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孤儿》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于1838年出版的长篇写实小说。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孤儿奥利弗悲惨的身世及遭遇。
主人公奥利弗在孤儿院长大，经历了学徒生涯，艰难逃难，误入贼窝，又被迫与狠毒的凶徒为伍，历尽无数辛酸，最后在善良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了幸福。
奥利弗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经历了贫困与冷漠。之后，他被迫去做学徒，却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和折磨，在逃离学徒生涯后，他误入了贼窝，被迫与那些凶狠的犯罪分子为伍。然而，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对生活和人性充满了希望。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后，奥利弗终于遇到了善良的人，他们愿意帮助他查明身世，并为他提供一个新的生活。在他们的帮助下，奥利弗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并揭开了自己身世的秘密。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孤儿，而是有着富有的亲戚。在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贫穷后，奥利弗终于获得了幸福和安宁。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取得辉煌成就和个人创作的高峰时期的作品。以犀利的笔锋，幽默风趣的手笔，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描绘出了一幕幕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著名语文教育专家顾振彪主编的《唐诗三百首》是教育部语文课标准编写，青少年必读的100部中外名著。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唐诗三百首》作为一部流传很广的唐诗总集，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缩影和见证。唐诗取材丰富，体式多样，格调高雅，所以我很喜欢读唐诗。
《唐诗三百首》有几首诗令我念念不忘。
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意思是说“慈母用干枯的手拿着针线，颤抖地为将远行的儿子缝补着冬衣。母亲一针一线仔细地缝补着，心想着孩儿这次远行将迟迟不会回来。正像小草难以报答阳光一样，儿子又怎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游子吟》是一首歌颂母爱的诗，诗中真切地赞美了伟大的母爱。诗篇开头两句，所写的人是母与子，然而却点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中间两句集中写慈母的动作，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牵挂不舍之情。虽无言语，虽无泪水，却表现出浓浓的母子情深，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最后两句是前四句的升华，以形象的比喻，寄托赤子内心对母爱的感激。全诗语言朴实无华，无巧琢雕饰，于清新流畅的语言中，饱含着浓郁的诗味，情真意切，千百年来拨动多少读者的心弦，引起万千游子的共鸣。
其外，讽喻诗《古从军行》、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田园风光诗《过故人庄》也是我爱读的诗篇。
《唐诗三百首》真是一本好书。
因此，当一九五九年初冬，我收到先生新出版的《美学书怀》时，我还以为先生健康已完全恢复，高兴地给他写了一封信，祝贺他新作的出版，并说明要到南方去出差，回来后再去看他。没想到回京后却吃了闭门羹。有人说先生易地去疗养了，也有的说被人送进精神病院了，打听几次，不得要领。我再看到先生，已经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了，还是先收到先生的文章(《关于“美”与“好”》，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这大概也是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了)，随后我带了排出的文章小样去看他，这时先生已被迫迁到北小街的一个小胡同里。那次虽然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不知为什么，它留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刻。记得先生是住在这所平房院落的两间东厢房里。我去时，他恰好不在，我站在北小街马路边等他。他远远走来，上身着白衬衣，下身是灰裤子，一件灰上装搭在臂弯里。走路时步履也矫健，心情似是很好，没再谈起那些“离奇的想象”，只是非常有兴味地谈论他购来的一批古画，特别是其中的一幅吴道子的马群，先生十分赞赏。我虽不懂画，却听说过吴道子从无“一匹马”留传下来，因而不得不给先生泄点气，说了我怀疑这些画都是明清时人的膺品。
先生也不否认这是事实，但又说这张画本身画得好，和它的价值相称，这幅马是三百元，其他几幅不过一二百元。聆听着先生兴奋的谈论，我不禁愁苦地望着他，真想说出既然是些假古董，再去卖，恐怕连四十元一幅也没人要，但我终于忍住没有说出。看来先生的稿费已用光，生活较窘迫。问起来才知道先生并没有正式工资。冯雪峰同志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时，先生被聘为特约翻译员，每月有二百元酬金，现在则只给一百元了。土儿胡同的房子又因是借支稿费购买，也被收回了。我感到这种做法很不利于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回来后就给林默涵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吕先生的情况，直率地提出了我的意见。默涵同志也很重视这件事，批了个解决办法，可能是由文联再补助一百元。不久，吕先生迁回了土儿胡同。我在下去参加“四清”工作前又去看过他，谁知病情却严重起来，有时神智也不清，以至只能默然相对了……
