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片黄叶落下时，秋姑娘来到了我们身边，向人们展示出一幅绚丽的美景。
瞧，湛蓝湛蓝的天空，如同一块无瑕的翡翠，不时飘来缕缕白云。成群的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向温暖的南方飞去，撒下一阵阵暖暖的叮咛，消失在茫茫的天际。
听，大树抖抖手臂，“沙沙”，那是树叶道别大树妈妈的话音。树叶纷纷落下，有的像蝴蝶翩翩起舞，有的像黄莺展翅飞翔，还有的像舞蹈演员那样轻盈地旋转，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毯。
看，小朋友们像一群小鸟“叽叽喳喳”地奔向铺满金色叶子的空地上。我们把书包丟在树下，在落叶铺成的金毯上打滚、喜戏。有时我顺手拾起一片落叶，托在手上，叶面上的脉络清晰可见，有条不紊，如同整齐的图案，有时放鼻子下闻一闻，啊一股泥土的幽香沁人心脾，令人向往。有时我会找来一根绳子把叶子串起来做成头饰，戴在头上，哈，真的太有趣了，我变戴“金”的“公主”了。
我迷恋你啊，秋！我赞美你啊，秋！你带给大地的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带给小朋友们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两则调查的不同结果，揭示出同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人们的互相关心到底怎样建立。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和自然、社会比起来力量可笑的个人，面对着自然和社会带来的种种挑战与磨难，不免举目四望，到处寻觅着他人的理解和帮助。此种情感，我想世人皆有。然而，对于要求自己和要求别人的标准问题，人们就没有那么一致了。有的寻求、接受并赞许别人对自己的关心，别人若不关心自己，则“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另一些人(好像历来总比第一种人少)，在感激别人对自己的关心之余，也乐意慷慨大方，献出自己的爱心，就像包龙图唱的“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
人们对于两个问题意见的差别，就带来了一些麻烦。那些帮助过别人的人得不到回报，心灰意冷;更多的人整天抱怨没人帮助自己，感叹世风日下。于是，人们之间的关怀越来越少，因而也就越来越少有人去关心别人。
这也许倒成了“乐于助人”最受人赞赏的原因之一。 对此，我可以提出上中下三策。下策，就是大家自可以背对背、漠不关心，反正谁也不欠谁，以致“率兽食人”，世界成为阿鼻地狱一一这是疯话;中策是愿意关心别人的人，大家互相关心，那不去关心别人的，我们也不去理他，“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这是蠢话;这上策，就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互相伸出友爱之手，社会才最终可成文明进步之社会—其实只有这一策是可行的。 精神文明之光呼唤着呼唤不出来的，大家必须立刻行动起来。为了实现人人互相关心的理想境界，我愿意从“我”做起，先去关心别人，不管他们对我怎样，你呢?
夏天到了，炎炎烈日渐渐显示出它的威力，使人望而生畏。这天早晨，天气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在马路上走上十分钟，就大汗淋漓，干渴难忍。看看天空，似乎不像昨天那么晴朗，要变天了!
