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津湖》讲述的是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发生的一场令人悲壮落泪的战役——长津湖战役。影片通过讲述一个志愿军连队在极度严酷的环境下，在长津湖边，阻击逃跑的敌军，坚守阵地，凭借坚强的意志，与敌人英勇拼杀，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赞扬了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为国壮烈捐躯的不朽精神。
1950年，中国志愿军部队与美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交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将美军1个多师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歼敌1.3万余人，扭转了战场态势。这次战役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战，而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极端天气中，很多先烈是以端着枪的姿势被冻僵，体现了志愿军战士服从命令视死如归、冻成冰雕也不退缩的革命精神。
影片中让我感触最深的那一句“这一仗，如果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我突然明白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都是无数个英雄他们的鲜血换来的。最终我们的志愿军，打败了有飞机有大炮的美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历史不容忘却，英雄必须铭记。《长津湖》复刻了这惊心动魄的一战。但，再高明的电影叙事，终究也说不尽这段史诗的波澜壮阔与英雄悲壮。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永记长津湖的冰雪，永记冰雪里那最可爱的人和他们的不朽军魂。
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中国以前不会，现在不会，未来更加不会主动挑起战争！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什么是英雄，电影《长津湖》作了最好诠释。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240多万跨过鸭绿江，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作战。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只有火枪火炮。一场兵力悬殊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
为护送电台，志愿军一连队战士死人堆里装死尸。美军士兵为比输赢，对死人堆里进行一顿狂轰滥炸，硝烟弥漫，尘土飞扬，鲜血四溅。战士们强忍泪水，趴在石头上一动不动。他们是英雄!
大榆洞，警报响起！战士们纷纷涌进防空洞。还有重要文件没有取出，刘秘书和另一位秘书从防空洞又冲回了指挥所。几架敌机呼啸而来，扔下数颗炸弹。瞬间，指挥所一片火海，房屋顷刻崩塌。两人不幸牺牲。他们是英雄!
感恩节，美军正在军营里大快朵颐的啃食着烤火鸡。一滴牛奶滴落桌面，霎时就结成了冰。而在零下四十度的长津湖地区，志愿军战士穿着单薄的棉衣，蜷缩在雪中，用雪掩护自己，任凭风雪无情敲击，纹丝不动。饿了就咬一口硬如磐石的土豆，红扑扑的脸上露出必胜的信念，无怨无悔！他们是英雄!
我看了两遍《长津湖》，深深吸引我的就是整部电影洋溢着的爱国情怀下的英雄主义精神。
什么是英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英雄；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是英雄。英雄就是有抱负、不畏艰险强暴，为民族或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和平年代我们也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我要向钟南山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学习，向张定宇等人民英雄勋章获得者学习。将英雄精神根植于血脉之中，成为自己的英雄，成为生活中的英雄。我将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0年11月25日毛主席之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牺牲了，当秘书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后，主席的脸上已经流下了两行泪水，泪水像雨一样止不住地流，滴滴答答地滴到地板上，在红彤彤的夕阳照射下，那泪水显得这般的刺眼和扎心。
天渐渐暗了，毛主席擦了擦眼泪，转身坐在床头上，淡淡的目光望着写字台上的电报，嘴里喃喃地念着“岸英，岸英，这不是真的，你会回来的，我不该把你送去朝鲜”，双手握得紧紧的，不停地颤抖着，他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向写字台，身体微微地颤抖着，轻轻地拿起笔，那支笔似乎有千斤重，怎么也拿不起来，他闭上了眼睛，牙齿紧咬着嘴唇，拿起了笔，他紧紧地握着笔，却在半空停了下来，目光流露出太多的不舍和伤痛，颤颤抖抖地签了名。
