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神通。”读书是我们一辈子都需要做的事，它能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让我们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能让我们拥有更充实丰富的人生。读了《金庸传》这本书，书中的金庸不仅仅只是将学习作为自己的爱好，更将它成为了人生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金庸从小就热爱学习，觉得只有学习才能让自己出人头地，成绩每次都是第一名，初一时用一年时间就读完了学校图书馆三分之一的藏书。可上天并不眷顾他，他十三岁那年日军侵略愈急，金庸父母双亡，他只能到处流亡。就这样他还是不忘学习，找了好几个地方读书，每次成绩还是第一名。但是国难之下，到处都不太平，他只能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求学，无数次的彷徨而过，偌大一个中国，几乎容不下他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1948年，24岁的金庸加入《大公报》，开启了一段传奇，也等来了和平生活。金庸晚年，80多岁高龄还去剑桥读博士，真正实现了一辈子都在读书。
金庸求学，不是到晚年才来“作秀”，而是在童年，少年，青年时一直在“作秀”，他穿越日寇的层层封锁去“作秀”，翻山越岭百转千折去“作秀”，他在不可能中寻觅一切可能去“作秀”。读书求学对有的人来说，是作秀是渡金，所以他们以已渡人，但对金庸而言，读书求学，是他终生不灭的梦想。
金庸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让人不自觉会想到司马相如的一句话“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金庸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中都可以这样努力的学习，我们生在这样和平的年代更要好好珍惜，笃定自己所爱，克服一切困难去追求。我要以金庸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
桌上那本《倚天屠龙记》还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书页轻轻摇曳着，窗外的余晖炫尽了灿烂，只是落下了一束微光，但书的作者却已驾鹤西去。
那天，妈妈告诉了我金庸先生的死讯，我只是不信，这位“武学大师”已不知被造谣离开人世多少次了，我翻开了手机，腾讯新闻标题黑体大字赫然浮现在眼前“金庸先生去世，又一位文学大家陨落!”我不敢置信地点开新闻，手指颤抖了许久，才翻阅里面的内容。
读完里面的内容后，我的大脑“腾”一下变得空白，耳朵里还萦绕着阵阵杂音，疯狂丧失理智般质问每一个在线的同学，“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每当对方默认或回答时，我的心似乎被什么挖开了，猛烈的巨痛把我拉回现实—这次是真的。
还记得二、三年级时，天天捧着金庸先生的书看，吃饭时紧拽着不肯放手，晚上偷偷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印象最深的是郭靖、黄蓉两人小小的背影，身旁跟着两只白雕，天地间万物模糊不清，流云轻轻在天上掠过，黄蓉语含笑音：“靖哥哥，我们去哪儿？”虽然看不到她的样貌，但想必也是双颊生晕，眼波流转，笑颜如花了。
我痴迷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是红花会侠肝义胆的总舵主在香香公主坟前洒泪的那一刻，是杨过殉情跳下万丈深渊时，亦或是洪老英雄那一句：“老叫花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句本不工整的对联，就是金庸先生这一生的荣耀。我每一本都仔细研读过，也许叹于郭襄的追寻，也许为程灵素的一往情深唏嘘，也许为阿九的痴情心如刀割，也许为阿紫，阿朱，萧峰三人的孽缘驻足。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那是李莫愁被熊熊烈火吞噬前肝肠寸断的质问。
斯人虽去，经典仍在。金庸先生仙逝，虽不能说再没有后起之秀，可是谁又能相忘于金庸所塑造的江湖？
感念我与金庸先生的作品相遇，让我有幸能涉足这瑰丽的书中世界，得以让我领悟何谓“侠之大者”和15部作品里金庸先生一直在诉说着的他理想中的一切......
