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
我兜里常年带着三把钥匙：一把家门的，一把班门的，还有一把车钥匙。
记得初一住宿时，尽管受到老师、同学们的很多照顾，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心中总免不了荡起对家的思念。又是一个不眠夜，“举头望明月”，只见窗外的月光照射进来，钥匙也闪着银辉。我看着钥匙，就仿佛看到了家门，也看到了家门内亲人们的笑脸，心中更是想念了。
另一把是班门的钥匙。黑柄，金属部分也由银白而渐渐发黄。初一住宿，每次开关门，放学安检的责任也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一开始，我还算尽职尽责，每天早早开门，下午放学也坚守到最后。但慢慢地，我开始疏懒起来，尤其是在不再住宿之后，最初的“门神”也变成了一个“晚出早归”的人。兜里面的钥匙似乎意义不大了，终于，在我这样不负责任的工作下，安检被年级扣了五分，老师也严厉地批评了我。记得当时我很愧疚，低着头，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从那天开始，我又肩负起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关灯、关窗、锁门……在把班门锁好的那一刻，我的心才彻底安静下来。
最后一把是最小的车钥匙。每天放学坐车后，我还需要骑行一段才能到家，去上学时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早上上学时为了挤公交，我随意将车子停在一边，拿钥匙一锁就了事了，结果等到下午回家的时候，绕着周围转了好几圈，也不见我亲爱的自行车的踪迹，心中陡然一惊，凉了半截，一拍脑门，难道我没锁车？我心急如焚却又无济于事。因为没有了车子，没有了锁，这把钥匙也没用了，但我仍没有把它丢掉，每每看到它，就好像在提醒我做事要细心认真。
这就是我的三把钥匙，它们记录着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伴我成长。
（一）班级贪吃鬼
已知：她很贪吃！
求：她是谁？
解：有一次，从裤兜里拿出一颗糖放在桌面，正准备丢进嘴巴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双“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手里的糖。天啊，口水都流出来了，她肯定要抢我的糖了，我得想个办法才行！于是，我转过身，低下头，迅速把糖丢进了嘴巴，然后再按原样把糖纸包装好放回桌面。
果然，一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手向糖纸抓去，可她千想万想没想到我这个“诸葛亮”早已识破她的“图谋”。她打开糖纸，发现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气得直跺脚。亲爱的同学，你知道她是谁了吗？
（二）班级小诗人
已知：他读古诗很独特。
求：他是谁？
解： 他上课读古诗，总喜欢像古时候“私塾”学生似的朗读。有一次，同学们一起朗读《梅花》，他拉长语调，边读边摇头，像是在表演杂技。“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慢慢地，全班只剩下他一个人朗读的声音，其他同学都在“欣赏”他的“表演”。等他发现怎么只剩自己一个人朗读时，眼睛惊得大大的，一脸困惑，猜测班上是否发生了什么“奇异事件”。看着大家哄堂大笑，他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他一脸茫然地笑，惹得大家笑得更欢了。亲爱的同学，你知道他是谁了吗？（指导老师：陈席荣）
兜里揣着“教授”名片，坐广九直通车赴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感觉还是蛮不错的。谁知在直通车上听人讲了个笑话，便将“教授”的感觉一“笑”而光。这笑话说某车匪洗劫列车上的乘客，在一位乘客身上只搜出十元钱，车匪问“你是干什么的”，乘客答“大学教授”，车匪说“我送你五十元，你下去吧”。
抵港的第一天，我们应邀到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黄德伟教授家做客，黄宅的宽敞和典雅，让人吃惊。进门一个大客厅，少说也有C平方米，客厅的南北两面，全部是大落地窗，向南，可以拥抱大海;向北.则可以背靠小湖。黄先生人很随和，说是让我们自由参观。我仔细地数了数，黄先生有四个客厅，四个卫生间，四个电话，四台电脑。我曾经听一位研究结构主义美学的朋友说过:四，是一种最佳的结构。那么，黄教授的住宅，在中国(包括大陆和港澳)，大概也是属于“最佳”吧。在大陆，不要说是博士生导师，就是学部委员，也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在这样的房子里做学问，那才……
那才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然后，黄先生带我去港大的办公楼参观他的办公室。香港的大学教师，每人都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配有电话、电脑、电视、录像、空调等设备。他们接待来访的客人，一般都是在办公室里。几天后，我倒香港岭南学院拜访梁锡华教授，发现他的办公室更宽敞，里里外外共有五间，最外面的一间还有一位负责接待和打字的小姐。坐在梁先生的大写字台前的沙发上，想起我供职的那所大学，不用说个人办公室，全系十几名教师，连一个共用的办公室都没有。客人来访，只好光临寒舍;主客对话，一家老小都得被迫当听众。
晚上就在港大的教员食堂用餐。我把它称为“食堂”，其实比外面的高档餐厅还要高档。这里有西餐厅、中餐厅，还有酒吧，侍者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来这里用餐的，大多是在港大供职的各国专家、学者，因此不会有豪华餐厅里常见的那种奢侈、喧闹和炫耀。港大的教师在这里用餐，不用付现金，在“买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从工资里扣出。，
港大教授的工资是每月七万港币，这等于我所在系全体教师工资的总和再乘以5。我认识京城的一位名教授，在香港某大学做访问学者，月薪五千港币，这个收人够吓人的了。来香港后才知道，五千港币在这里是打工仔的最低工资，而七万港币在香港可以买一辆中档的小轿车。黄先生开着他自己的奔驰，载着我们逛香港的风景，访香港的大学，双手很潇洒地放在方向盘上，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讨论李义山诗歌的心理学内涵和后殖民主义电影的美学品格。我暗白磋叹:这才叫学者，这才叫教授。
本人跻身于“教授”之列，踩着破自行车去菜场买菜，为了几分钱几两秤与菜农讨价还价，买了几毛钱的便宜可以兴奋好几个小时—如此这般，到哪儿去找“教授”的感觉?来香港的第二天，香港政府设自助酒会款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