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星星盼月亮，我们已经有三年没有进行过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了。今天可终于盼到了疫情后的第一次社会实践。
在社会实践的前一天晚上，我一整晚都睡不着，早早的就将第二天的行李收拾好了，然后躺在床上特别的兴奋，幻想着第二天的场景。
总算熬过了一整晚，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早早地就收拾好书包去学校等待着同学。这次我准备了相机，希望能记录社会实践的美好瞬间。这让我原本就期待春游的心情又多了一份期待。
等同学都到齐，导游给我们讲了一下需要注意的安全措施后我们就坐大巴车出发了。
约90分钟之后，我们便来到了位于大鹏新区的国家地质公园。一下车，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建筑，上面刻着几个醒目的金色大字，写着"国家地质公园"。
一进到场馆内，看见的便是一个巨大的地球，还有四周的墙都是一个个可以触控的屏幕，于是我们就在这边兴奋的参观着。
往里走，便是石头的展览。一块一块的石头被放在一个单独的胆管内，非常珍贵。在这里面我看到了黑岩石还有很多钻石，它上面还标明了开采地，而且还可以扫码了解他的来世今生。走上楼梯我们便来到了二楼，二楼主要是讲国家地质公园附近大鹏新区的一些奇特地形。大鹏新区多数处于大鹏半岛境内，那有许多的山包围着，是一个天然的生态屏障，也造就了大鹏境内有着许多旅游景点，成为深圳名副其实的生态旅游区，而且它的海岸线也特别的长，由于是半岛的原因，它三面环海，只有一面是与陆地连接着，因此便诞生了许多著名且好看的沙滩，比如西冲沙滩、杨梅坑沙滩、玫瑰海岸等等，这些海滩更是拍摄胜地，因此有"美丽大鹏"的美誉。
最后我们在国家地质公园的门口拍了张合照为青春留下倩影后。便前往南澳第一沙滩的烧烤园吃烧烤。
十分钟后，我们便来到了烧烤园，映入我们眼前的是许许多多张桌子，有些桌子上还有同学在吃烧烤。我们被安排到了五张桌子，一张桌子可以供十个人烧烤。只见一个硕大的长方形桌子，中间是一个圆形的烧烤区域，里面放着许多木炭。旁边放着许多我们需要用到的烧烤料及一些食材，这些食材包括白白胖胖的馒头、新鲜的肉类、葱葱郁郁的青菜等等，荤素搭配非常的好。
接下来，我们的组长便首当其冲，他拿起一个烤箱便放在中间烧烤区域，刷了刷油，倒了点酱油并放在架子上烧烤。只见他卡在那上面，便专注的与同学们聊天。这时烧烤棍插入了火炭中，他浑然不知，等他注意到的时候，烧烤的那根棍子都已经烧焦了。于是，第一个烧烤，我们便失败了；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之后我们都纷纷试了起来。虽然烤出的多是败品，但我们也从中逐渐掌握了其中的要领。烧烤并不是要快，而是要专注，只有专注才能把烧烤考好。只要有耐心就能烤出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
在这其中，还发生了许多趣事。我们组的一位组员一不小心将食用油倒到了火炭中，结果火炭升起了一股大火，我们几个手足无措，赶忙将矿泉水倒进去。结果，冒出了一堆浓烟，把我们个个被熏得脸上乌漆抹黑的，被烟呛得一直咳，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相视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我们童年时的宝贵经历。是我们童年时美好的回忆。在我们耐心专注的努力下，我们都能品尝到自己亲身烤得烧烤，那种味道是非一般的味道，那种味道是努力过后成功的味道。
吃完了烧烤后，我们便来到了沙滩上进行娱乐项目。我们首先玩了拔河。由于天气过于炎热，所以就只有一半的同学参加了这个项目，导致我们班对战四个班全败。这让我体会到了团结才是力量，只有发挥团队精神，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攻克难。
接着我们便来玩毛毛虫，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一群人提着一个毛毛虫往前冲。男生，女生看看谁更快？由于我们男生没有认真的投入，导致女生反超了我们。这让我明白了，同心协力，互相合作，只有付出才能胜利的重要性。
在欢声笑语中我们结束了这次快乐而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所教会我的道理将伴我成长：在我们平时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团队合作，这样才能将困难迎刃而解。我们只有靠自己亲身体会，实践才能得真知。
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过一次著名的“青蛙实验”。实验人员先将一只活青蛙抛向沸腾的油锅中，生死存亡之际，青蛙异常敏捷，后腿使劲一蹬，跳出油锅，死里逃生。然而接下来当青蛙悠然地在凉水中游动时，实验人员开始给锅中的水加热。水温渐渐升高。对即将到来的危险青蛙却没有一丝觉察。水沸腾了，青蛙葬身锅底。
如此“生于优患，死于安乐”的又何止是青蛙呢?早在几千年前，大思想家孟子就将它推广到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及其治国之理。今天，人类已进人高科技时代，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这古老的哲理依然导演着一幕幕悲喜剧。
做过学生的大都有这样的感受:手捧红灯高挂的试卷，悔恨的泪水即将夺眶而出之时，最易痛下决心，发誓发愤读书。一段“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之后，成绩定有起色。若每天面对着作业本上一两道错题，多数人会不以为然。不痛不痒中，错题越积越多。终于，当坐在考场上时，便如同那只经历了凉水温水而始终优哉、游哉，及至水沸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青蛙，望题兴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固然正确，但若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做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准备，心存一丝优患意识，及时弥补学习上的缺陷，纠正错误，又何需一次次地经历痛心疾首的时刻呢?
