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自来水哗哗流淌，而某君却不肯费举手之劳拧死龙头，拔一毛利夭下竞然不为，而只是空嚷一声“太浪费了”便溜之大吉。试想，这种见义不为的君子和见死不救的小人有何两样?人们对这种“动口不动手，的所谓君子表示义愤和唾弃，原是夭公地道、十分自然的。
而湮城一中黄庆瑞同学却别具慧眼，他看过漫画《君子动口不动手》之后，认为某君所以不动手，并非不愿，而是不敢，是怕“冒尖”，怕别人议论自己“管闲事”、“充积极”，总之是慑于社会歪风。因此，他认为不应苛责君子，而首先应该声讨社会歪
黄的意见不无道理。十年动乱，确实把社会风气搞坏了，而且时至今日也远未根除。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社会歪风确实鱼待解决。
问题在于:怎样解决?
黄庆瑞同学主张声讨。但是，几年来我们声讨得还少吗?广播、电视、杂志、报纸，不是天天在声讨吗?问题解决了吗?
对于那位君子，黄庆瑞同学劝他勇敢一些，希望他转回身拧死龙头。但问题仍然在于，“劝说”能使他勇敢吗?“希望”能使他转身吗?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劝说”、“希望”、“声讨”、“鼓动”之类舆论宣传，具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吗?
那么，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呢?
1988年2月23日《报刊文摘》——《苏联<刑法>规定:见死不救是犯罪》:公共汽车上，一位心脏病人突然发病，人们要求同车的一位医生进行抢救，可那位医生却无动于衷，袖手不管。“他因此触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第128条而犯了罪。……刑法规定:对上述犯罪的人处一年以下改造性劳动或罚款至多一千卢布。”
苏联的做法，对我们或许有所启发。
苏联那位医生碰见心脏病人突然发病和中国这位君子碰见自来水泊泊长流，情形很相近多公共汽车上的苏联人要求那位医生抢救病人和中国的黄庆瑞同学希望这位君子拧死龙头，情形也很相近，“要求”和“希望”的结果，我估计也会很相近:苏联那位医生无动于衷，袖手不管，中国这位君子，我看也不会因黄庆瑞同学的劝说而由怯懦变得勇敢，未必因黄的希望而真地回转身来。但有一点很不同:苏联有法，并且依法办事，动了真格的，而中国缺少的恰恰是法，因为无法可依，所以只好“劝说”，只好“希望”，只好依靠这类道德说教和舆论宣传。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苏联那位医生因见死不救而触犯了刑律，或因此判刑，或因此罚款，那么，那位医生还会见死不救吗?而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别人还会见死不救吗?这样，见死不救这类社会问题不就因有了严密的法制、规章而得到解决了吗?同样，我们对于那些“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对于种种错误倾向和社会问题，在进行“劝说”和“声讨”的同时，必须坚决依法办事，坚决动真格的，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总之，我不否认黄庆瑞同学的见解和主张，不否认“劝说”、“声讨”之类舆论宣传的作用，但不同意把舆论的力量夸大化、唯一化，而主张在充分发挥舆论力量的同时，切实伴以严密的法律、制度。这样，虚(舆论)实(法制)结合，双管齐下，社会歪风乃至诸多社会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中国历来重道德、重舆论、重“动口”，而不怎么重法律、重制度、重“动手”。我们已经吃过不少苦头。但“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们还是尽快建立起科学严密的法制系统来吧!