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村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汇演，节目是传统的戏曲。“只看演员们浓重的油彩画满了脸，让人分辨不出真实的模样。”我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只觉得腔调很新奇，是我没听过的曲调。我问妈妈“是新歌么？我怎么没有听过？”妈妈告诉我那是传统戏曲，她也不是很懂。可看着爷爷奶奶辈的邻居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很是纳闷，这咿咿呀呀的，半天才唱一句，有什么好听的。妈妈说，那是爷爷奶奶的童年乐趣。原来在没有电视、智能机的年代，经济条件并不好，村里如果来了这么一次演出，那一定是人山人海的。
我听不出那些戏曲的乐趣在哪，但是我知道了，那是国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痴痴望着老屋斑驳的红漆，娓娓吟着戏曲熟谙的片段，默默抚着手中细腻的绣布，潮汕的韵味又悄无声息地漫过我思念的墙，萦绕在我的心头。
繁忙的学业，庸碌的都市，使日子索然无味，最后一点潮韵都在漆黑的夜空中销声匿迹。
假期，忙里偷闲，我踏上了返乡之路。
陌生的街道在穿梭中渐渐寻回了记忆，车子终是在奶奶的古屋前停下了。灰瓦白墙，雕梁画栋。房檐上浓墨重彩的油花竟也斑驳，裂痕撕扯雕花的门窗。我跨过门槛，叩响了那铜环，也叩醒了老屋。
前院，爬上了些许青苔的古井仍熠熠生辉 ，一旁是爷爷精心侍弄的兰花：墨绿的叶茂密，雪白的花小巧，翠绿的茎柔嫩；明堂，淡雅而极富韵味，梁柱架叠镶嵌；屋顶，是龙凤及仙人走兽的嵌瓷，红梁金雕。倏忽间瞥见厅堂一隅的木椅，光溜溜的把手闪着亮光，我想那定是岁月的额头。木讷之中，尘封的记忆翻涌：爷爷一手持大蒲扇，一手亲昵地搂着我，嘴中絮絮叨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四点金”“下山虎”……
止步后院，飘荡的思绪被悠扬的潮音唤回。我循声望去，寻觅那乐音的源头——
呀！是奶奶在唱戏。收音机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映衬着奶奶咿咿呀呀的“劝郎辞郎郎永绝，殉国殉郎妾应该。”声韵悠扬，拂动梁尘，满屋子的潮音。奶奶蛾眉轻弯，轻甩水袖，巧步生莲，抑扬顿挫，曲儿如月牙弯弯，拨弄着我涌动的心。
“如今国仇未雪志未现，还发安能在此时……”
神差鬼使中，一句《辞郎洲》唱词竟夺口而出。我愕然，羞怯着掩住了嘴，低回婉转间忆起了儿时搬着小板凳，牙牙学语缠着奶奶哼唱潮剧，奶声奶气惹出满屋子的笑闹。
奶奶瞅见我，喜出望外，孩童般止住了哼唱。赶紧卸去行头，慈蔼地拉起我的双手，挽着我的臂膀，坐到绣台旁。她小心翼翼地戴上老花镜，捏起细小、尖如锋芒的银针，娴熟地穿过线，眉头微蹙，炯炯目光盯着绣针。我正襟危坐，亦学着奶奶一丝不苟的模样。
“这是金银锈。”
熟谙地乡音入耳，奶奶和我搭着话，为我讲着潮绣——过针、踏针、捞花瓣、垫底……各式花样在奶奶的绣针上淋漓尽致，看得我如痴如梦。
奶奶粗厚的大手引着我体验巧手生花的意境，空白的布帛上交织出一幅立体的潮绣，是乡间的农耕图：一头大水牯奋力向前，勤劳的农夫左手持鞭，高高扬起却迟迟不肯甩下。记忆再一次拾起：年幼的我摩挲着奶奶的绣布，上面的花有如浮雕，富有立体感，我傻傻地叫嚷着要摘。奶奶自豪地介绍着潮绣独特的垫高绣，我静静地聆听着，一时竟忘了时间。还是那藏匿在墙头的落日提醒我：时候不早啦！
恍惚间，我沿着奶奶的老屋、戏曲、绣布，在光与影的罅隙间，重温那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悠悠潮韵！
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的戏曲颇感兴趣，小时候只觉着西北的秦腔吼起来“咿咿呀呀”的特别热闹，从未深究过它的内涵，长大后才慢慢明白，那质朴的故事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就从《铡美案》的 “秦香莲”说起，以前只觉得她就是几千年男权社会的一个牺牲品，一个“弃妇”形象，现在才慢慢醒悟，她其实才是真正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婚姻和尊严，甚至和至高无上的皇权作斗争 。
“秦香莲”自与陈世美结发以来，操持家务、奉养公婆、生儿育女、织麻纺线供丈夫考取功名，可背信弃义的陈世美却在取得功名后抛妻弃子，摇身一变攀上了高枝做了驸马，傍上了年轻貌美且腰缠万贯的公主做了二奶。
家乡三年大旱，公婆饿死后走投无路的“秦香莲”踏上了千里寻夫之路，手托一双儿女，沿街讨饭好不容易找到京城，却听说丈夫已经新婚再娶，“小三”有权有势是皇帝老儿的闺女。“秦香莲”找丈夫质问，谁知没有人性的丈夫派韩琦赶尽杀绝，连一双年幼的儿女都不放过，此时的“秦香莲”在忍受着双重的践踏，“小三”践踏着她的尊严，丈夫践踏着她的生命。
