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共分三部，反映八年的沦陷生活，生活容量大，涉及抗战中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50多起，人物、阶层复杂，小羊圈胡同有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有孤儿寡母小夫妻;有独门独院的祁家、钱家、冠家，有七八家挤在一起的大杂院;有做买卖的祁天佑，有不问世事的钱默吟;有出走抗日的祁瑞全、摔死一车鬼子兵的钱仲石，有好吃徽做、无耻而没心没肺的祁瑞丰、媚敌求荣的冠晓荷。
在八年亡国奴的生活中，小羊圈的人们生老病死，而更多的是顽强地活了下来，迎来了日本投降的这一天。 老舍先生曾自谦地说:“我只不过是善于讲故事而已。”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先生截取的是生活中一个断面—北平沦陷期间，反映了横向的生活—小羊圈胡同的居民们的亡国奴的生活。故事情节互为因果。例如钱仲石摔死了日本兵，冠晓荷就要以此作为巴结日本人的资本，在大赤包的怂恿下告了密，这是他堕落的开始，也是钱先生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的开始。 这篇小说以祁家、钱家、冠家的生活及家庭变化为主要线索，在沦陷之前，祁老人对生活的要求仅是能让他过上八十岁的生日，这是他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的长孙祁瑞宣是个有民族自尊心，又有家庭伦理观念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钱默吟是个不问世事，一心养花、饮酒的诗人，冠晓荷原来是税务局长，后丢官在家，成天吃喝玩乐，被祁、钱两家瞧不起。
北京沦陷后，祁老人开始认为最多不过三个月，后来开始为自己过不好生日恨日本人，再后来才认识到日本人不仅是不让他一个人过生日，是不让中国人活了，当他的小曾孙女饿死后，他抱着她直接找日本算账去了。祁瑞宣在沦陷初期为尽孝没能与瑞全一起离开北平，但在后期也参与到反日的各项活动中来，钱默吟先生，在逆境中从事抗日活动，冠晓荷、大赤包夫妇是鲜廉寡耻的典型，只要有官做、有钱楼、能讨得日本人高兴，他们什么都愿意去做，最后也得到应有的报应。小说把这三户人家—具体的、有限的时间和小天地里的中国平民在北平八年沦陷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升华与沉淀，从有限的世界见出无限的世界，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化积淀中的精粹与糟粕。
我是1949年插班人师大附中三部，1951年保送人本校高中，1954年毕业考人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85年为协助创办深圳大学，任该校控制及机电工程系主任至1996年退休回京。
在附中学习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段，使我终生难忘。一师大附中规模最大时曾有四个部，局外人认为当时仅是为了“占地盘”的措施，实际上有更深的意义，是扩大办学规模，实现我国传统教育和党的教育方针相结合的一次实验。
刚解放的1949年，一批在解放区主管教育的同志和具有代表性的中学—华北育才中学来到当时的北平，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校校长、时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党组负责人郝人初同志。如何办好新中国的中等教育，就选了当时北京惟一的国立中学、闻名全国的师大附中与育才中学合并，并扩大办学规模进行试点。
要办好一所学校，办学方针、硬件、师资和生源几方面是关键，附中对几方面都很重视，并贯彻到办学实践中去。现仅以我在附中五年的亲身经历回忆于此。当时的校部在和平门一部，二三部虽远在北城，但开学、结业典礼及重大活动如运动会、开国典礼、斯大林追悼会等均要到一部进行，所以对一部情况也略知一二，不确切处请当时老师同学指正。
办学首要的是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师大附中历史上是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但解放初在党直接领导下应该如何办并扩大影响，还是新课题。当时，虽还未.正式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但我校就在朝这方面实践，正如校歌歌词所说“……理论实际要一致，开着校门向工农，爱祖国、爱人民、爱护公物，爱劳动，健康好学团结前进……”这就是当时我校的办学方针，而实现这个方针要靠领导和老师，这包括一批解放前就敬业办学的老师和一批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师及解放前在教育部门的地下工作者，这是教育家和革命家的结合。如当时的校长郝人初，一部的胡一声(后任校长)，林远(后任三部主任及工农中学校长)，二部的马奇、魏群、方程等。(后来离开我校后，胡一声曾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林远任华东师大校长，马奇在人大任系主任，魏群任教育部教材编审主任，方程曾先后任北京人艺、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市委党校的党委书记)。在他们的领导下，一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和班主任抓学生德育工作，多数班主任是老区来的或地下工作的党员老师，如我的斑主任路开、杨明。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老师积极性抓学生智、体发展。