渐近中午时分，从遥远的天边传来了几声低沉的闷雷，云彩遁去了，太阳隐没了，天色阴沉了，整个天空似乎扯起了一张巨大的铅灰色布慢。又是一阵轰隆隆的闷响，空中飘落豆大的雨点，清亮而有力，砸在行人的脸上，冰凉冰凉的。不多时雨点变成了雨线，浓密而细长，似一根根透亮的利箭，从半空中直射地面，溅起细密的水花，转瞬间消失了。这时，先前沉闷的雷声变得清晰而响亮，似乎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由远处策马飞奔而来，亲临前线督战来了。于是，自空中飘落的雨线也加快了步伐，“沙沙，沙沙”，急促而有力，似万马踏过平川，如大军激烈拼杀。线条纵横交错，雨点相撞之处，腾起阵阵水雾，织成茫茫一片雨帘。噼里啪啦，约二十分钟，路面上有了两三厘米深的积水。原先焦渴难忍的树木、小草、鲜花，此时尽情地享受着清凉的甘霖，或振臂欢呼，或翩然起舞，那神态简直是欣喜若狂。路上的行人，尽管因大雨的到来而不得不止住脚步，然而也因为清凉的大雨驱走了炎热而无比欢欣。
震耳欲聋的雷声持续了好一阵子，似乎有些疲累了，想歇一会儿，发出的声响又回复到先前的沉闷而缓慢。雨线合着雷声的节奏，变得稀疏了，却又更大更亮了。砸向地面，如霞弹、似利箭。
一场好雨，下了约两个小时，下出了一个清凉明净的世界。
中国画家，一笔落纸，要求既显示出笔的妙用，又能显示出墨的魅力，这叫有笔有墨。
散文的语言，须有笔墨感，我称之为语言的笔墨化。
笔墨化了的语言，是有弹性的、有质感的、有力度的。它不像平涂在纸上而像立体的、流动的、活生生的，有时候，简直就如一句俗话所形容的:“百炼钢成绕指柔”。这样的语言超越了一般表述功能而产生韵致、格调。无韵无格的语言，如画面上无笔无墨的点、线、色块，承担不了起码的艺术表现使命。
这只有当我开始学写散文的时候，才体会到要把语言调弄顺当，太不容易。散文的遣词造句，不像诗那样有着律化的程式可以遵循。在散文中字与字、句与句的之间，完全是随心所欲，作者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但，怎样才是一种最佳的调遣呢?这就要在“随心所欲”中寻出个自我遵循的“不逾距”来。
难就难在这里。有时我写一篇几百字的短文，从初稿到定稿，每个字，每个句，几乎都需涂改搓揉多次，才能稳定到纸上。过后重读仍会觉得还可以涂掉重来，甚至发现语病。一般说，我每篇文章至少要改写三次。也就是说我写成一千字所花的劳动，换给文思敏捷的人可写成三四千字。，我只有用“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古训来鼓励自己了。但是经过这番琢磨之后，较之最初写出的文字，确会发生很大变化，多少总会形成点韵致、格调，即我前面说的那种笔墨化了的艺术效果。
然而，我所想望的语言的笔墨化，并非要求书面语言跟口头语言拉开距离。反之，我倒是要求经过一定程度的笔墨化的语言应向口头语言板依。
也许自我感觉总是靠不大住的，我自以为我的诗比散文好得多，而有些读者的判断恰恰相反。有位朋友当面对我说:“读你的诗，不如读你的散文。”另一位朋友在旁接口说:“读你的散文，还不如听你聊天。”这两位朋友把我的诗人的“桂冠”和作家的“蓝翎”全摘掉了。其实他们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古人论乐，有个著名的论点:“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耳。”诗、文、聊天三者，诗的语言加工程度最高，散文次之;而聊天纯属即兴，略无斟酌。从审美角度判断，真可能是诗不如文，文不如言，这没有什么奇怪，“渐近自然耳”。
使我首肯的，朋友们的说法道着了一个事实，我的散文，确实跟我的聊天有关。过去，我平时的话并不多，从不喜欢在人前高谈阔论。是“文革”教会了我思想，有了思想就想一吐为快。机会终于来了。三中全会后，开始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到1979年春节前后，在我当时生活的那座小城里，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到极点。从家庭到社会，从亲友相聚到公开场合，人们所谈论的热门话题无不与“三案”有关。我发现人们跟我一样都有那许多话要说，说也说不完，说到激动处，甚至掷杯投著，涕泪横流。我便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的感染下写起散文来的。我经常于夜深人静，将日间所见所闻，将我自己说的和别人说的，有选择地漫笔为记，并敷衍成文。由于这种取材方式，口头语言便直接影响着书面语言的形成。我也有意识地在遣词造句中寻求一种娓娓而谈或慷慨陈词的艺术效果，希望读者能忘记捧在手中的是我的文章而如直接面对着我本人—一个聊天者，一个发言者。
直至现在，这仍是我对于散文语言所努力追求的。如果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辨出我的语调，看到我的神色、我的手势，甚至能发现我特有的“语病”。进而诊断出我的心病”!那大概也就是我所期望的语言的笔墨化了。
当然，一个散文作者，不能被局限于一副笔墨:应有几副不同的笔墨供他自由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