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说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都在直奔天堂，人们都在直奔地狱。”
——题记
如果要让我来形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着实有些吃力。我无奈只好向伟大的前人求教，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引用的狄更斯的名言。无论处于哪个时代，这段话都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当然，也包括当下的中国。
沧海桑田的不断更替中，一个国家已历经无数次波澜壮阔的岁月转换。而历史行进到今天，这个国家的社会面临着一波又一波激荡而又复杂的冲击。跌倒的老人扶不扶？被碾压的女童救不救？落水的姑娘帮不帮？……摆在人们面前的赤裸裸的现实像一面面犀利的镜子，一遍遍拷问着人们心底的道德良知。深陷纸醉金迷、权钱游戏的漩涡，一些人蜕化得空前的自私和冷漠，一些人唯利是图、善恶不分。更有甚者，将高尚堕贬成愚昧，丑恶美化成高明。这些错误认知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更腐蚀了时代肌体。
我闭上眼不忍再看，任思绪翻飞间仿佛听见一个浑厚的声音穿透历史的沉沉雾霭而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是的，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任劳任怨、默默奉献——这个年轻人确确实实以自己二十二载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践行了这句话。他短暂的生命定格在永远年轻的２２岁，他年轻的容颜永远定格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他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好儿女、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雷锋。有人说：雷锋是没有户口的，是三月里来，四月里走的。于是他升华为一种精神，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肌理，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做好事”成为人们通常对雷锋精神最朴素的理解。而这正是目前整个中国社会极度缺乏和迫切需要补充的精神养料。像雷锋一样忠于信仰、忠于党、忠于事业。雷锋说：“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从小党在我心中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它又是一种信仰般的光辉存在。“少年强则国强”，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愿意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在生动火热的改革建设中经受洗礼，接受锻炼，在党的哺育下茁壮成长。
像雷锋一样受恩知恩、知恩感恩、感恩报恩。雷锋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光荣应该归于党，归于热情帮助我的同志，至于我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善存一颗感恩之心，是成为一个讲品德之人的基本条件。有感恩之心才会有报恩之行。“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缘于他时刻怀德。而对于一个初中生而言，更为实际的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时刻提醒自己尽全力帮助和关心身边的人。
像雷锋一样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知行合一。雷锋的班长张兴吉回忆说：“雷锋的学习毅力不得了，白天黑夜都在学习，凡是有灯的地方都在学。”雷锋无论是当通讯员、拖拉机手、推土机手，还是当汽车兵，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工作在哪里，就在哪里闪光发热。学习雷锋，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宣传与口号。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是我们学生的第一要务，“刻苦学习，争做栋梁”不仅仅是一种决心一个信念，更是一种实践一种行动。祖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在这流火七月，让我们怀着如火的热情在晨间灿烂的朝阳下郑重起誓：学雷锋、心向党、讲品德、见行动！
我并不是走四方的人，只能从别人的文字里揣摩出中国城镇的模样。然而我总不满足这一点模糊的印象，固执地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所以紫薇文学社两次采风(一至周庄，一至绍兴)，我都去了，似乎是为了追寻往昔梦影与现实的距离而去的。
周庄与绍兴，均是名重一时的文化之乡。凭往日积累的印象，两座城镇本应是气脉相连，息息相通的。然而当我认真地走过看过之后，猛然觉察到两者间存在着太大的差异。如果说周庄是清纯婉约南绸伞、一路轻轻悄悄吟哦着古老旋律的江南秀女，那么绍兴就有如一位颇含英武之气、外柔内刚、豪爽果敢的烈女子。