他拿起电报又走向床边，把电报放在枕边上，躺了下来，屋外的北风呼呼地吹着，他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他一次次拿起电报，看着，念着，轻轻地哭泣着，他一夜未眠，泪水早已湿透了枕巾。。。
后记：本文是在阅读朝鲜战争后，以父亲的角度想象毛主席在痛失爱子后的感受，愿我们所有的人感恩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祖国的繁荣发展，致敬所有的先烈！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1950年10月25日，支援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打响了支援朝鲜的正义战争，就此，长达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这部纪录片后，我不禁心生感慨：中国志愿军的精神简直比钢铁还要坚硬！但是，我又不禁的多出了许多的疑问：这到底是一支怎么样的队伍？怎会有如此顽强的意志呢？
我认为，是因为他们有“打不垮，炸不烂”的后勤补给线，才得以胜利，才会有信心，才会有意志打赢这场仗。让我来引用一段纪录片中的一句话：“两条新铁路干线和四条新公路干线抢建完成。”听了这句话，大家应该会感到震惊，在震惊之余，也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工程量，有多少个现代工程队，能在两年内完成？所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意志是顽强不屈的。
记录片中也有一段话，令我深深地感动：“彭德怀总司令走到花圈前，俯下身子，认真地把花圈摆到了面向祖国的那一面！”我想，彭德怀总司令是在告诫正在祖国享受安逸的人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把自己的爱子毛岸英送到了朝鲜前线。最后，毛岸英烈士英勇壮烈的牺牲在了朝鲜。当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到毛主席的耳朵边，毛主席只是说：“要作战，就总要有人去，派谁去呢？我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儿子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在彭总司令发完电报的第二天，毛主席的秘书，在枕头边找到了被泪水打湿的电报，背面上写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要永远记住这段峥嵘的光辉岁月，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一定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练就一身本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墙上的挂历翻在1950年8月，应是月末，难耐的暑热似乎已经逐渐退去。署假里的成方街宿舍很静很静。我一个人在窗前独坐。那时的中学生根本谈不上有照像机，只有用笔留下那安闲的一刻。
挂历上方，党旗和毛主席的头像下，高举红旗的人潮如涌，表现了建国将满一年的人民对新中国创建者的无比祟敬和爱戴，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和信心。
上边的窗户打开了，下边的大玻璃窗那么明亮，真是窗明几净，正好是读书时节。那时既不知道“抗美援朝”和祖国的召唤即将到来，也没想过，明年此时高考的紧张已经过去，即将与母校告别。
瓶子里插了几枝从复兴门外护城河边采来的野花，让书也添几分郊野的生气。那时的护城河边，绿树青草，空气清新，行人稀少，更难见到汽车。记得毛鹤龄先生带我们参观北大清华，回来时几个人从北大正门一步冰歇地跑到西直门，又沿着护城河跑回宿舍。
隔窗望去，是东厢的山墙和通往正院的门廊。墙上的粉画依稀。花格木雕虽不精细，却也让人不免想问问这里曾是谁家的宅第。西厢住着高一届的学兄，东厢住着低一届的学弟，正房住着我们同届的师兄弟。星期天的院子里，时有不大悦耳的箫声、笛声、胡琴声，伴着嘈杂和嘻笑。我在这里修理常坏的自行车，也是在这里学会下围棋。
门房是饭厅，主食是窝头，副食已不大记得。是谁偶尔买来一点辣椒糊，成了大家争吃的下饭“菜”，更甭说那可以为之打赌的花生米。饭菜虽不多好，在当时也算不错。现在我们都已老了，可还没听说谁因这伙食影响了体质。
思绪回到画面，我们生活了近两年的成方街宿舍—我们亲切的家，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是高楼林立。
沧海横流，浪花淘尽英雄。从二战后1950年那届世界杯到本届杯赛，世界杯已有48年的历史，之中涌现出的球星不计其数。这48年中世界足坛技战术的变化，无不在这些球星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正是所谓“时势造英雄”。
这个时代从1950年到1974年。球星中突出的代表是贝利、加林查、尤西比奥等人。其中贝利拥有“球王”之称，代表性最强。
那时国际足坛是个人技术的天下，无论是进攻和防守对整体的强调都远不如现今的世界杯。尤其是防守时几乎全部是盯人，基本没有区域。在禁区前30米区域防守尤其不严，而在进攻中由于设置内锋式边锋，前场进攻多以几个人的局部配合为主，鲜见前卫和后卫的大范围扯动。
总的说来，那个时代的场上队形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显得比较松散。
贝利等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他们出色的球感以及盘带技术使对手在人盯人的条件下基本无法防住他们的个人突破。若没有几个人的“协同作战”，根本无法对付这些个人技术出色的控球队员。各队被迫安排更多的球员实施盯人，但这却给防守队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能够在对手传出球后迅速回到自己的本来位置，防住对手二线球员的插上或是另一名或几名前锋。
