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鏖战四起，生灵涂炭，一片争权夺位的风腥血雨中，天下名士，少有存者。唯有他，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他是阮籍。
天色昏沉，冷风萧瑟。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形销骨立的阮籍径自彷徨在山林小道上。即使他衣不解带侍奉在母亲病榻前两个多月，母亲还是去世了。跪在母亲坟前，想到日后与他相伴的就只有一座孤坟了。他悲从中来，颤抖着手，斟满两斗酒， 在众人惊异恐慌的目光中接过酒杯。一杯杯浊酒伴着凄冷的风入愁肠。阮籍不禁嘶喊“穷矣！”，他的头发散乱了，热流从腹中涌出，成为数升鲜血溅洒在土地上。咚！又是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他重重地瘫倒在地。
阮籍性至孝，可是司徒何曾却在朝堂公卿面前斥责阮籍是逆子，请求流放阮籍以正风教。
按当时礼制，父母去世三年，重丧三年，素食三年，禁吹拉弹唱三年，禁宴饮。阮籍置若罔闻，喝酒吃肉，弹琴均如故。
可不守礼制，便是不孝吗？
朝堂上，阮籍仰天长啸，拂袖而去。因为问心无愧。自然无需进退维谷。
春光明丽，春风和煦，阮籍微敞衣襟，竹杖芒鞋，难得面露笑容，悠闲自得地漫步在乡间小道。他却忽然发现有人家正在办丧事。打听得知，一位天生丽质、才情出众的少女花季凋零。良辰美景奈何天！天道无常，红颜就此逝去。他心生悲怜之情，不顾众人的疑惑、猜忌，整衣冠，丢竹杖，冲进灵堂，仰天大哭。虽然与那户人家素不相识，那哭声，比丢官弃爵、家破人亡时的死去活来更悲伤。抽噎变为号啕，号恸崩摧。
封建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陌生男子哭拜一位少女，显然不符合礼教。可阮籍不在乎。
阮籍比任何人都不拘礼法，却比任何人都爱得深沉，比任何人都坦诚率真。他爱亲情，爱友情，也爱世间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这，是至情，是他的风度。
所以阮籍被流言蜚语和讽刺、讥讽、斥责包围时，他正色反诘一句：“礼岂为我辈设也？”
世俗的规矩，从来不是拿来约束阮籍这样的人物。魏晋风云乱世，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专横跋扈，司马昭废帝弑君，多少权谋、手足相残，举世上下风声鹤唳，礼崩乐坏。而离经叛道的统治者却定下层层规矩，他又成了忠诚的卫道者。礼不过是统治者束缚人民的工具。反抗者必须上断头台。累累横尸吓坏了一批名士，把他们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
如今，人们知道阮籍大多因为那句“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司马家一连杀了多位他的好友。尤其是公元263年，司马昭杀嵇康，阮籍的心低落进冰谷。
嵇康行刑那天，洛阳城郊，荒草离离，阮籍如往常独自驾车，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前行。泥路高低不平，马车颠簸，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一条路走到了尽头，“难道真的没路了？”他又返回去走另一条路。直到一条又一条的路都走尽了，他就边喝酒边嚎啕大哭，溢洒出的酒与泪水沾湿了他的衣襟。被呛到了，他就拼命咳嗽，缓些了继续喝酒、痛哭。他哭得歇斯底里，涕泪滂沱，几乎要跌下马车。荒草野地间，草木听不懂他的诉苦。这一次，他哭得格外久，格外久。
是的，他不仅为自己的境遇哭，更为朋友哭，为亲人哭，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哭。
想哭就哭，随性使然，皆从本心，不矫情，不做作，这，是至情，是他的风度。
此时，世人仿佛看见容貌瑰杰、志气宏放、任性不羁的阮籍醉着，双眼含泪、怅然若失的跌跌撞撞。他口中一字一顿地吟出：“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
（指导老师：马源老师）
