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德加·斯诺怀着对中国人民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民党军队和“白匪”对中国革命严密的新闻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北苏维埃地区，探寻红色中国，把他在红区的所见所闻一点一滴的记录，后汇编出版为《红星照耀中国》，揭开无数当时令人无法理解甚至在外界看来扑朔迷离的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近日，我重读此部经典，内心依旧澎湃不已，整本书内容丰富而生动，看似故事一般精彩，却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正像列宁所说“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
《红星照耀中国》公正、客观的记录在革命战争时期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等掌权人物到诸多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吃穿住行等生活、心理状态，从侧面表现出红军以及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还原那段红色革命历史，消除当时世人对红军“赤匪”的误解。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斯诺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全世界。
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在红色中国，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财产，给农民重新分配土地，帮助农民种田，用真诚的行动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说服他们参与革命，加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因此，看惯了消极满足的中国人的斯诺，在红色苏区却看到了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完全相反的、令人吃惊的、“罕见”的景象：这里的人民生活愉快，百姓们“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看不到一丝战时紧张的迹象。红军总是不惹人注目的开进一个地方，“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百姓幸福劳作，充满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并对红军热烈欢迎和拥戴，倾其所有资助红军，支持孩子投身革命，很多知识分子、热血青年都义无反顾的奔赴苏区，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初到苏区，斯诺遇到了很多使他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是孩子的少年先锋队员为斯诺不叫他“同志”而不高兴，他写到“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在红军战士的身上，他发现了“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虽然几乎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中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这一种自信的感觉”。红军战士之间的团结也让他感到震惊“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通过亲身接触苏维埃的掌权人物，斯诺头脑中起先被国民党灌输的“狂热分子”、“无知土匪”、“强盗”等等印象被一一否定，甚至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他们是有气质，有风度，更是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一群革命者。书中对毛泽东这样描写到：“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除此之外，还有黄埔军校毕业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林彪；使地主乡绅闻风而逃的贺龙；九岁离家闯世界十七岁就带领饥民攻打粮仓的彭德怀；洛浦、徐海东、刘志丹、徐特立、林伯渠、左权许等许许多多优秀的领袖……斯诺这些详细且生动的描述，把我心里原本模糊而冰冷的革命者的印象变得亲切、鲜活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在这些优秀的革命者的领导下，在没有飞机、没有大炮、没有金钱、物资匮乏等艰苦的条件下，为了崇高的理想，用火一般的热情和铁一般的意志坚持革命，他们百折不挠、奋勇拼搏、自信乐观等平凡而伟大的革命精神让我的心灵经历了一次次的洗礼，让我明白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深深地根植于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的目标，根植于他们顽强不屈的精神状态，根植于他们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