于是，世界足坛战术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首先在防守中出现。
二、逼迫的时代
从1978年世界杯开始，各队在防守中的策略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围抢为主，区域防守从这时开始出现。
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人们发现缩小对手的拿球空间、紧逼对手使其不能从容控球，是对付那些个人技术出色的控球队员几乎唯一有效的方法。1978年那届杯赛有“最粗野的一届世界杯”之称，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控球队员正是在对手这种防守策略下，被迫快速出球，于是从那届杯赛开始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球场上的节奏越来越快，铲球也越来越多。
边锋和内锋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退出了球场，取而代之的是边后卫和边前卫，他们在进攻时的责任是同前锋配合扯开对手的防线，防守时则要与中卫协同，或者是一起阻截或者是“拾遗补缺”。
以马拉多纳为代表的一代球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马氏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在对手的紧逼之下仍能准确出球和控球，并能灵巧地躲过对手利用身体的冲撞。在一对一的拼抢中，对手很难挤倒他。马拉多纳当然是世界足球史上百年一遇的人物，但无论是像他、克鲁伊夫和普拉蒂尼这样明垂青史的球星还是罗西、斯基拉奇这样昙花一现的人物，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他们在射门或传球时几乎可以不做任何调整，在身体处于任何条件下都能准确出球，并善于在小范围内移动和捕捉战机。
这些，都是在凶猛地围抢和紧逼下逼出来的。
到了1990年，德国人利用“352”这一基本阵形将紧逼和围抢推到最高峰。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中，德国人总能保持局部的人数优势。留给对手的空间在他们不知疲倦的奔跑中变得小得不能再小。在德国人成效显著的防守面前，几乎没有一个队能从容组织起进攻。有人给德国人的这种打法起了个凶狠但很恰当的名字：“逼迫”式踢法。
那届杯赛的进球，出奇的少。
三、速度的时代
以巴西人彻底丢掉了传统的局部配合和短传渗透，改之以简练的、更有效率和速度更快的进攻为代表，世界杯赛场上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时代—速度的时代。
这个时代始于1994年，直到今天。
巴西人打法的改变始于1990年，但收到成效却是在1994年，那一届杯赛罗马里奥和贝贝托向全世界证明了前锋进球不一定非要带球过人—只要你拥有速度。
在对手三五个人的逼迫下，最有效的进攻就是不停的一脚出球，利用整体的快速移动调开对手的防线。让对手跟在球背后疲于奔命。
无论是罗马里奥还是罗纳尔多，亦或是维埃里、欧文、苏克等等，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球星,题目除了拥有别人不具备的平衡感，球技外，还调用了超人的启动速度，能在30米，20米，甚至10米的冲刺中迅速摆脱对手。
可以预计的是，进攻技术的发展和定位球技术的提高一级国际足联对防守动作的限制将使世界足坛开始一个新的篇章，龟缩于禁区前的密集防守没有出路，即使惯打防守的球队也必须把防守扩大到禁区前30米区域。
足球赛将会变得更像一场田径赛跑，因为要想抑制住对手的速度，就必须拥有比对手更快的速度。但这不会是一场赛跑，因为这个时代对球员的传停球技术的要求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本届杯赛最大的成果就是让人对这种变革有了更深的认识，最后进人四强的球队，基本都是这届杯赛速度最快的球队。他们整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队。
令人高兴的结果是进球将会多起来，世界杯将变得更有观赏性。
1950年我考人附中初中，1956年高中毕业，到现在离开母校已整整40年了。我心里一直想着母校，惦记着母校的发展。我们年级在京的同学，几乎每年都聚会一次。我虽不在北京工作，但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赶来母校参加一年一度的聚会。大家一见面都兴奋地谈起中学时代的学习和生活。甜蜜的回忆，使我们忘记了经历过的曲折、磨难。
我一直工作在石油战线，从大庆到大港，又到任丘油田。1974年我在大港油田设计院工作的时候，曾邀请母校的老师们来大港参观。我见到了辛勤教导过我们的老师尚兴久、陈克歧、王文彩、龙淑英、陈锡芝等，当时就像久别的孩子见到母亲一样，有多少话要跟老师们说啊!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全国正在批判师道薄严，大树白卷先生。面对我这些敬爱的老师，我心情非常沉重，总想找些话语安慰他们。老师!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永远感激你们的教诲!20年过去了，现在可好啦!1996年阴历正月初四，我赶头班汽车从任丘市出发，赶到母校参加年级聚会，会上大家热烈讨论着迎接95周年校庆的准备工作。我觉得迎接校庆，首先要继承和发扬附中的优良传统。现在就我回忆写出几条作为向校庆献礼吧!