再见了，金庸先生。
过去的中国人很瘦，鲁迅先生也很瘦；如今的中国人很富态，金庸先生也很富态。富态的中国人不再愿意看到鲁迅先生那些为瘦弱的中国人的疾呼与呐喊，富态的金庸便代替了鲁迅走进了中学生的课本。
因为现在全国是统一的，就把苏辙的《六国论》扔了；因为现在是新社会，课本里就不再需要《雷雨》。自然，金庸也一定要挤掉鲁迅先生坐镇中学语文教材。面对如此这般编排后的教材，编委薛先生自豪地说：“我们碰了以前不敢碰的东西。”
瞧，这话说的，多么大义凛然，仿佛经过长久革命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从此翻身得解放似的。只是，这话逻辑上的问题却是让我有些不明白了。既然“以前不敢碰”，现在凭什么就碰得了呢？是过去莫谈国事，如今言论自由了吗？显然不是吧。这位薛先生显然抱着一种态度，那就是过去不敢碰的东西如今碰了，就一定是对的。那在这里我不得不对薛先生提出一点建议，那就是走路离高压线远点，省得不自觉的又了以前不敢碰的东西。
先放下这新的旧的孰优孰劣的话题不说，单说他新编进的那些文章。其实重点并不是“金庸能不能进教材”，关键问题是，既然金庸进得，那其他人为何进不得？比如《诛仙》，同样是武侠类，文笔情节都胜于金庸小说，论新论论知名度更是金庸不能比，为何不将它也列入教材？既然金庸进得，那韩寒、步非烟、郭敬明、张悦然、《哈利·波特》又为何进不得？这些作品比金庸更新，文笔更好，受中学生欢迎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不能选入教材？如果差不多的作品都加进来，那么一本薄薄的教材又如何能够承载？让鲁迅、曹禺，乃至苏辙、欧阳修、司马迁让位于其，岂不是一种荒谬的颠倒吗？用冯小刚的话说，就是“教材不能编得烂到这种地步”。
薛先生认为，教材的变化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这当然是对的。但偏偏这位先生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教材，就急不可耐想要去跟时代。教材，不应该是用来证明编者自己“新即好，改即对”的无聊观点的工具，而应该是用来教书育人，传承民族精神，斧正不良思想的。把经历了岁月的磨练，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鲁迅等人的经典著作替换成只具有普通文学作品，证明了以薛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教材编者们，在面对时代的变化，因为缺乏大局观造成的手足无措和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事实。我不知道这位薛先生的身材怎样，如果不富态赶快吃富态吧，免得同为瘦人的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气活过来。那就不仅仅是改个教材就能了事的喽。
高中第一年的时候，金庸的武侠浪漫透过千山万水弥漫到我就读的县中学。一连串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后竟萌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自己写一部武侠小说!话不多言、，很快，写满三大本作业本的处女作—<天下英雄》问世了，当然仅限(也只能)班级内部传阅，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班上大部分同学的真名实姓都写了上去。本人自然是英俊潇洒武功绝顶的少年侠士，领着一帮江湖英雄(就是班里篮球队那伙兄弟)，对抗“邪恶”，反方一号头目则是教我语文的彭老师，因为他左脚有些不方便，我甚至给他取个匪号—千里独行客。
谁叫他老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宣传(当然不是正面的那种)。不料某一天风云突变，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我把其中一本小说稿当作作业交给了彭老师，而这一部分正是在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终于将千里独行客的首级摘下!你可以想象第二天上作文课时我这个冒牌大侠受尽煎熬的心情，大概岳不群坏事做尽终于被令狐冲拆穿之时也不过如此。彭老师夹着一叠本子，目不斜视地走上讲台，一如既往(或者说不露声色)地讲解昨天的作文。“我发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来啦。”我的头皮一阵发紧。“是攀同学的(故乡的狗》。”“还有这篇写作手法一也很独特。”“准备接招。”我深运了一口气。“题目叫(我想飞》。”左一篇，右一篇，好的坏的全没我的份，不可能啊，明明把那本画了一把剑的本子给交了上去，难道独行客的眼睛也出了问题?作文本总算发了下来。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一看，哇，一片红!从头到尾都有彭老师批改的笔迹。从段落的调整，语气的把握到标点符号、错别字的订正，都改得仔仔细细，认认真真，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无知少年的恶作剧，而是一篇令人爱不释手的好文章。
最让我不安和不解的是，彭老师在千里独行客几个字上划了一个圈，竟然写着“很形象”!翻呀翻呀，总算翻到最后一页，密密麻麻的红字写了三四行，大概意思是:本文擅自使用师长和同学的真名，并隐射他人的生理缺陷是非常错误和不礼貌的，作者应引以为戒!但文章想象丰富，叙述清楚，可以看出作者有一定的写作天分。“有一定的写作天分”，这已是我从未得到过的奖赏!何况是在这样意外的情况下。我捧着作业本，望着彭老师缓缓踱出教室的身影，后悔莫及。高中毕业以后我便再没有见过彭老师，那份小说手稿也早已无影无踪，但这件事情相信会在我的脑海中保存得很好，它给予了我太多的东西:包括对文学的兴趣，对自己的信心，以及，对他人博大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