忍无可忍的“秦香莲”决定捍卫自己的婚姻、尊严和生命，一张状纸告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包拯”那里。
戏曲进行到这里时，有一段最精彩的“秦香莲”和“公主”的PK战：
“公主”一出场就开始摆谱，端着“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臭架子，根本不把“秦香莲”放在眼里，一张口就是审问的腔调，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等一大堆问题。“秦香莲”还想着给人家好歹留点面子，谁知刚提到丈夫陈世美的名字“公主”就破口大骂，咱们且听听她骂了些什么。
“好一个不要脸的货色，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头上连块完整的头巾都没有，衣服破难不堪，脸都成菜色了，还敢说驸马是你的丈夫，你就是一乞丐也想高攀皇亲国戚，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秦香莲”也不是吃素的，今天一见着这位妖艳的“公主”就气不打一处来，刚才又听她一通羞辱更是怒从心头起，想想我一光脚的还怕你这穿鞋的，我凭什么低声下气的让你审问，于是也拉开了架势。
“我当是个怎样的一个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原来和我们村的泼妇差不了多少，我今天总算见了你的半斤八两，你要不是靠着你爹娘老子，你想混成我这样还差一大截呢！你不就是比我出生好点吗？那又怎样？照样找不着男人，还吃我剩下的干粮抢我老公，你可真不害臊，你不会是没人要了吧？就算现在陈世美跟了你，他也不过是冲着你爸的皇权，你家的地位，你以为她真的稀罕你呀！你扪心想想他对你的爱有几分真？我好歹还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你呢？到现在连个蛋都没下一个，没准过不了几年，你还不如我呢。你可别忘了我和他还没离婚呢，就算你爸是皇帝你也不过是我两之间的一个“小三”而已，我才是光明正大的妻子，还敢在我面前摆谱，识相的快给我捧杯茶，跪着叫声姐姐，看我能不能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放陈世美一马，不然别怪我鱼死网破。”
“秦香莲”一翻话说完“公主”脸都绿了，从小到大哪受过这个气，从来都是她仗势欺人，哪轮到别人来“呛”她，可是“秦香莲”说的还正戳到她的软肋，“陈世美”自和她结婚以来，虽然处处奉承讨好，可一个丈夫对妻子真正的爱似乎真的少了点。但不管怎么样“陈世美”都是她的人，绝不能让“秦香莲”夺走更不能让她伤害，可是当时的情形对“公主”却极其不利，最高人民法院的“包拯”还偏袒着那个可恶的女人。
于是“公主”又拿出她唯一的杀手锏，搬来她老妈给她撑腰，试图保住那个现在还属于她的男人“陈世美”。然而“秦香莲”绝不退缩：“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绝不放过你们。”戏剧的最后以“公主”的老妈皇后的妥协，“陈世美”被开封府的铡刀一刀两断为结局，圆满谢幕。
戏曲是落幕了，可是让人回味的东西却太多，从“秦香莲”的身上我看不到自哀自怜的怨妇形象，她凭着一个柔弱的肩膀撑起了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面对着狂妄的“小三”和没有人性的丈夫，她挺直脊梁，不卑不亢，甚至嘲笑“小三”的无能，在她眼里，金枝玉叶的“公主”不过是一个软弱无能仗势欺人的“官二代和富二代”。而自己一心扶持的丈夫变得那样冷酷又无人性之后，便没有任何的留恋，只想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哪怕他位高权重，靠山重重。
“秦香莲”如果在今天绝对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杀得木马、斗得过二奶，打得了小三”看看那个“小三”还敢气焰嚣张，看到这里我真不觉得它是一部戏曲片，而似乎它就是一部女性的励志片。
作者简介
张晨霞，甘肃秦州人，自幼酷爱文学，喜欢随性写作，先后多次发表散文《大山深处的坚守》小小说《迁坟》《勾引》，杂文《先生，小女子笔墨伺候》，杂文《婚姻，单身，谁做主》，曾在红袖添香网站有7万字中篇电子小说，豆腐网的签约作者，豆腐网发表10万字电子小说《你是爱是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中的人与物，感情细腻，落笔独到。
我家有个“戏迷”她就是我的老妈。妈妈对戏曲的热爱程度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她简直把戏曲视为生命，凡是与戏曲有关的内容，她都了如指掌。不信？看看下面这一幕，你就知道她对黄梅戏的痴迷程度了。
