。
第二天是New Year，新年的前夜。一位新认识的朋友请我们到她家参加新年晚宴。
那天儿子到小朋友家“Sleeping Over”，一夜不归，我和先生有了片刻的轻松。我早早梳洗打扮包礼物，满心欢喜地准备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说也奇怪，本来有说有笑的先生一出房门忽然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他先是埋怨新年前夜是全美国交通最坏的一天，每个人都像发疯一般地开车回家或者去别人家等等。
我的好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却嘴不饶人地说.你也不是今天才收到请柬，如果你不想参加可以在几天前回绝;你如果觉得地址不够清楚可以提早问清楚。
一向开车很稳的先生，这时，差一点在换钱时与一辆车相撞，我赶紧闭上了嘴。
车里的收音机这时正在播放本地新闻，一个女人的声音以极快的速度打破了车里的沉闷:根据美国人的传统习惯，新年前夜是不会有太多人在家里吃饭的，所以今晚不仅饭店里人满为患，高速公路上也是车满为患。因此，今晚出动了大的警察在高速公路上执勤……
一点不假，车窗外不时可以看到替察在给拦下的车辆开罚单。然而，我看到星光下密密麻麻的汽车仍在高速公路上肆无忌惮地窜来窜去，那种互不相让的情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种恶劣的心情和恶劣的环境下，在没有开过的高速公路上寻找一个从投去过的地方，我们不知在什么时候错过了该下高速公路的出口，于是，我们开始在高速公路上“兜圈”。
兜了两圈还没找到要去的出口，而后面潮水一般涌来的车辆又总是迫使我们还没有在黑暗中看清路标就不得不往前驱车，这使情绪焦躁的先生更加烦躁，他这种焦澡的心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不样的预感，似乎死亡正在接近我们。这时，收音机里传来几起车祸的地点和死伤数的报导，我当机立断地对开车的先生说:别找了，反正时间已晚，还是回家吧。固执的先生赌气般地继续在公路上寻找着我们要出去的路口。我不敢把我的真实感觉说出来，“天机不可泄漏”，我柔声细语地说，回家吧，我做点好吃的，饭后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看新年晚上的烟火。
也许先生见我是真心诚意地要放弃这个晚宴，所以也就不再自己和自己赌气而把车头一调说:我们到饭店吃去!我说:到那个离我们家最近的饭店去。
邪门儿，下了高速公路，走进离家最近的棍馆，先生的心情在不知不觉中由阴转晴。虽然我们在等候了二十多分钟才等到了座位，但是我和先生的心情都处在最佳状态。
我在喝下第一杯冰水时告诉他:我在高速公路上想过“如果我死了，我儿子怎么办?"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在保护儿子的新遗嘱上签字，如果我们一且出事，旧遗嘱上的纸漏将使幼小的儿子失去应得的利益。
先生喝下一杯冰水后说:英雄所见略同!
新年一过，我们又开始催律师尽快把遗嘱的事办好。就在这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周末的一个下午，一个华人社团在我家附近的小学，也是儿子上学的地方举办庆祝春节的活动，我因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故错过了这个机会。晚上，我那个中国邻居告诉我，活动中间，两个女孩在学校前面的那条街上被汽车撞死了。
天哪，我见过这两个女孩的妈妈和其中的一个女孩。就在几个月之前，我到学校去看魔术表演时还和女孩的父母坐在一起，小女孩那聪明可爱的样子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怎么就死了呢?
人生无常，特别是在美国，人生更是有许多事情无法预料。我终于在新遗嘱上签了字，并且如释重负地对儿子说:如果我死了，你应该如何……
谁知道，希望儿子能以我感激先生的心情来感激我的这份苦心和爱心。
我的愿望是当一名天文学家，去探讨宇宙里的奥秘。每到夏天的夜晚，我就缠着爷爷带我去看月亮、认星星，使我知道了很多天文知识。下面我给你们讲一个爷爷教我认星星的故事吧。
那是去年暑假的第一天傍晚，爷爷带我到大操场散步乘凉。那里地方开阔，四周幽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星星。爷爷对我说:“我每天教你认一颗星或一个星座，这一个夏天你就能认识不少星星呢!”
