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间，高尔基创作中的这种浪漫主义精神，是继承了俄国文学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传统，但又显然和它们有所不同，即高尔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革命精神的土坡，和俄国正在酝酿着的革命风9-有着血肉的关系。它虽然有时也是通过过去的童话、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却燃烧着革命人民现实生活中理想的火焰。《马卡尔·楚德拉》、《鹰乏歌》、《伊则吉尔老婆子》里的那些“神奇”的形象，“神奇”的故事，分明都凝结着革命人民在凤县前夕的理想和渴望。无论是“英勇的鹰”《鹰之歌》，或者丹柯《伊则吉尔老婆子》，都强烈地表现了人民有力盘捍卫自己相信的事物，不惜牺牲一切地建立丰功伟绩。这就使得这些洋溢着浪漫精神的形象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它们是高尔基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提炼出来又用以鼓舞人民争取解放的理想的火把。
翱翔天空的战斗的鹰，永远不会成为蜷伏在地洞里的蛇，即使死，也要英勇地死去，所以拉吉姆这样唱出了鹰的颂歌:
二啊，勇敢的鹰啊，你在跟仇敌战斗中流了血是将来有一天—你那一点一滴的热血会像火花一样，在人生的黑睹中燃烧起来，在许多勇敢的心里燃起对自由、对光明的狂热的渴望，
“你固然死了!”可是在匆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居的榜样，个人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
现买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台，并不是现实和理想的简单揉合，而是彼此渗透、互为一体地表现在艺术形象创造的各个方面。“十分典型”和“理想的熔铸”，并不是互相排斥，不能融合的。应该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艺术方法特征本身，就存在着这种可能结合的基础。现实主义越是深刻地充分地分析现实，他就越能够在分析的基础上赋予现实发展以理想的表现，接近于浪漫主义的现实描写，而浪漫全义要描绘它的理想的实际生活应有的形式，如高尔基所说，“帮助激起对于现实的革命态度，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功，也必须深刻地分析现实，其结果是对生活现象发展的透视越深刻、真实，也就越接近于现实主义地描写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很多伟大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能使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方法达到某种结合的原因。
至于这种结合的基础和程度，那就要决定于作家的世界观的性质了。
从深刻地反映封建社会现实生活角度来看，《水浒》确实是一本有着很高现实主义成就的作品。构成《水浒》故事情节核心的，是封建社会的尖锐的矛盾—反抗的人民和封建统治者进行战争的矛盾。在《水浒》里，梁山起义军宏大的历史生活的场景，并不是通过一个特定事件展开的，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展开去，广泛地描绘了宋元以来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他的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出现在作者笔下的栩栩如生的性格，也并不完全是农民，这里面有渔民、流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知识分子、流浪江湖的道士，封建官僚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参加了这支起义军。
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种种欺凌和压迫，是怎样逼得普通人民以至于中等阶级都生活不下去，而只有挺而走险了。并且大多数人物都是首先从它的阶级性格中获得了鲜明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在古典小说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造，达到这样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成就，应该说，《水浒》是一部特别突出的作品。
从《三国演义》和《水浒》的艺术形象来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的特征，主要是表现在洋溢着斗争理想的典型性格的创造上。传奇性的情节、夸张的艺术描写、幻想的丰富以至于某些神魔色彩的渲染，应该说都是服务于理想熔铸的典型性格的创造。
中国人民虽然长期处于封建阶级的残酷绕治下，但是他们的无穷的智慧，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斗争精神，却一直照耀着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透过理想熔铸的典型性格表现出它的瑰丽的光彩。这些洋溢着斗争理想充满着无穷智慧的典型性格，既不失其真实的生活性格的丰富特征，而又是经过极大的艺术夸张、参透着深切感人的浪漫精神的结晶品。
象《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的形象，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人物的真实的性格内容。历史人物的诸葛亮就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过，他终究并不是一个全才的人物，所以陈寿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可是，在《三国演义》里，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却把诸葛亮创造成一个具有无穷智慧的人物。
从《三国演义》和《水浒》看来，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无论是“精神”或者“方法”，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性质，也表现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特色。
