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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蔡锷简介

2024-02-25 02:45:13 文题网 字数: 点击: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洞口县)人,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

蔡锷在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学生时代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

蔡锷

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1]

发动起义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

蔡锷生平(20张)

“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1]

蔡锷进京

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2]。但是,1915年5月25日[3],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4]。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

护国军起义形式图

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5]。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四川战役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6]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7]

逝世

岳麓山蔡锷墓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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