在我，总觉得周庄过于柔丽了，在不知不觉中软化了人。吴侬乡音绵绵，江南小曲悠悠，周庄人在固有的恬淡中，十分安分地守夕着几座古桥、几弯浅水，异常平静地维系着祖辈沉重的文化，不再张扬，不再跋涉，只淡淡地归于尘土。因而周庄这类小镇少出斗士。即使同属于周庄文化一源的陈去病与柳亚子，这曾“决心以热血与生命换来民族生机”(余秋雨语)的志士，终于也在那片过于浓稠的柔情中沉寂了下来。而后，周庄这类清静的小镇更是凝固得毫无涟漪。
绍兴不同。或许上天把柔媚过多地倾注给了周庄，绍兴城便显得硬铮铮的了。绍兴乡人的言语远不似周庄人那么温醇，又直又急不打弯儿，绍兴高调的声韵也全然不同水乡小调的细腻，大有鹰击长空的大家气概。绍兴人从来都不安分。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起，便注定了绍兴的硬气。虽有雅致的东湖与鉴湖稍稍淡化，却也掩不住眉宇间的那份英气。于是绍兴理所当然地孕育斗士。从狂傲不羁的书生徐渭到“洒去犹能化碧涛”的女革命家秋瑾，其气质是何等坦率勇毅。还有鲁迅，这位与绍兴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华脊梁。他们统统给绍兴罩上了一层豪气。
要是说到气韵，总是周庄纯朴流畅。一色的古桥，一色的古楼，一色的古船，还有一色朴实得无以复加的周庄人，给人文化的感触远比绍兴来得真切。周庄处处弥漫着古文化的神韵，似乎随便走走，就能触摸到文化的存在，身心如同被净化了一般，毫无保留地融人其间，沉醉在千年的棋、书、诗、画的文化积淀中。如果不用心去感觉的话，我似乎会有一种亵读先人文明的愧意。而去绍兴，这种奇异的感觉便淡了许多。绍兴的历代文化，早已被摩登的现代文明割裂得支离破碎了。要想拾起零落的历史是很艰难的。不过今天，在绍兴，却能很别致地领略古今文化的迁移。我眼中的绍兴，总少了一份一气呵成、纯朴归一的文化气韵，少了一点能叫人接受文化召唤的感动。
偶尔出去走走，一时间直觉敏锐地偏向周庄。或许由于小城周庄距离我们太遥远，能勾起人对历史的沉思;而绍兴通近得多，分散得多。诚哉斯言——“有距离才有美感”。
我想起《双城记》中开篇时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最繁华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萧条的时代，我们永远在时代的夹缝里徘徊、挣扎、踌躇独行，天上地下人间更仿得找不到一个立足之地。而我却以为，不论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该怀着宽恕与爱，去面对这个世界、去活着。
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彼时改革初行社会动荡，英国贵族与底层贫民矛盾激化，资产积极戴着虚伪的面纱招摇过市，那算不上一个好的时代，换句话说，那并非一个适合文艺发展的时代。可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狄更斯并没有纵情歌酒怀着绝望的心情自暴自弃，也没有愤懑偏激、用一支笔写作生命的孤注一掷，相反他给当时的英国开出的一剂良方是宽恕与爱。他书写《双城记》、《雾都孤儿》，他写的不是革命时史，而是捕捉了那个时代的氛围，用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仇仇相报终无已时，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只有宽恕能拯救这个世界，仁慈如狄更斯看似最不适合那个阴暗的时代的，可是他能勇敢地直面它，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个社会，在最不适合的时期里做出了最合适的壮举。
而在现代，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我仿佛又看到了这种力量？?那个生活在巴格达的八岁少年卡马尔？哈希姆。他行走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那片土地，有这么一句诗歌形容这个时代的中东，“山坡上的灵车来来往往，日以夜继。”没有少年的玩乐，没有吃得饱的热饭，只有硝烟与战火，明灭不熄，多少人在贫民窟、难民营里祈祷，来生不要生在这里，可是卡马尔并没有，他拿着相机记录伊拉克的点点滴滴，每一个温情的画面：有老人坐在书店的门口阅读，太阳从棕榈树后徐徐升起，咖啡馆的门外摆着一杯免费饮料。这算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孩子愿意生活的时代，然而卡马尔用自己的微博的力量去记录那些爱与温暖，鼓励每一个伊拉克人勇敢地、努力地活下去，这是在最不适合的时期里最合适的救赎。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卒，然而又有多少人终生困于自己的生不逢时而最终郁郁而终。如那个错生在帝王家的亡国诗人李煜，如那个最忧愤了一生最终病死的贾谊。倘若他们能正视自己的年代，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什么，那么历史会否有所不同？
不论我们生在繁华的时代，抑或萧条的岁月，都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那不是残忍的力量，不是无情的力量，它或许微弱并伴随苦难，却能在深渊中带来光明，在坚韧中捍卫我们的爱 ??这便是生逢其时的全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