同样的道理，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因一两个小螺丝松了而未被发现，天长日久便会停止运转;下设多个细小部门的工厂、企业因不注意职员的福利、精神状况、道德素质、主人翁责任感的培养，不注意日常琐碎、经费开支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最终会导致人心涣散，开支混乱，信誉每况愈下，企业陷入危机。若是在日常检修机器工作中，多一分认真，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松了的小螺丝;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注意到每一个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细小的方面，便不必等到即将关门大吉之时才搜肠刮肚，割肉补疮。一句话，在工作中，若防徽杜渐，不放过点滴错误，哪会有“后悔莫急”之无奈呢?
谈完了学习、工作，说到治国。孟子说:“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话昭示人们臣不贤甚于“敌国外患”。其实火山地震、洪水猛兽、敌国外患固然可怕，只要众人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总会战胜天灾人祸的;盗窃抢劫固然可恶，只要群防群治总能减少损失。与之相比，外表冠冕堂皇而内里却贪污受贿、奢侈浪费才如那锅正在升温的水，在不知不觉中，腐化了我们的干部队伍，站污了人们的思想，吞噬了我们的劳动成果，其后果甚于洪水猛兽。
人类贵为万物之尊，有智慧、有思想，如能多些忧患意识，防微杜渐“青蛙悲剧”就会少一些。
鲁迅先生自己后来就对‘阿Q进行过相当精到的阶级分析。鲁迅先生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这样说：“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在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上海乡下，恐怕还有人戴。”从鲁迅先生这段话里，我们不是可以明白地看到：在鲁迅先生看来，阿Q首先是一个农民；然而，阿Q又是一个流浪雇农，因此身上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流浪雇农，而不是流氓无产者，所以要给阿Q戴一顶流氓相十足的瓜皮小帽，就不是阿Q了。由此可见，阿Q身上的性格，实际上只是概括了他所属的时代阶级—辛亥革命前后的流浪雇农的某些性格，而绝对不是什么超阶级、超阶级的典型。
既然阿Q是一个落后的流浪雇农的典型，阿Q的性格只是概括了他所属的阶级的性格特征，那末，为什么“曾有一些小政客和小官僚疑神疑鬼，以为是在讽刺他们”，为什么阿Q这个“共名”“又最先流行在知识青年中”?正是由于这样，何其芳同志才认为“的确似乎并非一个阶级的现象”，而另一些同志才认为是“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东西。这是坚持“共名”说的同志的一个很主要的论据，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我想这些现象不外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首先，这是人们常说的“作品的客观效果大于形象本身”这一规律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也是这样，它在客观效果上也更带普遍性。像阿Q那样，虽然他是一个流浪雇农的典型，但就其社会美学意义来说，又不只是限于其所属阶级了。文艺作品的社会美学意义与典型本身有关联，但终究不是一回事；不能因典型在社会美学意义的范畴上不仅属于其所属阶级，就说典型是什么“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并非一个阶级特有的现象。”当《阿Q正传》发表时，许多小官僚、政客们惴惴不安，许多知识青年也以阿Q这一形象相互批评，就是属于社会美学意义这一范畴的现象。其次，上面说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阶级性。当然，在阶级社会里，阶级与阶级之间并非绝缘的，而是处于刘‘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阿Q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未庄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他身上种种消极、可耻的东西，都是从统治阶级那里接受来的。在阿Q身上的从统治阶级接受来的种种思想，虽然在本质上、表现形式上和统治阶级原来的都不同，但仍会有某些类似之点。因此，当这些消极、可耻的东西被形象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依然会使统治阶级以为是影射自己而惶惶不安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人性异化的过程来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阶级分化之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是没有阶级性而只有“人类的共同本性”的。在人类社会发生阶级分化之后，“人类的共同本性”也就经历着“异化”的过程，由统一的“人类的共同本性”分裂成各个阶级的阶级性。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由于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压迫性以及互相之间的争夺性，先前的“人类的共同本性”在剥削阶级那里没有丝毫被继承下来。只有劳动者阶级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类共同本性”(诸如在共同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大公无私，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勇敢、勤劳、机智、坚韧、刻苦等优良品质)，继承了下来加以发展，形成自己阶级的阶级性。