一、什么是图书征订通知
图书征订通知是各地出版部门、新华书店或大专院校的有关单位等，在用书面形式通知有关系统、单位订购书籍、教材、讲义、报纸、杂志时，所常使用的一种应用文样式。它属于知晓性通知的一个品种。例如，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经常会收到出版社、新华书店、兄弟院校等单位寄去的图书征订通知，人们多称或写它为图书征订通知。它区别于一般征订启事的地方是：它征订的对象比较明确、具体。所以，图书征订通知的开头都写上接收单位的名称，有时直接写接收单位的负责同志姓名，有的直接写具体经办此项工作的同志个人姓名。今后这种征订通知的使用机会将越来越多，一般同志都应该会写。
二、怎样写好图书征订通知
执笔人要对征订的书的内容及有关问题有全面的了解。这是执笔人写好图书征订通知的基础。图书征订通知的篇幅虽然只有几百字，最多1000多字，但执笔人必须全面阅读一下征订的书的全文，务必让读者通过这个简括的通知，对该书有一个系统而准确的了解，从而决定订购还是不订购，多订购不是少订购。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征订通知写得好坏，是牵动此书发行全局的大局，不可等闲视之。要熟悉并掌握图书征订通知的写作方法。
一份完整的图书征订通知应包括征订通知正文，征订单据和该书的目录等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图书征订的通知正文。这部分由标题、称呼、内容介绍、征订单位和日期等四个部分组成。
1。标题
例一、《徐玉诺诗选》征订通知
例二、(150种应用文的写作方法)征订通知
标题的写作方法，一般是如上面两例的写法那样，把书的名称写进标题之内。
2。称呼
位置写在标题下隔一行、顶格写，称呼后加冒号(：)。写法一般有三种：
第一，如：xx大学教务处教材科：
第二，如：xx师范学院中文资料室：
第三，如：xx大学法律系办公室吴永年同志：
3。内容介绍
要说的主要内容都写在这里。一般用若千个段落写，每段表达一个意思；或者用一个大段落分几层意思来叙述和说明。内容介绍的要点是：
(1)征订的是什么书，作者是谁?
(2)该书的基本内容，主要用途、册数、字数。
(3)供应范围及数量。
(4)出书时间与发行办法。
(5)汇款办法及收款人的地址、姓名。
4。征订单位和发通知日期
分两行写于内容介绍的最后一行右下角第三、四行处，注意在单位名称上加盖公章。
第二大部分，订书单或预订单据。写法一般有两种，第三大部分，该书目录。写法一般有两种，一是全文照录，一种是目录提要。
(范文略)
《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将出版了，这是我国历史地理界中的一件大事。我有幸主持这部地图集的编纂工作，看到自己耗费二十多年心力的劳动成果，在党与人民政府的关心下终于问世，不能不感到安慰与喜悦。
《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二十个图组，有图三O三幅。每册都有各个历史时期的总图，显示出当时中国疆域所达到的范围，除了中原王朝以外，还包括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所建立的大小边弧政权。在以下的分幅图上，绘有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以上的行政单位，重要的县级以下地名，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和海岸线、岛屿。所有的地图都以今天的地图为底图，分色套印，古今对照，每册编有地名索引。可以说，这部地图集是我国历史地图中的空前巨著。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是我国史地界同人集体劳动的成果，也是我们的夙愿。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受业于史地界前辈顾靓刚先生。在顾先生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和初步的研究方法。当研究生还没有毕业时，我就开始在捕仁大学讲授中国沿革地理。一九三四年初，顾先生邀请我共同发起建立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宗旨的“禹贡”学会，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历史地理专刊——《禹贡》半月刊。我国历史地理方面的史籍是相当丰富的，在二千多年前就有《禹贡》、《山海经》世界上第一流的地理著作，在西晋、唐朝就有人绘制地图。到了清代.杨守敬集舆地学之大成，编绘刻行了《历代舆地图》，这是旧中国留下的最详细的一部历史地图集。但这部图集的底图是《大清一统舆图》，其山川框架与政区建制和今图差别很大，而且历史内容也有不少错误、脱漏，又是线装本，翻检极不便。所以，我们“禹贡”学会决定编绘一部中国历史地图。
然而，在旧社会要进行这一工作谈何容易，我们编辑出版《禹贡》的经济来源全靠会费和私人捐款，编辑和撰稿人非但不拿稿酬，反而要解囊出钱缴纳会费或捐款。限于人力与财力，我们的编图工作搞了三年，连用作底图的今地图都没有画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禹贡》半月刊被迫停刊，编图的计划也化为泡影了。四十年代，我奔走到贵州，在浙江大学(当时搬到贵州)历史系任教，仍继续致力于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曾经绘成一些草图。但由于旧中国测绘技术落后，印刷条件差，各方面困难重重。所以，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全国解放以后，党与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很关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一九五三年和五四年，顾领刚和章撰先生编绘了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请我负责校订工作。