那是一个周末，阳光爱上了绘画，以大地为画纸，以光芒为颜料，大笔一挥，为大地涂上了明亮的金黄色。我早早地起来做作业。正当我奋笔勤书之际，妈妈急匆匆地冲到客厅，迅速打开电视，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到了戏曲台。直到此刻，我才得知—妈妈要看寻找七仙女总决赛。
我继续做题，突然一声“好，唱得好！”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忍不住问：“老妈你那么激动干嘛？”妈妈兴奋地回答：“那个吴美娜把董永队的王俊英给PK掉了，怎能让我不激动呢？”我心里想：真是个戏迷啊！无奈之下，我也不再说什么了，能忍则忍吧，谁叫我老妈是这样一个戏迷呢。
家有戏迷，可喜可悲。我从妈妈那里知道了不少关于戏曲的知识，慢慢地迷上了黄梅戏，成了一名“小戏迷”。
众所周知，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东方式的哲学观对文学的创作及其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其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孔孟为渊蔽的儒家思想互为表里，共同组成影响古代作家创作的核心因素。在这种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和模式化的特征。作为这种特征的载体，各种模式和类型又各自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内涵和意蕴。这其中固然有刘彦和所谓“世情”、“时序”的反映，例如唐朝之诗，宋朝之词，元朝之曲，秦汉之文，明清之小说。也有古代知识分子固有审美意趣的积习沉淀。例如采菊东篱，才子佳人，但无论前者抑或后者，均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及内在意蕴。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众多模式中，其源远流长，作品众多而受到文学批评家的搭配以视。事实上。这佳人种批评自明、清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顶峰时期便已出现了。小说巨匠曹雪芹曾在他的《红楼梦》里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这一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那男的必定是个才高八斗的穷秀才，那女的则是知书达礼的千金，偶尔相见，却将家教宗法抛诸脑后，便去跟人私奔。同到后来，那男的却又必定高中状元，一家团圆。曹雪芹在非议这一模式的同时，也对这类小说的作者及其创作心态、动机表示怀疑。今人于天池先生也曾指出这一模式“无非是‘私订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这样的千篇一律的故事”。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多得不胜枚举而又“千篇一律”的作品里，无论其时代背景如何变幻，是太平盛世，抑或是国破家亡;又无论其人物如何变易，是张君瑞和崔莺莺(《西厢记》，抑或是铁中玉和水冰心(《好述传》);更无论其情节铺排得怎样巧妙离奇，在绝大多数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戏曲小说里，其情节的敷演均与后花园这一场景有重大关系。陈世英中秋之夜于后花园抚琴，“感动娄宿”救了月中桂花仙子一难，以至引出一段人神之间的“宿缘仙契”(吴昌龄《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杂剧》)。韩飞卿九龙池上初见柳眉儿，勾动“春心之意”，方才有后花园的一场好戏，又因有后花园的一场好戏才成就这一段姻缘(乔孟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杂剧》)。裴少俊亦是于后花园中认识他那“一个好姐姐”李千金，“后花园权做武陵溪”，“成就了墙头马上”，并于后花园内金屋藏娇，一住经年(白朴(《裴少墙头马上杂剧》)。至于张君瑞之跳墙会莺莺，杜丽娘之春睡梦柳生，更与“花园”密不可分。尤其是《杜丽娘慕色还魂》一剧，杜丽娘因后花园而触动春心，又因后花园而与柳梦梅梦中相会，死后葬于后花园中，最终又在后花园中还魂与柳生相聚，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部展示汤显祖“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至论的著名杂剧里，后花园这一意象无论在作品结构、情节、以及其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上，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显而易见，作为在“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戏曲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后花园不仅是“才子佳人”模式的重要一环，而且逐渐衍生，抽离“才子佳人”的主旨园囿而形成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和审美愈趣的文学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花园”情结。