真是这样，第一天我认识了北斗星，属大熊星座，七颗又明又亮的星排列起来，活像一个大勺子。第二天，我认识了仙后座，五颗星摆成“W”的形状。前几天妈妈刚教我读过26个英文字母，没想到其中倒数第四个字母居然跑到天上去了。第三天，爷爷又教我认识了北极星。这颗星可不怎么亮，但是它的位置好像不变。爷爷说:“它的方向就是指北的方向。晚上走路，只要找到这颗星，就不会迷失方向了。”从此我才知道，认识星星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呢。
爷爷陆续教我认了好多星星，有的像一匹奔腾跃进的飞马，有的像只展翅欲飞的天鹅，可真有意思。得要27年，你说远不远哪?”这时我才感觉到，原来我们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宽广无边的宇宙当中。显然，还有很多奥秘都在等着我们去探索。
从那以后，我对天文越发感兴趣了。爸爸也非常支持我，给我借来了许多关于天文知识的书。有一天晚上，我对爷爷说:“我要是长上翅膀，到宇宙里去摘星星揽月亮，那该多好呀!”爷爷听了以后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太好了，你应该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志气。可是这不能全凭幻想和空想，而要靠脚踏实地地努力学习。”我会心地点了点头。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田园想先探讨一下我们家庭的功能问题。相对于西方家庭而言，中国的传统家庭有着两个特殊的功能，一个是隔代抚育功能，一个是反哺功能。这两种特殊的功能，至今在我们的许多家庭中，比较普遍地发挥着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与西方家庭相比，中国传统家庭所具有的这两个功能，是非常特殊的。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家庭代际关系一般比较单纯，是单向的。在他们那种代际关系中，只有上一代对下一代的责任，而没有下一代对上一代的责任。也就是说，父母把子女抚养成人以后，双方就没有责任关系了。而祖辈去照顾孙辈的事情，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在我国传统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我们的父母不仅要把子女养育成人，而且要帮助他们成家立业，甚至还要尽抚育第三代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家庭中父母隔代抚育的功能。这种家庭的代际关系一直是延续的，到了父母晚年，受到老人抚育恩惠的子女和孙子女，反过来都要倾心尽力地去婚养老人，这就是我们中国式家庭的反哺功能。
中国这种传统的家庭功能的产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它体现的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分工。比如，老人在家里带孙子、做家务，儿子和媳妇呢，就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从事农业劳动和家庭副业，这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以达到自给自足。而家庭的反哺功能，也保证了老人晚年的生活，不至于使其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
那么，在进入工业化社会的今天，中国家庭这种传统的功能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今天，田园同一位朋友在谈话中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位朋友是来向田园诉苦的，她的产假眼看就到期了，可是，孩子一直安排不下。孩子的姥姥家在外地，爷爷奶奶倒是退休在家，但是，这两位老人思想倒是很新潮，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把子女抚养成人，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对于第三代，已经没有直接地抚育责任了。所以，他们拒绝抚养孙子。这位朋友也曾经动过找人帮忙的念头，但是，由于住房条件的限制，这也只能是空想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朋友就将满腔怨气都撤在孩子的爷爷奶奶身上，埋怨老人自私，不讲情面。并且发哲，将来老人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绝不去伺候他们。
这位朋友所遇到的问题，说起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别现象，因为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抚育第三代的责任来。但是，这其中反映出的一个问题，却是有典型意义的。这就是，我们家庭的传统责任在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受到了冲击。就拿刚才田园所谈到的这个家庭来讲，家庭的隔代抚育功能没有实现，那么，很可能家庭的反哺功能也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这样，在今天社会服务功能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势必要带来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