但这册图是采用小比例尺的，内容比较简略，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界同行的要求。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同志同历史学家吴晗同志谈到学习中国古代史的一大困难是古今地名、政区的变化太大，很难弄清楚古代的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古代的政区又相当于今天的哪些地区，询间吴晗同志有什么书可以查考。当时，吴晗同志推荐了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简称“杨图”)，但“杨图”上注的今地名是清末的状况与今天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重编改绘“杨图”。
于是，成立了以范文澜、吴晗同志为首的委员会，领导这一工作，指定我具体负责“杨图”的重编改绘工作。我接到这个任务时1心情是很激动的。我能够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与才能为祖国服务，实现了长期以来编绘中国历史地图的愿望，怎么能不兴奋呢?于是，我欣然从命，来到北京，开始进行“杨图”的重编改绘。但工作一经开展，就发现原来的计划行不通。因为杨守敬的原图只包括清以前历代中原王朝的直辖地区，甚至连中原王朝都未画全，不能正确反映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我们祖国的历史。底图的精度也很差，无法“移绘”到今图上去。而且，“杨图”本身的错漏比原来想像的多得多。后来，通过好几次会议，对原计划进行了多次修改，决定重新编绘一部能反映新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学术水平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九五七年，我回上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内组成一个编绘“杨图”小组。第二年，校党委陆续调派了十多位青年同志到这小组，由我指导，边干边学，参加编绘工作。一九五九年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现在的历史地理研究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又陆续邀集北京、南京、云南等地十几个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来参与编绘制图。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伟大祖国各个时代、各兄弟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及共疆域政区，有分有合，逐步融合，而终于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实体的历史进程，在地图上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少人停止了自己原来的研究计划，夜以继日地投入编绘中国历史地图工作，十儿年如一日。所以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倾注了我国史地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大协作;没有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觉悟和爱国热忱，这部历史地图中的空前巨著是没法完成的。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经历，历史地理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三十年代的《禹贡》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不久前出版的《历史地理》杂志，历史地理从历史的辅助学科沿革地理发展为独立的历史地理学，从史学家兼搞地理沿革到今天拥有一支专业的历史地理研究队伍，都说明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旧中国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只有到了新中国，平生的愿望才得到实现。尽管我做的工作还很少，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崇高的荣誉。几年来，我除了负责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外，还先后负责主编《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篇》、《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历史地理部分以及《历史地理》杂志。又担任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Q11小组成员等职务。从一九六四年起，我又光荣地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衷大会代表。去年我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现在虽已年近七旬，但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深感为填补祖国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空白，为“四化”建设服务，自己要做的工作非常多，不容自己稍事松懈。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做出应有的贡献，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在沟通藏汉文化中，行将出版的《藏汉大辞典》是一件好事。这部辞典是一部以专科词语为主的综合性大词典。它出版后，将对解决阅读藏文典籍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间题大有帮助。今年二、三月间，我们曾几次在成都焦家巷一个古旧的院子里，访问了《藏汉大辞典》的主编张怡荪。他是四川蓬安县人，今年八十八周岁了，精神健拣，十分健谈，不戴老花镜也能看书写字。他说，编写这部辞典先后花了五十年。他还风趣地比喻自己是“二八佳人”，二八，指他己年满八十八岁，佳人，是指他锲而不舍，始终做这项工作。