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后花园情结的典型反映，而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后花园情结的最集中表现。几乎整部中国封建贵族家庭的兴衰史都在大观园这个古代封建文化的最大后花园里上演。
正如“才子佳人”模式揭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某些思想和审美倾向一样，后花园情结同样包涵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对后花园情结进行深人的考察和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文学和美学的价值。
日本环境心理学家相马一郎和佐古顺彦在具论著中指出“人从物理的环境中选择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形成了心理学的环境。一人的行为取决心理学的环境为什么能够从物理环境中作为一种刺激而被人类选择，和怎样被人类判断和评价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作为作品主题表达的关键和情节的主要依托，后花园这一场景(意象)具有迥异于一般场景(意象)的物理环境特征及心理学环境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后花园的地理位置、景观特点，以及情节特点等方面。
中国园林艺术历来发达，是世界建筑艺术的一枝奇葩。自上古黄帝的“囿”“圃”至汉代之“苑”，自魏文帝曹的芳林园至清代圆明园，诸如此类，多不胜数，皇家园林以其规模宏大，占地广阔，故一般处于郊外，相对独立。如秦始皇筑秦宫，跨渭水南北，“覆压三百余里，隔天离日”。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谓之日“郊园”。至于私家园林，大者不过数里，如大观园，从荣府“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小者仅只一亩半亩。故而私人园林多紧依房舍住宅，而且多位于主厅正堂之后，因此有“后花园”之称，本文所指，亦就此类私家园林而言。陈从周先生称为“宅园”。
后花园不仅藏于正堂之后，而且往往与书房，客舍等相连，而在作品中，书房客舍正是落拓秀才的主要活动场所。《西厢记》中，崔夫人一家于普救寺“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而崔莺莺每晚于花园内烧香，不过“开了角门儿，将香桌出来”，两者显是紧密相连，不过一墙之隔。张生亦考察研究过“这个花园和俺寺中合着”，在先住处时，“也不要香攒厨，枯木堂。远着南轩，离着东墙，靠着西厢”。正是为以后“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跳墙赴期伏下一着棋子。白仁甫《墙头马上》，裴少俊将李千金洛阳带回家中，“只在后花园中隐藏”他自己则“每日只在后花园中看书”，如是者七年，居然没有给父母发觉。究其原因，除了仆人隐瞒外，还须归功于后花园地利之便。吴昌龄《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杂剧》，陈世英上朝取应，寄居叔父洛阳陈太守府中，在书房中安下，“温习经史”，而“元来书房就在后花园里面。花木清幽，颇堪居止”。正因此，陈世英温习之余，方有夜吟之兴，弹琴之心。引得桂花仙子有私凡之心。
很显然，在作品中，后花园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特点为作品人特提供了优越而合理的活动场所，并在很大程度上使情节的顺畅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作品中其他场景所欠缺的。