当然，作为那两位不愿抚养孙子的老人，他们的做法也说不上是不妥。因为，这毕竟只是他们一种间接的义务，根据自身的条件，他们也完全有理由不去履行这个义务。他们的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作为子女，就因为老人没给看孩子，将来就不履行赌养义务，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从我们的国情来看，为了解决双职工的困难，更好地抚育下一代，现阶段还是需要在提高和加强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依靠家庭传统的隔代抚育功能。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隔代抚育的功能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否则，从大的方面讲，将会直接加重社会劳动阶层的负担，影响劳动生产率，降低国民经济总值，最终影响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家庭的角度讲，一下子完全采取西方家庭那种单向的代际关系，似乎对我们固有的传统亲情观念冲击太大，容易导致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引发一些社会间题。所以，田园认为，在这个间题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家庭的隔代抚育功能还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予以保留。
曹禺这种对“挣扎”式的命运观深层次的探讨，来源于欧洲易卜生等西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受到了古希腊悲剧与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现代悲剧的影响，即:生命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拥有它的人证明其不可逆转的悲剧性。所以曹禺认为“生命是悲伤的”，这一点即使在当代也可以找到相同的例证。我国著名美术家黄永玉先生在其《那些忧郁的碎屑》一书中说:“生命的本质是优伤的，看到令人忧伤的事而不忧伤，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
所以我认为:《雷雨》之所以通过矛盾纠葛来讨论“灵与肉的挣扎”和“自我与他人的拯救”，就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主题，即从这种“挣扎”与“拯救”中探索出“人性中某些致命的硬伤”和“人本质上确乎存在的生存困境”。简而言之，即“人”的观念。
周朴园是《雷雨》中的中心人物，他不仅是这个家庭的最高 统治者，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大权，更是矛盾的“结合体”和“导 火索”。两代人长达30年的恩怨纠葛在这一天中爆发的时候，周寻鳗彝髦礁二鲍彝些的恶鬼”一样，发出了最凄厉最可悲的嚎叫，所以“人性的挣扎”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周朴园在“仁义道德”的观念下施行着残酷的封建专制手段，他本人的主观意愿还是为妻儿、家庭着想。所以曹禺在透析周朴园的灵魂时，始终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的。写他与侍萍年轻时的情意，写他深深的内疚与沉痛的回忆。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客厅里，经历了一天人世沧桑的周朴园以沉痛的口吻命令周萍去认生母，并向侍萍忏悔。作者这一笔曾经受到不断的批评和指责，而我认为，这一描写，正是曹禺先生的成功之处，因为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剧作者深人人物心灵深处的真实性。周朴园是一个“人”，“人”所面临的种种不可调适的“生存困境”他都有，他甚至比普通人更丰富、更敏感。他会凶残，也会忏悔。他不仅仅是一个“头上生疮、脚下流脓，赚来每一分钱都沾满鲜血的残酷的资本家”，更是一个“犯了错后懂得忏悔的可怜虫”，而这也是当时的社会与现实中的人所不能容忍的地方。曹禺创作《雷雨》的时期正值中国内优外患，国内关于“平等”、“解放”、“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时代的局限性要求人们去“把一些丑了的人描得更丑”，使民众中得到某种“憎恶和愤恨的精神动力”，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也因此人们不允许资本家在年轻时拥有纯洁美好的感情，不允许资本家为了服从家庭的安排被迫放弃爱情，更不允许资本家回首自己的罪恶时对已逝去的爱情作无限的忏悔。
繁漪则属于另外一种“把一些美了的人描得更美”的人。虽然人们也承认在她的内在精神中有着阴鹜优郁的一面，有着顽强固执的一面，可是每每品评作品的时候，读者都习惯上对这种人的心态正确与否持一种较为模糊的态度，即坚持她的性格是在“封建压迫的温床上滋生出来的”。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完全赞成。封建压迫下依然有着温柔贤惠、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也有揭竿而起如秋瑾之类的“义士”，为什么作者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性格阴暗又与其儿子有着暖昧关系的人来作为对封建世俗喊出控诉口号的人呢?关键在于曹禺先生的“生存观”决定的。繁漪爱着周萍，爱着这样一个卑怯、优郁且不负责的人，这是“时代的不幸”，更要问她的命运，为什么让她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落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中。作者告诉这世上所有的人:人生来就是挣扎着的，痛苦是命运不可扭转的枷锁，谁也不能拯救悲惨的命运。命运即两难的无奈，要么在铁镣下消沉至死，要么带着铁镣翩翩起舞。
所以我认为:把繁漪推上妇女解放运动领袖的圣坛是对繁漪以及像她一样在命运的枷锁下挣扎着的女人们最大的不公，即繁漪并不等于反封建，在非封建的社会里，繁漪也会这样做。
“挣扎”与“拯救”之间的关系为:“挣扎”即是一种“自我的拯救”，而“自我的拯救”不免又会沦落为“另一种更为无效的挣扎”，这种类似于悖论的命运观才是曹禺先生最想表达的东西。可惜这位天才的剧作家被落后于他的时代和人们在“捧杀”的同时，也“骂杀”了。这真可谓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沉重、最发人深省的一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