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杂文家对《中流》介绍台湾颜元叔的一篇文章，以及刊登这篇文章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反响的来信来稿，颇为悻悻然，撰写了文章予以抨击，或曰大张挞伐，大概亦即是杂文家们所爱说的“大批判”吧?!初看起来颇有点奇怪，继而仔细拜读杂文家的大作，并且重读了颜元叔的文章及有关的评论之后，似有所悟，产生一些联想，写下上面的题目，把管见书之于后，以就教于广大读者，并非专门作比较文学论文也。
杂文家把介绍颜元叔的文章称之为“引进”，用词本不大恰切，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比例错”了。盖“引进”者也，向“外”人“引”入之谓也；颜元叔先生，居于台湾，仍属我中国领土之内，是炎黄子孙之一分子，是固不必以“外”人视之也。当然，把介绍大陆之外的人、物、事称之为“引进”，作为“引进”的延伸亦无不可，沿用“引进”一词亦无碍，但不必作为讽刺词语用之。
盖改革开放时代“引进”乃正常现象，新时期以来，别人“引进”得还少么?!各种“主义”各种“依德”、“托夫”，“斯基”，洋洋洒洒，亦至于汗牛充栋矣!即以这位杂文家本人而论。不早就引进了一位“被捧得至高无上的”柏杨先生么?所以不应见别人引进就讽刺一番，自己引进就昂昂然而入。不要州官百姓分别对待才是。
不过，窃以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引进，与资金、技术、管理方法等不一样，亦应该有个区别。对于意识形态引进的意见，最恰当的莫过于迅翁的“拿来主义”。迅翁说得对极了：“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但拿来之后要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区别，也就是说要“占有、挑选”。迅翁在《拿来主义》中对鱼翅、鸦片、烟枪、烟灯、姨太太的区别对待，说得何等之好!“接受一切”是迅翁所反对的，这和“拿来主义”全然不同。
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防止和抵制一切腐朽、颓废思想的侵蚀。”我以为意识形态的引进，应该以江泽民同志这个指示为衡量标尺，以确定我们应该引进些什么，不该引进些什么?那么，引进颜元叔违背了这支标尺吗?值得杂文家如此大动肝火，大张挞伐?只要不是像苏晓康之类那样的心肠，都会公正地看到，颜元叔的文章虽有过激偏颇之处，但确是一腔爱国热忱，从祖国这个“大集体”看问题，对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充满自豪感，所以得到读者广泛的认同。从《中流》发表的读者的来信来稿中，都充溢着“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心声。说掀起“颜元叔热”我看是不妥当的，确切地说是掀起“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热潮，这才是事物的真相、本质。这完全符合我们社会主旋律的要求，请问：这有什么不好呢?
早些年杂文家们引进的另一位台湾作家柏杨，被杂文家们捧得比鲁迅还要高的柏杨，掀起的是一股什么热呢?可名之曰：“丑陋”热!什么事不顺心，就来一个“中国人就是丑陋”，一时间贬损民族自尊心的热潮，在一些青年学生当中确实是泛了好一阵子。这与爱国主义自然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杂文家们引进的结果!这种“社会效益”与颜元叔文章的社会效益，究竟谁正谁负，我想，明眼人是一看便知的吧?!
故此，我以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进一是要注意选择，二是要注意引导。切不可如迅翁所批评的“接受一切”，而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如果杂文家不以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为然，那么，听听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如何?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经济领域的引进和文化领域引进的不同：“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小平同志指出的文化领域引进的原则，符合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小平同志的指示我想杂文家是读过的，现在对颜元叔肯定社会主义祖国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的文章“大批判”，而对贬损民族自尊心的《丑陋的中国人》却在唱赞美诗，为什么呢?如果不嫌唐突，套用杂文家文章中的话来说，我颇怀疑他们是不是同意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基本路线。当然，我并不愿这样做，这样想。
杂文家在大张挞伐颜元叔的“教唆”中，追究《中流》引进颜元叔的“动机”，并由“动机”追究“编《中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噫嘻!气势汹汹矣!然而，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时过十多年，声犹在耳。是了，“文革”期间的大“批判”不就是这样的声音吗?杂文家们不是很厌恶“大批判”么?何以竟操起“大批判”的营生来呢?!
《中流》引进颜元叔文章的“动机”，似乎并不难了解，因为有《中流》的“文本”(对不起，用了新潮理论家引进的时髦名词)在，那专栏就叫做“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白纸黑字，昭然在目，何劳杂文家穷追冥搜!这动机不就是想借此激起爱我中华、壮我中华的热情而已，作为一般读者也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至于杂文家气势汹汹追究“编《中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似乎颇有点滑稽了!想激起热爱中华，壮我中华热情的《中流》编者会是什么人?至少是爱我中华的人物吧!这可以从《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作品中找到他们的思想脉络，这也是白纸黑字，昭然在目的。杂文家气势汹汹、气壮如牛追究到底是什么人，用意何在?是不是想如“文革”期间上纲上线，投之于图固之中呢?但是，杂文家们不是口口声声说别人搞“文革”“大批判”，他们不是很反“文革”很反“大批判”的么?何以言行如此不一?杂文家“说”别人“气急败坏”，这种气势汹汹地祭起“追查”究竟是什么人的“法宝”!这才真正是有点“气急败坏”的症候了。按迅翁的意见，辱骂不是战斗，恐吓也不是战斗。杂文家虽然认为迅翁比不上柏杨，但对迅翁这个观点还是赞同的，记得他在文章中引用过。
我以为，对于别人的引进，如有不同看法，自然是正常的；但应该平心静气地讨论分析，不应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上纲上线。譬如说颜元叔，他的文章的主旨是呼吁大家爱国；即使祖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还穷困，产生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乃至悲剧，但还是应该爱自己的祖国，艰苦奋斗，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作为一个居于大陆之外的学者，如此热忱是十分宝贵的，就是从统一战线的角度，也应该赞扬这种精神。他的文章分明不是讲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水土保持的论文，又何劳杂文家抓住这一点，喋喋不休，追动机、查刊物、究编者是什么人等，这岂非太可笑了!这种作法要说“左”，那是够“左”的了。试想，如果别人不同意杂文家引进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那么人家追杂文家的动机，斥杂文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杂文家又会作何感想呢?