我们问到他编写这部辞典的经过，张怡荪颇有感触地说:“早在一九二八年于清华大学任教时，我就在陈寅洛先生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后来，又阅读过不少国外藏学方面的著作，思想颇有感触: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藏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国内却很少有人致力于藏族文化的研究。于是，我决定染指于西藏文化这一领域，一面拜师求教，学习藏文，一面收集国内外藏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同时又加入佛学研究团体，钻研佛教哲学。而要揭开藏族文化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既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这样，我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抗日战争初期，张怡荪先生从北京辗转流离返回四川，干脆放弃了教书生活，创办了西睡文化院，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和编纂词典的工作。
但是在旧中国，要获得一份资料，谈何容易。为抄录藏本《集论》，就曾托人两次上五台山。因这部书是在《大藏经》中，写本存放于五台山上的寺院里。至干要获得国外藏学研究的资料，就得托人购置，个人财力有限，有时还得竭锚珠而求之。要从资料中抽译出正确的东西，又不仅是通晓藏文就可以解决的，还得相应地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藏族文化深受佛教影响，研究藏族文化，不能撤开佛教哲学。由于各自翻译经典的重点和时代不同，又不能把汉地佛学同藏地佛学等同起来。为此，他便邀请爱国老人喜饶嘉错来到西睡文化院主讲佛经，介绍藏地佛学。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西藏文化院没有备案，伪教育部知道了，示意让办备案手续，并允许给钱扩大规模，实际上是要把这个研究机构置于他们控制之下，张怡荪断然拒绝。伪教育厅又施加压力，文化院被迫解散。但张怡荪编纂这部辞典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
解放后，这项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一九五八年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曾组织他率领大辞典编写组到拉萨收集资料，为他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他已近古稀之年，途中经过西安时，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龄太大，体力不支，执意劝他回去，张怡荪却说:“我感谢组织关心，但受科学院之命，如果完不成编纂辞典的任务，我可负不起这个责卫”最后，几经磋商，这位负责同志还是让他到拉萨去了。西藏地区给编写辞典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过去不易见到的资料都找出来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在西藏党政领导的关注下，他和编写组同志收词包括政治、法律、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文法修辞、历史、地理、医药、历算、文艺、乌拉制度以及社会习俗、生活用语等三十二项，完成了大辞典稿本的四分之三。可是在十年动乱中，这本未完成的稿本竟被视为“大毒草”，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张怡荪以垂暮之年，再次受命主编《藏汉大辞典》。此时，五十年的宿愿才实现了。他感到自己的晚年更有了寄托，更有了奔头，更加孜孜不倦地工作。一九七八年十月，终于编成了《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并于一九七九年付印出版。
回顾编纂《藏汉大辞典》的五十年历史，张怡荪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自己为实现沟通藏汉文化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也只有在粉碎
四人帮后的今天，才能实现自己的宿愿。”他说，明年正式出书，自己不过八十九岁，一定能见得到的。现在，他已把自己珍藏的两部《甘珠尔》、一部《丹珠尔》以及几百册藏文典籍捐给了四川民族研究所，让更多藏学研究者阅览。他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
结束访问时，我们深深感到:“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使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有了一个闪光的晚年。
《梧州市志》即将出版，主编问序于我，乃欣然命笔。
梧州可说是我的家乡，岑溪属梧州市管，说是家乡是可以的。我的少年时期，有两段相当长的时间在梧州度过。第一段是抗战时期，这是一段既美好又是血与火的年代，从我来说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躲日本飞机、亲见日本飞机轰炸梧州的灾难岁月。第二段则是己经解放了，初中毕业后就读于一间中等专业学校—梧州财经学校，这是一段阳光普照无比温暖的日子。所以对于梧州，我总有着一种亲切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梧州，在我的脑海里是一个小小的、美丽的、可爱的城市，我总是把她当作我的家乡。