嵇绍是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儿子，他体态魁伟，聪明英俊，在同伴中非常突出。晋惠帝时，嵇绍官为侍中。当时皇族争权夺利。互相攻杀，史称为“八王之乱”，嵇绍对皇帝始终非常忠诚。有一次都城发生变乱，形势严峻，嵇绍奋不顾身奔进官去。守卫宫门的侍卫张弓搭箭，准备射他。侍卫官望见嵇绍正气凛然的仪青，连忙阻止侍卫，并把弓上的箭抢了下来。不久京城又发生变乱，嵇绍跟随晋惠帝，出兵迎战于汤阳，不幸战败，将士死伤逃亡无数只有嵇绍始终保护着惠帝，不离左右。敌方的飞箭，象雨点般射过来，嵇绍身中数箭，鲜血直流，滴在惠帝的御袍上。嵇绍就这样阵亡了。事后惠帝的侍从要洗去御袍上的血迹，惠帝说“别洗别洗，这是嵇侍中的血啊！”嵇绍在世时，有一次有人对王戌说“昨天在众人中见到嵇绍，气宇轩昂如同野鹤立鸡群之中。”后来就用“鹤立鸡群”比喻一个人的仪表或才能在周围一群人里显行很突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盛极了，谁能作得多而且好，就被视为顶时髦的大名士，受人钦羡备至。所以无论是朝廷宴享，还是友朋酬酢，都要赋五言诗，否则就会受人轻视。当然多数时候是文人们在角智逐力了，粗鲁的武夫们常是艰难置嚎其间的，即使偶然有人不识好歹，非要附庸风雅不可，也难保不因作得糟糕受到一番奚落。但是，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这定局了。
一次，梁武帝萧衍在光华殿大宴群臣，自然要大作五言诗了，当时著名武将曹景宗也请求参加。他是武帝很喜欢的功臣名将，武帝怕他当众出丑，就劝道:你劳苦功高，技艺也很多，人们是很服你的，又何必同文士们争强斗胜，万一失败，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不是好玩的。当时曹景宗已酒醉，力求不止。武帝无奈，就限定他以‘兢、病”两字为韵，作一首四句诗。谁知他并未费难，便作出了:去时儿女悲，归来茄鼓兢。丁昔间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在场的人无不惊叹佩服.这确实是一首好诗，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南北朝一个时代的诗坛上，它是皇冠顶上的一颗宝珠。
这诗好在哪里呢?
第一，它言之有物。虽然短短二十个字，却是一幅生动的图画，有壮士出征时的依依不舍，有凯旋归来时的喧天锣鼓，有过路人的羡慕惊观，也有立功者的得意忘形.第二，它流畅自然，四句一气呵成，毫无滞涩；其中没有一个怪僻的字眼叫人看了不懂，没一句叫人读起来感到拗嘴。第三，它有气魄。写的是军旅生活，而且是凯旋而归受人欢迎的雄壮场面，给人以鼓舞振奋之感。第四，它巧妙地运用了对比衬托手法，它将去时的小儿男女呢喃私语。依依不忍别去的情景与胜利班师的欢迎场面相对比，以过去衬托现在，又以过路围观者衬托主人公——立功将士。
这样的好诗，在齐梁时代浮糜文风中，与那些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相比，真是风入鸭阵、鹤立鸡群。
武人居然胜了文人。可怪么?也不可怪。曹景宗所以取扭胜利，我想:诀窍主要在于写真实的生活，抒发真实的感情，真情实感自然写出，毫不矫饰。
有一次给研究生讲魏晋人“宁作我”的独立人格，有学生问:我也愿意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您说该怎么办?
我真想告诉他:回家。
八年前，我遭遇到与我的这位学生相同的窘困;而且我向我的导师提出了相同的向题。导师赠给我四句诗: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处处不留人.我就回家住。
于是我决定回家。
归心早已似箭了，列车却在大巴山的隧道中艰难而缓慢地爬行。熬过不眠的夜晚和漫长的白昼，在次日的夜幕中，终于远远地望见了城市的灯火，望见了灯火后面妻子和女儿焦急的目光。列车晚点，到家已是午夜，女儿的笑靥在梦中绽放，妻子一个接一个地讲述女儿在幼儿园的趣事。我们都笑了，但我们都知道这笑声掩饰着或消解着什么。这是我们婚后的一个最寒冷的冬夜，雪花在窗外无声地洒落，屋子里弥漫着凯丽·金的萨克斯独奏《回家》，没有低徊与缠绵，在徐缓的高亢中透着执著与伤感……
《老子》说“归根日静”，任继愈先生将“归根”释为“回到出发点”。我回到了我的出发点，虽说无功而返，毕竟是“知常曰明”，尤其难得的是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虚静”。每周除了到郊外上几节课，大部分时间便是独守书房。我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心远斋”，重新开始已持续了多年的与包括陶潜在内的魏晋人的“对话”。
在“心远斋”读陶渊明，发现五柳先生的诗文中用得很频繁的一个词就是“归”。看标题，四言有《归鸟》，五言有《归园田居》，赋辞有《归去来兮》;读正文，“归”字乃至归心归意归情渗透于字行间。陶渊明之言“归”有两重意:一是与“仕”相对的“守拙归田园”，二是与“生”相对的“乘化以归尽”。前者是对生存方式的选择，是可见性行为;后者则是对生命的感悟，是形而上思考。