《三国演义》是一木历史小说，它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清代的朴学家章学诚虽然说它是“七实三虚”，但是，它的“虚”，终究又离不开那七分的史实，如高儒的《百川书志》所说,“……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人……陈叙百年，赅括万事。”作为一本历史小说，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事件，仍然是它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小说作者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对历史生活进行真实的描绘，才能使它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具有真实的说服力。不过，《三国演义》又终究不是历史而是小说，更重要的是它是“采小说”、“通好尚”而写成的。
这“小说”，如我们上面所说，是流传在民间的口头艺术中，特别在汉魏以后不断遭受异民族侵略的条件下，“人心思汉”(“汉”成了汉民族的代名词），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好尚，，对三国的故事和人物。进行了符合自己时代要求的减否评价。尽管这些评价，也混杂着封建正统思想的内容，而由于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在自已所选择的英雄人物身上，按照自己的愿望对他们进行了理想的熔铸，使历史生活具有时代要求的现实内容，提高了某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就不能不采取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在艺术描绘上既忠实于基本的史实，又要从原有史实的基础上生发出典型的情节、典型的性格，并赋予它们以深切感人的浪漫精神的特色。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两个主要的潮流或者叫做倾向，应该说是起源于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身的特点。可以说，人类自有艺术以来就同时具有现实的和理想的因素。到后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才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流派。现实主义者偏重观察，善于描绘客观世界的精确的图画，浪漫主义者偏重想象，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幻想。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实，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历史。
在我国文学史上，这两个流派的开始形成，从诗歌发展来看，几乎在《诗经》和《楚辞》里，就表现出来了。
在小说方面，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流派的形成，却应该是宋元以来说话艺术的发展以至小说、戏曲成为文学史主流的成果。虽然也有人把它追溯到《左传》和《更记》，但它们究竟还是历史文学著作。至于汉魏以来的志怪书，发展到唐传奇，虽然也能看到这两种因素的成长，但也还不能看出它们的全面发展的特征。只有“平话”和“章回小说”的出现，才充分显示了两种流派艺术方法的全面的鲜明的特征。然而，中国小说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发展，又不能用欧洲文学中那种“特殊概念”来解释。在欧洲文学史上对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解释，是和它的整个时代文艺思潮相联系的，壁垒分明。象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俄国的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词夫这些古典作家的作品，就都显示了不同艺术流派的特点，反映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特定阶段的文艺潮流的繁荣景象(当然其中每一个国家的作家，又表现了自己国家的社会思潮的特征，譬如俄国的伟大作家们的创作，就不同于法国的巴尔扎克和雨果)，和资木主义社会以及每个国家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片面地强调现实主义，把浪漫主义看成和现实主义不能相容，或者是有意无意地贬低浪漫主义传统的意义，其结果必然是妨碍我们全面地吸取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批判地分析、继承它们的艺术经验。更何况在我们的优秀的文学遗产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又往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渗透、互为一体地融合在艺术形象的创造里，特别是在杰出的文学作品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两种艺术方法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结合的程度、表现的形式都有所不同，但却很难用一种艺术方法加以概括和总结。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一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一方面固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根据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从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这个方法来的”。一方面也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
因此，这个艺术方法的提出，不仅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百花齐放、广阔自由的天地，也为全面地吸取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重大准则。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艺术方法以后，经过周扬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全面地阐明了这个艺术方法的性质和特征，现在已经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强烈的反应，也促进了文学研究工作的日益活跃。最近看到《文学遗产》上所展开的关于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向题的讨论，很有启发，也想从学习中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当然，运用这个准则全面地分析、研究遗产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及其发展、结合方面的艺术经验，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只想就古典小说艺术方法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