我人中学时，正赶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正从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百业待兴，困难重重。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全校师生情绪激昂，积极投人抗美援朝的运动中去。全校同学纷纷要求参军，到前线打美国鬼子。有一天早晨全校师生在礼堂听广播，当听到美国飞机轰炸我国东北丹东时，许多同学跳到台上，要求参军，要求到前线去，保家卫国。在欢送同学参军大会上，高一学生吴树德戴着大红花坐在主席台上。吴树德的父亲吴文仲老师代表家长讲话。他穿着大褂，一上台先扇扇子，台下一片笑声。吴老师说:“有人怕儿子去参军，就给他说个媳妇，把他拴住，我们可不能那样干。他就是有对象，我也给他断了，让他安心打仗。”这时台上台下一片笑声。吴树德复员后成了家体操队队员，并在世界体操大赛中成为第一个单杠冠军。50年代，学校政治气氛很浓，同学们都把自己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大家都积极争取人团、入党。学校党支部每发展一个人人党时，都在图书馆召开大会，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当时我还不是团员，但每次发展会我都参加。在讨论教导主任钱芳老师人党时，好多同学都感动得哭了。人们想的都是要求进步，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把如何吃好、穿好，升官发财当成最大的耻辱。我看了苏联电影《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很受教育，就报考了石油学院的管道专业。大学毕业时，填的志愿:大庆、新级、青海。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我们不考虑个人的利益。许多同学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自己的志愿。我的一个同学，他叫徐中富，学习好，经济条件也好，他响应国家号召，报考北京师范学校，愿当一名小学教师，报考师范的还有班干部冉乃彦、符气正、向玉梅等。学生中的党员、团员，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关心后进同学，做同学们的知心朋友，以团支部为核心，团结全班同学，形成友好的，上进的集体。
1952年全校召开表彰大会，表扬彭起超(彭德怀的侄子)和苏志义两位同学，他们先后在北海公园和天安门前玉带河中救过落水儿童。林远主任代表学校奖励他们每人一本书《为人民服务》。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大。
40年来，祖国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也不例外，我曾在不同时期，受到审查、批斗、游街示众、我曾想到死，但我一想到建设祖国的重担，’想到母校对我的培养，中学时代立下的哲言，我又顽强地活下来了。
我的老家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少儿时看到抗日游击队员、人路军战士，他们出生人死，为人民解放流血牺牲，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在中学六年，一直接受着党的教育。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形象，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工作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能每日平均睡眠不到四小时，坚持一年，不叫苦，不叫累。别人不愿干的重活，我愿干。有时于完一项设计任务，要掉十斤肉。这种刻苦忘我地工作，是母校教育的结果。为祖国服务，就是我们的天职。
1950年父亲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我离开了上海市立市西中学考人北京师大附中四部。从上海到北京第一个感受是学校政治空气很浓，好像许多事情都跟不上形势，尤其是当时延安来的同学，在学校团委、学生会、少先队中都起着领导作用。在署假举办党训班、团课对我影响很大，我参加了抗美援朝宜传，扫盲工作，还请吴运铎同志当我们的辅导员，很快我也当上少先队队委会主席。
第二个感受是附中的教师素质很高，教我们数学、生物的老师是师大教授，毛鹤龄先生教我们物理，她是北京市优秀教师，学校教导主任，还当过我们的班主任。地理老师讲课绘声色，以致我们年级有位女同学立志要学地理。附中教师有一个共同特点是讲课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当时许多学校没有实验设备，而我们却能做各项实验，还经常进行课堂直观教学。英文当时是很不吃香的，大都要改学俄语，学校当时坚持自由选学语种，我在上海一直学英语，这时改学俄语，有一些同学仍坚持学英语，直到毕业。我想当时学校坚持开设英语，是顶着很大压力，今天看来是正确的。
第三个感受是同学们都很团结，互相谈心，追求进步，我们班一半以上同学都参加党课学习，许多同学都渴望刚满18岁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高三毕业时，各班都有几名党员，我是班上三名党员之一，其他两位是陈图河和郭金雪。1952年的新年晚会上，我们全班同学都互写寄语，写在彩色纸上，我们称为“珍贵的友谊”晚会，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些“礼物”。
第四个感受是学校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年年要开运动会，并按不同部戴不同色的帽子(因那时买不起运动衣)。中午我们都在学校包饭，吃的是窝窝头、咸菜，大家都吃得很香。
学校生活三年，我天天从锦什坊街玉带胡同步行到和平门外学校，全程要走45分钟，每逢走到学校后全身是汗，年长日久，锻炼出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到今仍担任着金屁所所长的繁重工作，与在学校里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1950年学校谱写的新校歌，给我印象很深，对我一生的成长有着指导意义，教育我们要有“五爱”的品行，要健康好学，团结前进，学好文化，老老实实服务于人民。至今我能全部唱出来。时时刻刻牢记校歌内容，做到身体力行。
我非常热爱我的母校，时刻关心着母校，母校是我确立人生观的地方，我常常以自己是附中的校友而自豪，凡是路过学校门口时，总要进去看看(尽管现在没有认识的老师和同学了)。
我现在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负责两项国家攻关项目，指导数位博士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