人生的出发点是“家”。但人生在世免不了有功名之念，于是便想要“出家”(离家出走)。然而，就在他离家的那一刻，“归与之情”便已宿命般地铸成。或者说，“出家”这一人生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酿造出“归家”情结。从此以后，无论他离家多远，也无论他是辉煌显赫还是穷困潦倒，他总是在“归家”的途中。人生旅程看似“征途”，实为“归途”。《庄子·齐物论》有“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列子·天瑞篇》则说“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失家”之可哀，不只是失去给予他生命和起点的家，而是失去赋予整个人生以意义赋予个体生命以价值的精神家园。
关于“回家”的这些思考，成为我撰写《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一书的最初动机。考察魏晋人的行迹，发现他们总是在“过江”，总是在迁播流徙之中;而细读魏晋人的诗文，则又可见他们总是在“思归”，总是在永无归期的“归途”之中。离家而又思家，思归却又不归—这一生命悖论，既酿成魏晋人的生命悲剧，又铸成承载这一悲剧的魏晋人格与文学的诗性魅力。我们看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既有从“邺下”到“南山”的空间之归，更有从“孕育”到“重铸”的心路之归;而魏晋人格的诗性建构，以“生死焦虑”为基点，在心历并神越了各个层面的人格冲突之后，最终归于对“生死焦虑”的消释和对“终当归空无”的体认。
我对魏晋人格的一个基本看法便是:悖论或冲突。岂止是魏晋人.今人何尝不是如此?我有将近六年的时间是“生活在别处”。流浪的日子，最爱唱的一首歌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经常策划的一件事是找一个理由(或机会)回家。而一旦真的回家了(不是暂居而是久住)，却又渴望着再去流浪。这一部《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就是新一轮流浪的果实。
姑苏城南的东吴园是静谧而青翠的。与她周围那些典型的苏州园林相比，东吴园拥有难得的大器与随意。我常常在午夜的校园里独自漫步，听维格堂前塔楼的钟声在夜空飘荡，悠悠地，似乎来自一个遥远的年代;而路旁的草坪泛着新绿，柔柔地，吸纳着从运河边飘来的梅的幽香。走进东吴园的静夜，仿佛走进我正在叙说的那些古老的岁月与古老的心灵。在士衡的故乡，我读懂了他的乡关之思怀土之情，读懂了他“欲闻华亭鹤映”的生死悲切;我也进而明了为何魏晋人的心理焦虑和人格冲突，只有到了江左玄言诗时期才有了消释与散豁的可能。
冬之夜，东吴园开始飘雪，我收到女儿寄来的明信片，上面醒目地写着“盼望爸爸早日回家”。我在心里呼喊着女儿和妻子的名字，想象着几天后与她们重逢时的情景。对我来说，是她们构成了“家”的全部意义，是她们赋予“回家”以永恒的魅力。风风雨雨十几年，妻子以她的爱心和聪慧，以她的坚韧和勤勉，支撑着这个家也支撑着我的流浪。也许有一天我又会“生活在别处”，但流浪者的归与之情永远在“回家”的途中……
提起“魏晋人”，，__.!然想起“邺下放歌”、“竹林酣畅”、“兰亭流筋”、“南山采菊”之类的风流故事。其实，只要读一读他们的作品，或者翻一翻(三国志)和(晋书》，便不难发现，魏晋人的“名士风流”之中，埋藏着无告的痛苦，那是无法消释的心理焦虑，是无计逃遁的人格冲突。
20世纪20年代，在广州的热天和雨天，鲁迅先生演讲“魏晋风度”，以他特有的冷峻与幽默，揭示“魏晋风流”背后的灵魂苦痛。到90年代，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有一本《阮籍评传)(高晨阳著)，细致人微地剖析阮籍及竹林七贤的人格结构。
个体人格是一种多重存在:理想与现实，内潜与外显，构成人格的不同侧面。对于文人来说，又多了一对矛盾:所写的(作品)与所做的(日常生活行为)。文士之人格，既存在于文本之中，又存在于生活行为之中，而这两种“存在”常常是很不相同的。阮籍的人格，定型在他的诗文中，是超脱、逍遥、不与世事，所谓“逍遥浮生，与道俱成”。细察他的所作所为，却发现他的功名之心并未泯灭:他为司马昭写《劝进表》，还向司马昭举荐贤才。《晋书》里记他登广武，观楚汉战场，感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后来苏东坡看出了阮籍的人格矛盾，说他“虽放荡，本有意于世”。
仕进?还是隐退?这是让魏晋人大伤脑筋的事，其痛苦的程度，不亚于哈姆雷特对“活着，还是死去”的焦虑。魏晋名士才大志产*其清淡的辞章中，咏唱的多是老庄“清虚玄远”之道;骨子里却是孔儒“德行功业”之念。要想干番事业，就得出来做官，可他们又是自由惯了的，口无遮拦，行无检点，既受不了官场的种种约束，又看不惯官人的欺下馅上，一不小心就会得罪权贵而招灭顶之灾。还是隐居吧。山野之中幽静淡泊、与世无争，却是清苦落寞，孤寂难握。连铁心归隐的陶潜，也有“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的孤独之感，更何况那些本来就在出处之间徘徊的大小名士?“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看看当今的文人，也有自己的人格冲突:在大大小小的文章中，指责社会的“官本位”和官人的特权腐败，但遇到“能当官”的机会，是决不肯放过的;一边礼赞书斋的雅远，诅咒尘世的势利与庸常，一边寻觅有无赚钱的机会……