今天，为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七十五年前这样一部经典的红色书籍是值得的。红军的精神，是一笔精神财富，激励着后来人发扬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激励着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投入到检察工作中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1936年的10月19日，是个举国哀痛的日子，在这天凌晨5时，我国的一位大文豪——鲁迅先生，逝世了。
记得我曾读过《风趣可亲的鲁迅》这篇文章，至今记忆犹新。文章讲了这么两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这样的一天深夜，鲁迅先生的邻居发生口角，越吵越响以至于鲁迅先生整夜失眠，第2天，精神不支生病了。当鲁迅先生的女儿问到他为何不去制止时，鲁迅先生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若去制止她们，她们心中必然有气，与其让三人都睡不好觉，倒不如我一人睡不着。”这只是鲁迅先生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从这件事情中鲁迅先生的为人也可见一斑了。他宁愿自己彻夜不眠，也要让他人休息好。在我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个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的多的人。
我心目中的鲁迅是个对敌人不低头，对敌人不屈不去不挠的人，是个对人民充满关心、愿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人民的人。这正应了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如此说的生活中，他也是如此做的。在生活中，他处处为劳动人民着想，处处为劳动人民考虑，处处将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鲁迅先生时刻在与黑暗势力做斗争，时刻在为劳动人民未来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代表，英雄的代名词，人民的亲人，中华民族的灵魂！
1930一1936年我在师大附中上学，现值母校95周年校庆之际，让我以深厚怀念之情，回顾在附中上学的情况。
(一)
“一二·九”运动中师大附中站在抗日救亡斗争的前列。1935年冬，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合伙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眼看就将华北拱手让给日本，平津危在旦夕。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在党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了。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经地下党组织发动，又举行了一次一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16日一早，反动警察就封锁了师范大学的东门，附中同学也出不去。清华、燕京的游行队伍从西便门冲到了和平门，站在附中西墙头上的附中同学纷纷跳下去与他们汇合在一起。最初有五六十人，后来增加到上百人，其中还有个别教师和工友。这支队伍在天桥、前门召开市民大会后被阻于宜武门外，直到傍晚。校内由李德伦等同学用从校方借来的钱买了大饼、开水送来慰问。晚上八九点钟游行队伍向菜市口行进，在校场口一带被警察冲散，围进死胡同里，有的挨了打，有的负了伤，李德伦头上被划了一个口子。
1936年1月2日，平津学生组成南下宣传团，在党领导下深人农村进行宜传。附中参加南下宜传团的开始时只有我和袁汝墉。途中又来了郭一鸣和王乃方，我们编在师大小队里，由师大领导。一个月的下乡宣传，锻炼教育了我们，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非常正确的。
1936年2月1日在石附马大街女师大召开全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成立大会，我代表附中参加。会上通过“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约规”。会后，在附中建立了“民先队”，到1936年暑假，附中“民先队”成员已有72人，成为党领导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也是全市中学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分队。
1936年2月我参加了共青团。1936年秋天，有团员十几名，年底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那时附中的团员大部分转了党，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
现在看来，“抗日救亡”是很平常的道理。谁不爱国?谁愿意做亡国奴?但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抗日救亡”被视为“共匪”，要遭到镇压。是抗日救亡，还是屈膝投降?每一位同学都要在两条不同的道路面前作出选择。通过“一二·九”运动，许多同学受了教育，认识到只有按照党指引的道路才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为了在附中展开抗日救亡运动，我们组织歌咏队，大唱救亡歌曲;组织时事讨论会，使同学认识形势的发展;出壁报、演小戏、组织香山露营等，用各种形式把同学广泛地动员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事实的教育，使原来埋头读书的同学也积极投人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有的表现很出色。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大多数进人了抗战前线、解放区或大后方。抗日救亡大潮锻炼陶冶了一批专家和干部。