附中的健康教育，体育成绩从来有名，除了正规的体育课外，必须劳卫制及格才能升班，记得当时多数人能达到优秀标准，很多同学的10秒跳绳可达40次，5分钟跳绳达800次，运动会上女生的仰卧起坐达300多次，男生俯卧撑达200多次，因为他们每天坚持锻炼。每年的运动会更是全校的盛大节日，两天的比赛各部竞争激烈，一部的“冈底斯”排球队，四部的女篮，三部的女垒都是当时闻名于北京的球队，其中还出了一些国手，还有不少驰名的田径好手，如破北京百米纪录的马纪龙;我也在1954年北京中专、中学运动会上破北京市3000米纪录。
扩大为四个部是为了提高办学硬件，扩大办学规模，发扬一部长期办学的，改变学生的成分(将老区来的学生与原城市招的学生合并，并变为男女合校)。一个学校没有好的硬件和一定办学规模就达不到办学效益和保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办学硬件包括宿舍、教室、运动场、礼堂等校园设施和实验设备等，当时师大附中的规划不仅是扩大成四个部，而且计划新建校把四个部集中，第一次准备1950年在天坛建校，由于抗美援朝未实现;后又准备在圆明园建校，已在1952年先把二部迁出，最后也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虽未建新校四个部的办学硬件已改善不少，三部的校舍是接收了两所相邻的男女中学，其中一所占地很大，有较大操场，又在其中盖了宿舍楼、办公楼、大札堂，作为教学区;另一所为一处清王府，其中有亭台楼阁，作为师生生活区，特别是教育部把苏联援助我国的全套实验设备批给我校使用，当时的办学硬件在北京已属前茅。
办好学校的另一关键是师资，不管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附中学生从来乐道的是自己的这些老师，附中对聘任教师极为重视，当时中学老师可兼几个学校的课，但附中宁愿出高薪，一般都请专任老师。附中老师是老中青结合，以我在的三部为例，老一代的是一些学科知识造诣很深的教授，如教外国史的田农教授，曾任北师大教授，离开我校后任山东大学教授;教生物的李芳镜教授，曾任河北农大教授;教体育的房仲孝是国家级的体操、足球裁判，离开我校后任体育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年教师都是毕业于名校，是中学教学岗位上的校佼者，如教我们物理的赖中生老师、教语文的刘光启老师均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集中了全国多数大师级人物，有时招的学生比教师还少);数学吴祟实老师，一本范氏大代数讲了18年，达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其他如化学刘亦进老师、中国史宗家瑞都是北京的名师。青年教师都是北师大各系毕业的前几名，据说当时师大分配学生时，首先考虑附中老师，再考虑留校教师，我们的历史老师刘占武(后任中学校长)，地理老师李荣、马炳麟均是北师大50届高才生，他们不但饱读本专业知识，而且诗书字画各有所长，记得两位地理老师一手好画，讲课同时能把当地的物产地貌随手画出，使我们至今不忘。记得田农教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年轻的刘占武老师的老师，刘老师每次遇到田老师总是敬礼并遵称一声“田老师”，而且在他的备课用书中就有田老师所著“西洋史年表”。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不但是我们得到渊博知识的保证，也使我们体会到教师的尊严和贵任。
办学的另一关键是生源。一个学校的成名，首先要有好的硬件，领导和师资，但好的生源是常胜不衰的重要保证。师大附中出于当时是惟一的一所国立中学，可免学费，在全国招生。我所在的三部是新成立的，短短几年，在1954年高考全市大排队中，我所在的班，各科成绩均在前10名内，100%被录取而且是第一志愿，仅留苏、去清华、北大、北师大的就占了50%以上，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领导、师资、办学硬件外，生撅是很重要的，在生源上的特点是全国录取，综合学生成分，我记得当时我班共44人，来源是本校初中保送优秀生占1/4，按政策照顾外地调京领导干部及著名人士子女及华侨不足1/4，但是也要经过考试人学，另外1/2稍多是在全国考生中录取。我班就有来自北京、上海、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市和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学生。从家庭出身来看，既有多名部级领导和民主党派领导子女，又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子女，有的同学本身就是矿工、机械工人。本来北京同学是可以不住校的，但他们挡不住集体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的诱惑，许多人也住校了，大家相处得和兄弟一样。至今已半个世纪了，44个同学除一人早亡外.39个同学仍保持着联系，虽然生活在全国各处，但经常聚会，2000年为庆祝母校百周年的来临，我们和一部同届同学为母校献上一座“世纪之钟”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