魏晋人戚戚于出处之择，必然导致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心理焦虑:比如趋雅与逐俗，狂放与谨慎，虚静与躁动，祟礼与毁礼，等等。人格冲突在各个层面或维度展开，魏晋人备受煎熬，苦不堪言，又如何风流得起来?所以阮籍要说“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位阮步兵，或者是“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者是“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劫哭而返”。
当然，魏晋人自有他们消弥心理焦虑的方法:或在自然山水中淡平忧思，或在玄远之学中体悟哲理，或长歌骋情，或举杯浇愁……这种种方法能否真的见效就很难说了，正所谓“浇愁愁更愁”。值得欣慰的是，魏晋人在对人格冲突或心理焦虑的消释与化解之中，为后人留下了梗概多气的文学作品和自然真率的美学思想。
给学生讲魏晋人格，总喜欢举《世说新语》中王檬两次“对镜自叹”的例子，一次是叫着他父亲的名字说“王文开，王文开，你怎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儿子”;另一次则是3m命前悲泣“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常常是我的话音未落，讲台前哄堂大笑。但是，自从经历了那个飘雪的三月的寒夜，我就再也不敢将讲王檬的对镜自叹了，因为我害怕紧随其后的“哄堂大笑”，对于我那将是一种近乎残酷的黑色幽默。
那一年，江南的春天特别冷，阳春三月还飘着鹅毛大雪。电话铃深夜骤起，将我从梦中惊醒，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铃声送来的是一个噩耗:我的大学同窗A君自杀了。握着冰冷的话筒，我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对方嘟嚷着“断线了”而把电话挂上。
按照通常的逻辑，自杀者大多具有优郁悲观的天性，而A君绝对是一个例外。大学四年，A君总喜欢和男生们在一起玩，不是谈恋爱，而是玩男生的“游戏”.诸如打篮球、下象棋、拱猪牵羊(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扑克玩法)等等，时间一长，男生都把她视为英俊而调皮的小弟弟。不过，“小弟弟”也会针线活，每年寒假后返校都要为班上的男生缝被子—这件事弄得邻班男生羡慕、女生嫉妒。据悉，该班女生首领在寝室里曾郑重宣布:谁也不准给本班的男生缝被子，因为该首领自己不会针线活。
毕业后，A君回家乡工作。她的家乡是一座旅游城市，每有同学来此一游，A君总是全程陪同，决不吝时吝钱，依然是当年的“小弟弟”作风。等到我在A君的家乡和她重逢已是五年之后，我早已是“孩子她爸”，而A君依然独来独往。短暂的重逢后又将是长久的别离，A君送我到月台，在车厢外话别。此时，电视台正在月台上拍一场“离别”的戏，男女主人公在碘钨灯下“离别”了多少次仍找不到感觉。A君在一旁哈哈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A君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恋爱。
最后一次见到A君是在“天涯海角”。她新婚后随丈夫到海南创业，虽然也是客居，却像东道主一样陪我们全家环岛游，依然是频率很快音量很高的谈与笑，但那笑声已没有了大学时代的清亮与无虑。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生活真是一个怪物?它使天性高傲的小林夫妇变得庸琐，也使我们的A君变得优郁?
从南方过来的同学偶尔带回A君的消息:先是说她丈夫公司越办越大，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后来又说她负债累累，公司倒闭丈夫离异……作为老同学先是为A君着急，但我始终相信，性格开朗的“小弟弟”，会学当年流放澹州的苏东坡“一蓑风雨任平生”的。
也许，我们并不理解A君。也许，对于她来说，选择“归去”比选择“留下”需要更大的勇气。但不管怎么说，她才三十九岁。
如此人，曾不得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