不仅如此，基于后花园大多位于正厅主堂之后的位置特点，所以相对于封建家庭内的其他场景，后花园显得比较安全。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历来是受束缚的，至明清二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推行，禁锢更严。《明史》所收的节妇、烈女传比《元史》以上的任何一代至少要多出四倍以上。《牡丹亭》中，杜丽娘因上学略迟，就被腐播陈最良数落教训:“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盟、漱、栉、笋，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就连《西厢记》中红娘这样一个小小丫环，也会以“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非勿听，非礼勿言，勿动”等“先王之道，周公之”责斥张生莺莺因偶出闺门，则被夫人责之“岂不自耻”。可见，在封建社会，未婚女子少年几乎没有可能在酒馆茶市等公共场所发展爱情，就算在私第的厅堂之上，亦难若登天，因为这些场所景是封建道德势力强大之处，相对而言，深藏于厅堂之后的后花园则相当“安全”。在这个宽阔的游玩之所，代表礼教尊严的父母长辈一般在宴客赏花时才偶尔一到，要比厅堂清静得多。可以说，后花园相对安全这一特征为作品情节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充分条件。“欲望要求外界最大限度地提供出满足其欲望的机会”。在当时而言，后花园无疑是绝好的这样一个机会。
后花园在物理环境上的另一特征是景致优美。花园本就为游赏玩乐之所，故园中亭台楼阁，树木花草，莫不精心安排，以期有图画之美。试看以下数例: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后花园环境对作品氛围的渲染以及对作品主人公的默化和启迪。
在后花园情结中，人借助于园这一场所进行活动，在另一方面，园又以其独特的内涵左右着人的思想及行为。如果说，后花园的位置和较为“安全”的特征为自由情感的发生提供了客观环境的话，那么后花园的优美景致，树木花草则是这种情感的催化剂。在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传统自然观里，万物的兴衰枯荣均具有浓重的人格化色彩，而在秀才小姐眼中，作为自然替身的园林景色无疑是这种人格化自然观的一种具体展现。后花园里的花开花落，月缺月圆，燕子成双，蝶儿作对，不可避免地给予他(她)善感的心灵以深深的震憾，鼓励和引导他们追求自然、健康的爱情。《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杂剧》内陈世英寄居叔父后花园内，本拟温习经史，却见“金风浙浙，玉露冷冷。银河耿耿，浩月澄澄”，感慨“是好一片蟾光，着小生对此佳景，怎好便去就寝”于是吟诗弹琴，引出一段风流公案。《西厢记》崔夫人食言，将张生与莺莺“兄妹排连”，莺莺月夜园中见:“云敛睛空，冰轮乍涌;风扫残红，香阶乱拥”而生出“离恨千瑞，闲愁万种”，“他做了个影儿里的情郎，了个画儿里的爱宠。”悲叹:“月儿，你团圆啊，咱却怎生?”这是典型的“以我观物”，物化人情。至于《牡丹亭》里，后花园自然景物的渲染，启迪作用达到了极致。杜丽娘之由生而死，死而复生，全在于倾慕柳梦梅;而得见柳生，又在于后花园春梦;之所以有春梦，又在于偶见后花园“蛇紫焉红”，春光烂漫而勾动春心，引出一段思绪:“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_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笋，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在这里，后花园的景物直接引导、启迪主人公向往自由爱情，追幸福的健康情感，并在情节的推移中催促这种思想情感的发展和成长。在整部作品中，后花园的景物已不再是单纯的场景，而是上升为自由和爱情的启蒙者。
张世君教授在论及《红楼梦》的庭园意趣时曾指出，作品的主旨是表现“静态美”并归纳为“庭静”，“景静”，“人静”。其中庭静指家庭之平静，景静指景物之优美，人静指人物之温文。我们在这里套用，改装一下，用以概括后花园这一意象的环境特征:园静，指后花园之位置静僻;景静指景物之优美。后花园的这些环境特征至为重要，因为“人从物理的环境中选择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形成了心理学的环境;人形成心理学的环境是通过感觉器官和大脑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地理环境又以人的经验作为媒介，为人们提供出心理学环境，行为环境，而人的行为发生下行为环境之中”。显然，后花园的各种地理环境特征在与人物的经验，修养等各方面的认识进行分析，融合后，形成了和谐、协调的心理学环境，引导人物的行为，而最终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后花园情结。