(二)
附中在教学上有一整套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总结，我的体会是:
一、老师学识渊博，素质高，业务熟，经验丰富。
附中老师都具有二三十年以上的教龄，有不少老师是师大的讲师、教授。如校长林砺儒是著名教育家，治学育人有道，与蔡元培一样是受人尊敬的教育界泰斗。附中老师几乎人人著书立说，如策鲁安、王鹤清、李士博、韩问渠、韩满庐、徐弼光等人都有自己的专著，编辑出版教科书，自编自教，当然得心应手。他们上课时边讲边写，每课的中心内容，关键所在都是清清楚楚，深人浅出，绝没有拖泥带水。每课讲完还有五分钟光景，可供学生提问。
二、起点高，循序渐进。
附中是难考进门的。1930年初一年级收120名新生，内有三分之一是女生，报名的1500人。1933年高一年级收100名新生，报考的有1300人。当时学校有规定，初中毕业时大多数课程得90分以上，可以保送高中免考，我班有三名同学被保送。某科得90分以上可以免考这一科。我当时有三四科免考，考了第三名。
学校的课程起点高，高三理科方面已学完了大学一年级课程。像微积分、解析几何、高等代数、高等物理、有机化学等，都是英文版课本。英语课上还选修外国著名小说。
这么多课程，学生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不是。因为从初一就一步步严格要求深了起来，循序渐进成了习惯，没有感到作业负担重。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经常不上课。1936年考大学前三天才拿起书本，可以说毫无准备，但还是考上了大学。以此证明附中给学生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在大学读一年级时也毫不费力，等于把附中的高三课程又复习了一遍。
三、严格的管理。
学校有一套管理制度，无论教学、行政、人事、后勤等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
附中每年有师大毕业生来实习。实习生讲课，原任课教师也来听，事后还要补充或重讲，一点不含糊。考勤发奖牌，上课时老师点名划到，一学期没缺课期末发给一个奖牌，椭圆形中间有个“勤”字。如果三年都没缺课，除奖牌外，在大门口公告栏上公布名字，那是很荣耀的。
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不搞惩罚限制。当时校门在南边，一出校门就是厂甸。每逢春节，厂甸市场开放，我们中午就去逛，买些小吃，还买小玩具，泥制的小兔小狗，一动一点头，我们把它放在黑板上边，老师一写字小兔小狗就点头，同学就在下边笑。我们以为老师一定发一顿脾气，狠狠批评，结果不然。几位老师全一样，照讲不误，一直不理睬，大伙觉得没趣了，干扰课堂是不对了，便主动收起玩具，不再闹了。
教职工各就其位，忠于职守。负担全校理化生实验的刘惟一老师，一个人管那么多仪器、试剂，却井井有条，显然有一套科学管理方法。
四、全面发展。
功课这么多，群众性体育活动却非常活跃，锻炼成风。课间操、早操坚持不懈，学校里经常组织比赛。排球是附中拿手，在全市屡获冠军，常胜不衰。和大学队比赛也不在话下。师大有位陈教授，他女儿是附中学生。无论校内校外比赛排球，陈教授每场必到，一站半天，还临场指点。赛后，他自费请队员们吃顿饭，这可算是一位球迷老师了。这样的热心分子不止他一个。
足球在联赛中也常名列前茅，田径也是中学里的高水平。
学校西北角有个图书馆，可容800至900人开会，存书不少，环境安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图书馆内墙上是各班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办的墙报，多达七八种。1934一1935年，我和刘植岩共同办过一个墙报，以诗歌散文宜传抗日。
“一二·九”以后，革命歌曲在校园内广泛传播。《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码头工人歌》等，越唱越有劲头。有人说，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就是共产党，同学们不管这一套，照样唱啊唱!
(三)
重视培养一个好校风。
附中一直重校风建设。校歌对校风有一个明确要求，这就是“正正堂堂本校风”、“莫忘了诚爱勤勇”。我很怀念这首校歌，它鼓舞我向上、自尊、有理想。“诚爱勤勇”，这是校训。老师们率先以此律 己， 他们朴实无华、敬业钻研、科学育人，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同学们勤奋学习、艰苦朴素、团结友爱。
“正正堂堂本校风”，一方面说我校校风好，一方面要求我们正正堂堂做人、做事。培养了我们自尊、自信、自律，做一个高尚的人、为社会做点事的人。
校歌中还讲“附中是海，涵真理无穷。附中是神，愿人生大同”，指引我们有理想、有迫求，向往大同世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最后，校歌要求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这是我们学生的职责，是大革命时期劳工神圣的思想。
回顾过去的校歌，我以为吸取其中精华，一定要继承附中的优良传统，重视校风建设。
(四)
庆祝建校95周年，祝愿母校在党领导下，继承发扬母校优良传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把母校办得更有朝气，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母校正在蓬勃发展，阔步走进21世纪。历史教育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过去的胜利是靠党领导，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要靠党领导，培养21世纪接班人还必须靠党的领导。
教育寄希望于教师，殷切祝愿老师们继续严以执教，当好人民的育英人。
祝附中扬起新帆，在21世纪破浪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