既然说到“动机”，有一点我倒是感到要和“动机”联系才能说得清楚的。邓小平同志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抓整顿风气时说：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而我们的原子弹也是在五六十年代研制成功的。可见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确实是有过自己的光辉灿烂的时代。可是杂文家的文章却阴阳怪气地说：有人建议搞一个“左”派特区，让那些老是留恋50年代、60年代生活的人，在“特区”里重过一番那种“幸福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我想，小平同志这篇《讲话》杂文家必定是看过的，那么，写这段文字的“动机”是什么呢?能不能套用杂文家所说“我颇怀疑他们是不是同意这个论断”。能不能说他是有针对性呢?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概骂倒，这不有点“左”得出奇了。
现在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诬指别人的正常批评、商榷、讨论为“大批判”、“打棍子”，就像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其实这种人自己却是真正白场高“大批判”、“打棍子”。他们采用“文革”时所用的种种手法：歪曲别人观点、上纲上线、谩骂、诬蔑、造谣……总而言之，把“文革”期间评《海瑞罢官》、“三家村”时用的种种法宝，统统搬了出来。有一本什么《备忘录》当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大批判”、“打棍子”的货色，连语言都同“文革”时期“大批判”文章如出一辙。大家如有兴趣不妨把这本什么《备忘录》找来看看；如果没有时间，则可把它的“导言”、“后记”欣赏一番，就可以领略它的特色了。这些文章的“动机”又是什么?我想读者诸君是不难看出的。
对于颜元叔先生所说的吃两辈子苦取得的成就，杂文家感到“难名的悲愤”。“难名”吗?杂文家怀着“悲天悯人”的感情，完全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特别以嘲笑的口吻抨击颜元叔赞扬的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所取得的成就。分析清楚这一点，杂文家“难名”的“名”是什么内涵，也就明明白白了。
诚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实受到“左”的干扰，有过不少错误、失误，乃至像“大跃进”、“文化革命”那样全局性的灾难性的错误。对于“左”的那一套笔者深受其害，对之深恶痛绝。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我们祖国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大概不是“昏话”吧，杂文家先生!而颜元叔所说“吃两辈子苦”“取得三四辈子的成就”就正是说的这个伟大成就。可惜杂文家却把他们的话歪曲为“大跃进和‘文革’”，了。杂文家不愧是偷换概念的能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就是“大跃进和‘文革”，吗?到底是谁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呢?杂文家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大跃进和‘文革”，画等号，完全否定五六十年代，这难道符合《决议》精神吗?请再读读《决议》“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三部分如何?因为杂文家怀疑别人是不是同意《决议》，那么他是一定读过而且不怀疑的了，所以不必多引原文。这里想请杂文家读一读的是小平同志的结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儿百年、儿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这就是三四辈子的成就!再请杂文家读一读小平同志另一段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这些总结，杂文家是不是同意呢?!“站起来”总是要花力气的，特别是被人家打倒趴下之后要站起来，就更得花力气。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就更是如此。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已经被种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打得趴在地下一百多年了。人民当家作主以后，要赶上别的民族，不花大力气行吗?正由于此，我们多少人民，为站起来花了多大的代价；付出这些代价使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站住了!对这种艰苦奋斗、前仆后继的精神，对于这些成就，难道不值得我们赞颂、敬佩?!这该不又是“昏话”吧，杂文家同志!
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的路怎样走，没有现成的蓝图，只能是“摸着石子过河”。对这一点，我想包括杂文家在内的许许多多人，大概都未必有完整的“建国方略”。正由于此，犯了错误，乃至 犯了“大跃进”、“文革”那样大的错误。这自然是个悲剧。但由此一笔抹掉整个建国以来的成就，难道是符合事实的吗?还是应该像小平同志所说：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要用形而上学的方法错误总结历史，因为这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无助于改革开放的事业，更无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对于过去产生的失误和错误，对失误、错误造成的种种悲剧，应该怎样对待，一位受到大家尊敬的文艺界老前辈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沉洒在那种不满、埋怨、一味愤愤不平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里面，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颜元叔的文章，正是想从一个方而来说明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正可启发人们不必沉洒于消极情绪之中。而杂文家一味悲愤，正是沉酒于那种消极情绪之中了。杂文家引进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大概也正是沉洒于不满、埋怨、愤愤不平之类的情绪所至。这样，杂文家“难名悲愤”的“名”是不是清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