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着沉重的步伐，“2012”总算安然地度过了,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却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增减。贫穷，饥饿，暴力，毒品，温室效应，核污染，能源枯竭……这一切血淋淋的字眼都让我们大意不得，生怕一个不小心就真得造就了世界末日。
有了问题，自然要寻觅解决之道。由此便产生了分歧：有的人认为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当下，首先解决手头上迫在眉睫的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将目光放长远一些，重点落在发展科学上，通过科技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尽管现代教育总是说着什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我想，人们从情理上可能更加倾向于第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同地球上遍布的其他种群来看，位于食物链最高端的高等哺乳动物，人类确乎是很小的一个种群，这种寂寞感往往让人对自己的同类有种天生的悲悯和感同身受。因此，当一个人每天面对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时，他那纤细而敏感的神经不可能不为之牵动。打个比方，假如有个地方发生了疫情，而你恰好有1000个金币，你是选择将这笔钱全部捐过去换成救灾物资，还是用它来投资科技，然后一边告诉灾民们等研制出来解药他们就没事了，一边看着成群的灾民在自己面前死去？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面一种答案吧！毕竟，投资科技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等产品研制出来，死去的灾民都不知道轮回到哪里去了，这么做颇有点“涸辙之鱼”的意味。
但当人文主义站了上风，而科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时，对于一个理性的社会来说同样是断断不允许的。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说过：“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类的活动范围是如此狭小，忙于地上的琐事而忘了看天是一种更可笑的无知。”泰勒斯由于忙于各种实验而生活窘迫，有一次他对那些嘲笑他尽做些无用的研究的势利小人说道：“你们可以嘲笑我没用，但要说知识没用，那就大错特错了。”没过多久，泰勒斯就通过自己观察分析天象得出的结果，推断出橄榄收成如何，在别人都亏本的时候狠狠地赚了一笔。
正如泰勒斯口中的知识那样，没有哪一样科学发明是毫无用处的；即使是看似无用的发明，它所蕴含的远见性与创新性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记得以前看过电视剧里的一个片段：两个人比赛谁走得直。第一人目视远方，脚印偶有歪处，路线却是笔直；第二人目视脚下，看似每一步都走得笔直，路线却歪歪扭扭。第一人赢了之后悠然道：“其实我们都没输。只不过我赢在了远方，而你赢在了脚下。”发展科学就是赢在了远方。让我们来做个假设：瘟疫第一天只有一个人染病，每个人每天会传染两个人，死亡率是40%，平时一直注重科学研究则只需10日便可研发出药品，而将资金大量投入救灾物资、平时鲜有科学研究，平息这场疫情要1个月。粗略计算一下，第一种情况下死亡人数约有7873人，第二种则约为27万亿人。长远看来优劣自是不言而喻的。
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存在：每个地方的环境以及发展程度不同，面临的情况也就不同。如果你是一个置身于灾区之外的人，你固然可以说：我选择首先发展科学，毕竟科学技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可如果你是灾区当地人，你手头有那些闲钱，你还会去投资科技吗？
1970年，赞比亚的玛丽•尤肯达修女曾写信质问美国航天专家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在目前地球上还有一些儿童由于饥饿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施图林格博士回答了一个故事：一个伯爵在瘟疫重镇不顾他人不解投资一个人研究光学器件，最后推动了显微镜的发展、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要我说，施图林格博士之所以能说出这番话，是因为他是个没有见过什么是真正的饥荒的美国人；即使通过媒体接触过，也无法体会到尤肯达修女那样整天处于贫穷饥饿环境中的震撼感。假如有一天美国发生了饥荒，施图林格博士却继续航天研究，结果可能是等他研究出个所以然时，美国早就消失了。“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的灾民如何等得及“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呢？
在我看来，每个国家、地区面临的处境不同，就应当承担不同的责任，做出不同的决定。哲学上说，决定事物性质的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发达国家可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以并有实力开始进行科学探索，将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世界各国承担各自的责任，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奋斗”不仅是个美好的憧憬，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最好途径。
记得电影《2012》的最后时刻，赫尔姆斯利博士说过“两天前我看到一句话，它的作者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他说：‘当我们不为他人而战时，那就是我们失去人性的时候 ’”，正是这番话让各国领导人一致决定打开方舟的大门，拯救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们。现在我亦想用这句话来向世界发出呼吁：是时候放下矛盾，为共同谋划人类的明天好好想一想了。
其实无论是人文还是科学，都是源于生活而反作用于生活。无论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最终的目的都应该只有一个——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