1993年，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把我从高等学校调到广西通志馆工作，馆党组分工我负责城市志。由于这样，我就和梧州市志的编纂结下不解之缘。我们在梧州召开了广西城市志工作会议、参加梧州市志编委会 议、参加梧州市志篇目的审定、参加梧州市志各篇章的评稿、审稿到终审。为《梧州市志》的各项工作，我约略算了一下，可能是六下梧州了吧!我们同梧州市修志同仁一起，为((梧州市志》的编纂，略尽了绵薄。这样，我对梧州的感情就更深了。
梧州有悠久的、光荣的历史，有着优越的区位优势。解放前，梧州为广西乃至岭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梧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正以新的步伐赶上时代发展的节拍。梧州，虽然还是小小的，但变得更美丽、更可爱了。《梧州市志》通过各篇章节目的内容，对此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记述。《梧州市志》确如文子忠同志《序一》所作的评价，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城市志。
从《梧州市志》我们可以了解到梧州的过去，她确实是有过辉煌。例如说，梧州是广西最早建成的城市之一，至今已经2180多年。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镇之一，她是沟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内河大港口。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发岭南修筑灵渠开始，一直到清中叶，梧州这个区位优势和重要位置都一直保持着。到了近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皇朝辟梧州为通商口岸，这是梧州走向世界的标志。梧州进出口贸易额和关税收入都曾达到占广西的90%以上。梧州的地位是她的地理区位优势形成的。她地处西江的上游，郁江与桂江(漓江)交汇处，离梧州上游不远，北流河在藤县与郁江交汇；稍下，贺江又在封开与西江交汇。由郁江西行可达南宁、百色、柳州，上到贵州、云南(古代样柯道就是经红水河下柳江汇西江的)；往北流江可上溯到北流转南流江入海；沿漓江可至桂林经灵渠入湘江，北上洞庭湖。下游经封川沿贺江北上可通贺州至萌诸岭越岭。沿西江东下就更宽阔了，与珠江三角洲连成一片，直达港澳。近代以前，水运是交通的主要运输方式，这就造就了梧州的优越区位优势。在广西现代工业的进程中，梧州也是最先开始工业化迈步的，工业资本总额曾经占广西的70%以上。我一直以为，广西作为大西南出海通道的决策，是包括梧州在内的，这是东连粤港澳的一条东通道。
说这些并不是沉洒于过去的辉煌，而在于了解历史，面向未来。从市志的记述中，我们是否可以说近几十年来，梧州前进的步伐显得弱化了。古代哲人说“悟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现在梧州正需要这种精神。当今世界和中国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不说太远太多，就说香港、澳门胜利回归，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都将出现经济发展的新一轮浪潮。这对梧州来说，带来的机遇是无限的，当然也有挑战，就是机遇本身也是挑战。所以现在是进入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作为家乡人，希望家乡在这新一轮发展浪潮中，迎着潮头获得新的生机。我想，在规划梧州的新发展的时候，《梧州市志》的出版，恰逢其时!我想，《梧州市志》在梧州的新发展、新进军中，必将发挥它应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一本《海港》，听说那时的编辑部在几个月内便可以收到数十部《河港》、《湖港》、《长江码头》之类的小说或剧本，故事基本相似，人物也大体是那么几个，也许支部书记换成了男人。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改变，出版一部揭批“四人帮”迫害一对青年恋人的悲剧，立即便可收到一大批大体类似的拆散情侣的故事，也许姓名和地点不同，也许天气和季节作了更动。
创作，就要“创”，人云亦云，如何能写出好作品?工厂生产茶杯，第一个杯子做出来，经过检查，认为合格，第二个只要和第一个一模一样，便是满分，就可投入市场。写作正好相反，第一篇作品发表，读者拍手称赞，第二篇一模一样，不但不能合格，只能作为废品，而且没法挽救。 为什么会产生这许多内容类似的作品呢?也不一定都延抄袭或思想懒惰。仔细分析一下作者们的来信，多半是因为他们有一股热情，想去适应社会上某种需要，或配合某种思潮，或称之为赶某种浪头。有了这种一窝蜂想法，即使不存心模仿，也会出现一大批互相雷同的作品。
然而赶浪头绝无佳作，不论用什么方法赶。这条路缺少一点独创精神，所以走不得。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一再遇到，更是要不得，姑且也称之为一种赶浪头吧。例如某作者在“四人帮”横行时开始写一部长篇，其中免不了大大地批林批孔一番，还没有写完，“四人帮”倒了台，于是赶忙用墨笔把碍眼的字句涂掉，用红笔把反面人物改为“四人帮”爪牙，批林批孔摇身一变成为批“四人帮”。快则快矣，可惜还是没有赶上，因为他那部作品还未通过出版，我们又要搞四个现代化了。 用这种办法，累死了也赶不上。
作品是反映生活的，总要从生活中去探索，去发掘，才能创造出独到的东西来。
一位作家拿着自己新出版的抒情短诗集跑回家去，高兴地对妻子说:“唉，我这几年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瞧，我的作品全都发表了。你快看看!”
第二天，妻子把书扔给丈夫:“你的得意作品不过如此，我连把它看完的兴趣都没有了。”
丈夫忙问:“是什么地方写得不好?”
妻子:“我随便翻了翻，全书有240首诗，可定价才2. 3元，一首诗算下来不到一分钱，这能让我说你写的这些诗有价值吗?唉，吃一串糖葫芦还比品你的诗有味呢!”
丈夫满腔怒火，却又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