前面曾经提到过，在后花园作品里，后花园是故事情节的依托，这是后花园情结的基本情节特点。当然，这里的所谓依托乃是指其在作品情节中的份量而言，因为在不同的作品里，关于后花园的场景描述多寡悬殊，相差甚远。多者如《牡丹亭》，《惊梦》一出几乎全写后花园，至于《红楼梦》自十七回大观园筑成，元妃省亲之后，绝大多数的故事情节都发生在大观园中，多达数十回。少者如(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写韩飞卿为寻柳眉儿误人王府后花园，不过短短数行文字。但是，长者固然在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短者亦往往是情节的纽带，衔接的关键。假若韩飞卿没有误人后花园，自然不会有后来的误会和喜事;陈世英不于后花园弹琴，则桂花仙子如何有“私凡”之心?在众多作品中，《红楼梦》是体现后花园情节特征的典型。在小说中，大观园的空间布局是对应小说故事情节的坐标系，成为情节依托的载体和连接情节的媒介，小说的故事情节推进几乎一一对应于园内的亭台楼阁，既互相独立，又各自联系，组成作品完整的情节网络。
由于深受后花园环境特征的影响，后花园式的故事情节呈现出另一个特征:情节的理想化和浪漫化。在大多数的后花园作品里，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情节，简化内容，凸出理想，淡化困难。以至在这类以宜传自由爱情为主的作品里，作为障碍的封建家长等人物的形象显得单薄无力，而这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显然并不相符。此外，大团圆的结局也是理想化的典型表现。至于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也具有较浓厚的浪漫色彩，不论是张君瑞与莺莺，还是裴少俊与李千金，还是韩飞卿与柳眉儿，几乎无一例外，全是一见钟情，刻骨铭心。浪漫化的特征还表现在一些作品的神鬼情节上，《牡丹亭》是这类作品的代表。杜丽娘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充满神奇的浪漫主义色彩。
后花园的环境特征和情节特征互相联系，互为依存，共同组成了后花园情结的外部表征，考察和研究这些表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人把握后花园情结的深层意蕴。
关于话剧以及现代戏曲的创作，我也曾写过不少，但育的剧目巳经失去现实的意义，有的则显然自己的评析不正确，因此，我只选了五篇，其中有两篇还是关联到电影的，但因分它们反映了革命历史题材，可以为我的历史剧观点作旁证的r也就收辑在这本集子里了。
从我自己来说，从一九五六年的第一篇到一九六四年的最后一篇，总是反映了我和当代戏剧运动结过一段缘份。近年来，由于想集中一下时间把关于两本论鲁迅作品的书写出来，和戏剧早巳绝“缘”了，倒是又和电影结了“新缘”，或许还要深结下去吧f我很久不怎么看戏了里现在迫我看戏，写评论的朱树兰同志，不只早巳离开《人民日报》，而且过早地在一九八一年就已作古了笼至于一些戏剧刊物的老编辑们，也多数离职休养了。因而我也就更加与戏剧无缘可结了。
选辑这本小书的目的之一，既是为了向这段往昔的结缘告别，也是为了向给我以戏剧知识的老师冯况君教授，以及殷殷催稿的朱树兰同志，表示悼念之情。
一九五三年，我从山大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继续学习，作研究生。即将离开自己心爱的专业了，心情处于矛盾之中。临行前，我把大部分课堂笔记本都留下了，但有两本笔记我还是带到了北京，一本就是冯先生的讲课笔记，另一本则是吕荧先生没有讲完的“文艺学，课程。
到了我走上报纸的工作岗位，用自己的文字与戏曲杯结缘时，也还是从我们的古老的戏曲传统开始的，这本集子里收辑的写得最早也是我的第一篇谈戏的文章，是论《琵琶记》的《作家的主观与作品的客观》。那写作的直接的动因，虽然是一九五六年中国剧协召开的《琵琶记》讨论会.但是，所以有动笔的勇气，也还是因为有了从冯先生那里得夹的一点知识作基础吧，特别是在后来在历史剧的讨论中，有人以《桃花扇》为历史剧范例进行驳难时，倒使我有了温习旧课的机会。
我国的戏曲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瑰宝和精华，但因为它产生的时代的局限，也必然夹杂着不少封建的或消极反动的思想槽粕。在“十七年”中，我们的戏剧战线，象文艺整个战线一样，的确出现过“左，的错误，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党和人民政府对戏曲艺术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建国初期，政务院的“三改政策”，推动了我国戏曲艺术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成绩是巨大的、辉煌的、抹杀不了的。我觉得，即使是现在，对传统的戏曲艺术，采取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柏，还是当前戏曲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