但是，在人类共同本性的“异化”过程中，劳动阶级仍然会受剥削阶级的阶级性所渗透，而形成自己阶级的性格弱点；而剥削阶级的叛逆者或其先进人物，也会接受劳动的阶级的影响而形成某些性格上的优点。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劳动阶级身上的弱点，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剥削阶级的；而剥削阶级的先进者身上的某些优点，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劳动阶级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进步文艺中一切批判性的典型形象(不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客观上对一切剥削阶级都有批判作用；而进步文艺中一切歌颂性的正面典型，都会使劳动阶级得到鼓舞。正是由于这样，阿Q性格上的消极、可耻的东西，会使一些剥削阶级的人物以为是在写自己；而诸葛亮这个形象，会使劳动人民感到亲切。这难道能够撇开阶级分析，用“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典型理论来解释得清楚的吗?
从上面的简略分析中可以看出，所谓典型“概括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理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些看来比较复杂的文艺现象，是完全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的。
主张“共名”说的同志，大概由于看到典型是超阶级、超时代这种说法的错误太明显了，因而就把所谓“典型性格的核心”或者说成“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如梁长森同志)，从典型形象中分离出来，成为抽象的概念，说这么个抽象的东西，是“概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的相同或近似的精神状态”。如堂·吉诃德抽象成“主观主义”，诸葛亮被抽象成“有智慧有预见”，贾宝玉被抽象成“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林黛玉被抽象成“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曹操是“奸诈”，葛朗台是“铿吝”，奥勃洛莫夫“懒惰”，奥赛罗是“嫉妒”等等。这么一来，就把活生生的典型性格从具体的典型环境中抽象出来，从典型人物身上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样的研究，从方法论来说是错误的。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指出：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怎么可能设想离开典型环境，寓开典型本身抽象地谈什么空洞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性格核心”呢?这种抽象的思辨方式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抽象地谈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性格核心”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例如说奥赛罗“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或说“性格核心”)是“嫉妒”，那么《奥赛罗》中的埃古“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不也是“嫉妒”吗?他嫉妒奥赛罗获得了苔丝德梦娜的爱情；他嫉妒凯西奥得到奥赛罗副将的位置；他嫉妒别人的美德、别人的知识、别人的金钱以至别人的外貌……总之他嫉妒世上一切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难道我们能够根据“共名”说的理论认为这两个典型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典型性格吗?再如说贾宝玉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或说“性格核心”)是“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那么《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也是为许多女孩子喜欢着而他也“多情”地喜欢着许多女孩子吗?难道又能够认为这两个典型也是同属一种类型人物吗?这样的“共名”说有什么科学性呢?这样的“共名”说有可能把典型的研究导向超阶级、超时代的错误道路上去。
我们从何其芳同志对一些典型的概括中，就可以约略窥见“共名”说的严重后果了。譬如何其芳同志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认为林黛玉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认为贾政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所谓严父的典型”；认为凤姐“是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女性”等等。这样概括典型，我们就不禁要问：她(他)们的阶级属性到底是什么?这样概括典型，难道没有超阶级的嫌疑吗?这，看来就是“共名”说的实质之所在。看来，应该引一大段大家都很熟悉的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了：“‘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上而我们对“共名”说试着作了评析，至于有哪几分是对的，就有待于读者及蔡仪、梁长森等同志教正了。可惜，我们大家都尊敬的何其芳同志已经去世，无法再听到他的教诲了，这实在是万分遗憾的事。那么，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此来作为对他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