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附中六年，教过我的老师有几十位。对我影响最深，也是我所最敬佩的就是毛鹤龄老师。
毛老师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单身一人住在大操场南端老师宿舍小院的一间南房里。她身体不太好，有比较严重的胃病，面色苍白，嘴唇也没有血色。她戴着一副度数不浅的眼镜，穿一件合身的兰色或灰色旗袍，还总带着摺痕，显得特别雅气。毛老师在讲台上几乎不笑，只在等待同学回答她提的问题时才有时嘴角向上翘一下。在课后或实验课上，她却常常微笑着与同学交谈。
她写有一笔漂亮的板书，潇洒而坚定。不少同学在羡慕之余，都模仿她的字体。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没学到手，但已成为我后来字体的基础。她讲话精练，逻辑性强，没有虚词和哆嗦之处，言简意赅。这也成为我为自己树立的目标。她从不厉声责备学生，更不用刺伤自尊心的言词。所以，毛老师给同学们的感觉是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
她备课极认真，内容和时间的分配非常合适。原理与实例;概念与推导;讲解与提问搭配得当，有先有后，有轻有重，相得益彰。每当下课铃响，恰好到一个段落。因此，每节课下来都有明确的收获，课后也无须更多地复习。若有时间，就看看毛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我们那时大多“同步”地参看萨本栋的“大学物理”，以便从不同的角度加深理解。物理和其他课程不同，既要建立概念(来自自然界)，又要有数学计算——使之量化，弄不好两者就会偏废。而毛老师却能在力、热、声、光、电各部分都把物理概念和方程式推导结合得很好。这使我们这些后来学工科的同学受益终生。我参加工作后，曾代过高中代数课和物理课，后来又讲授过大学“电工学”、“电气测量”和“可行性评估”等课程，都曾力求效仿毛老师的讲课方法。但却深感“学之不易”。
有一次上物理课，从不迟到的毛老师没来。我那时是“学习班长”，便找到老师宿舍。原来毛老师的胃病又犯了，刚刚服过药，正用手使劲按压在心口上。她说让同学们稍等，剧痛过后就来上课。看着毛老师惨白的面孔，额上的汗珠，以及桌上那又干，又冷，又硬的半个馒头，我心酸得差点哭了出来。多少次在课堂上，毛老师曾用手按住心口，坚持讲课。她为我们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毛老师发现我们几个同学喜欢组装模型飞机和收音机，就动员我们帮助实验室刘惟一老师修理实验仪器，准备实验。我们特别高兴，下课后在刘老师的指导下一件件修好，一组组摆好。这大大提高了我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和动手能力。后来，除一人外，我们几个都到清华和北洋(天津大学)学了电机和机械。到如今，我这个七旬老人还不停地修修装装，兴趣盎然。
1948年底，北平解放。一天，杨国楠同学没有到校，大家并没有介意。课间操时，毛老师来我们教室，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派出所将杨国楠扣留。这是因为他装配收音机的零件全部乱摊在桌上，被怀疑是特务。而“特务登记处”的一位女干部恰好是毛老师的同学，于是打电话向毛老师了解情况。毛老师当即把我们只是爱好装配，还协助实验室工作，没有任何违法活动的事实做了解释和保证。第二天，杨国楠就来上学了。1949年，他果然考人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分配到成都电讯工程学校，执教一生，1996年见到杨国楠时，他还讲起这段奇特的经历，念念不忘毛老师替他“保释”的恩情哪!
解放后，毛老师先后担负了不少社会工作。她总是像她讲课那样，认认真真地去完成。从绒线胡同到北太平庄，直到后来她坐上了轮椅，我曾多次看望她。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我出差回来，才看到毛老师病逝的讣告，以致没能赶上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来，在附中举办的追忆会上，我献上了一首“满江红”，以怀念恩师毛鹤龄:
南下甫返，
接讣告，泪湿襟衫，
毛老师催病多载，磕返西天。
扶椅聆教九月天，
声貌常留四十年。
憾未及顿首拜遗容，恨归晚。
干四化，宏图展，
教科文，必当先，
改革开放，我党定坤乾。
喜观前途年华锦，
惜叹乏力白发添。
愿奋斗余生觅峥嵘，
承师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